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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富、破产、迷茫、煎熬...钢铁去产能下的人生沉浮

2017-11-04 杨芳 财经网在线

“在唐山,至少60%以上的就业和钢铁行业挂钩”,一位当地居民这样形容唐山钢铁行业的盛况,“还有说70%的”。

从首都北京坐动车出发只需80分钟左右便可直达河北唐山,2020年高铁开通后,时间将更短,45分钟就到了。


唐山,南临渤海,北依燕山,毗邻京津,地处华北与东北通道的咽喉,是京津唐工业基地中心城市。要说唐山的工业,钢铁行业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坊间流传一句话:“世界产钢靠中国,中国产钢靠河北,河北产钢靠唐山”。


根据《唐山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唐山市2016年粗钢产量8831万吨,同比增长7%,在全国城市中继续排名第一,把唐山称为“钢铁之都”毫不为过。


从19世纪末零星建厂到今天的钢铁出口大国,在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历程中唐山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暴富神话、破产寒冬、去产能到今年扭亏为盈,钢铁行业演绎的“过山车”行情,唐山是个完美的缩影。


“在唐山,至少60%以上的就业和钢铁行业挂钩”,一位当地居民这样形容唐山钢铁行业的盛况,“还有说70%的”。


9月中旬,记者在唐山实地采访钢贸商、民营钢铁企业家和国营钢铁企业员工,试图勾勒出唐山钢铁行业近些年、特别是近3年在去产能政策影响下他们的生活变迁。


钢贸商:不忘初心干某件事,终究不会倒在这个行业上


“卖货才是王道,多卖才是赢家”,武建东拿出手机发出了今天的第一条朋友圈,配图里有一行醒目的文字是“人若有志,就不会在半坡停止”。


武建东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直爽热情,提起自己的老本行,总是滔滔不绝,“你要是做钢材的,我们聊一个晚上也不够”。2004年,他开始学习涉足钢贸生意,家里多数亲戚都是做钢贸的,学习起来也是轻车熟路,几年后便入伙了大舅哥的唐山兰格商贸,主要代销多个厂家的螺纹钢,目前手下有十几个工人。


虽然经验不及唐山老辈钢铁人,但武建东也算过来人,一同经历了钢铁市场的黄金和寒冬时代,而2008年则是一个分水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势迅猛,引发需求短期急剧萎缩,大宗商品暴跌,国内钢材市场主流钢材品种价格均大幅跳水。“钢材最高从5800元、6000多元,一路暴跌3300元、3400元才止落”,谈到当年市场行情,武建东仍唏嘘不已。


那年,北京正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赌奥运会期间暴涨,有很多存货的,一存一万吨、两万吨甚至十万吨。好多都赔钱了,还有跳楼的,真的不是瞎说。”所幸武建东的厂当时库存量不多,躲过了这次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效果立竿见影。2009年,经济数据、股市、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反弹。“我们当时囤了一万吨,这一波反弹把大家套到里面去了,钢材价格涨到了5200元左右就开始一直降,我们成本在4400元左右,然而没跑赢,到了3700元、3800元左右才卖掉”,武建东黑着脸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大宗商品暴跌,导致钢铁企业被迫大幅减产,2009年全球钢产量锐减21.5%。但紧接着在“四万亿”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下,中国钢铁业再度掀起投资高潮。到2014年,中国粗钢产量8.23亿吨,约占全球一半。产能过剩、需求低迷、价格暴跌等造成了钢铁行业2013年到2015年的3年寒冬期。


武建东用“亏损、破产、跑路”来形容这3年,“钢厂长期亏损,尤其是2014和2015年破产相当多。好多还不上贷款,跑路的企业也很多。还有些还不上贷款跳楼的。贸易商转型和破产也相当多。我们贸易商,规模小的赔几十万,规模大的、库存多的好几百万地赔。”


回想做钢材生意最初那几年,武建东总觉得在做梦一样,“2005年到2008年市场最好的时候,钢厂最高的利润可以达到每吨1800元到2000元,5、600元是很正常的。贸易商的话,如果恰当存货,在第一低价位置买进把库存做起来,在高价位上再卖出去,每吨利润也得达到500元到1000元左右。如果要赶上这波存货,仅一周的时间可能暴涨100-200元,存上100吨,过两天涨1、200元,稳稳当当赚1万、2万。那段时间大家贸易商全赚钱,闭着眼睛,有货就赚钱。规模比较小的,行情好的一年赚100万、200万都不是问题。”


2015年,钢铁行业迎来了历史最低谷,据中钢协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钢铁行业亏损超过645亿元,会员钢铁企业钢铁生产主业连续12个月亏损,全年累计亏损1000亿元以上。


“金融危机第一轮刺激计划完成后,其实,2013年钢铁行业就进入了困难期,为什么到了2015年才爆出整个行业亏损?这之前钢铁企业内部降本、挖钱、增效弥补了困难,比如储备压到最低限度、设备尽量不维修等。所以2014年、2013年、2012年整个行业困难还没有显现出来”,中钢协副会长迟京东分析道。


这样的行情一直持续到了2016年上半年。武建东清晰记得2016年春节后的价格,“一千四百六十元,历史最低价”,他一字一顿地说。


而之后钢铁行业大刀阔斧的去产能政策逐步落地扭转了整个行业的寒冬行情。

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未来5年时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至1.5亿吨的目标,此后与化解过剩产能相关的奖补资金、财税支持、职工安置在内的八项配套政策以及整体实施方案全部出台,开启了钢铁行业去产能热潮。


仅2016年,钢铁行业共压缩6500万吨过剩钢铁产能,超额完成了年初制定的4500吨的目标。2017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彭博商业周刊》发表了题为《开放经济造福世界》的署名文章,明确了中国的去产能路线图,计划在3至5年内,钢铁产能分别压减1.4亿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钢铁去产能的5000万吨新目标,截止目前,目标已将近完成。


迟京东分析称,原来的1至1.5亿吨是计划设想的,而最终的1.4亿吨是根据市场去产能情况最终确定了的。去年加上今年的去产能额已经接近1.4万吨了,所以未来去产能的困难非常小了,通过企业自身结构调整就能完成,不用再像过去大规模关闭落后设备等措施了。


去产能力度不断加码,市场效果也开始逐渐显现。据中钢协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利润由上年同期亏损87.5亿元转为盈利232.8亿元。


“现在涨到4000元左右,整个翻了一倍还要多,高炉钢厂利润好的时候也能达到每吨1000元左右,最少也在500元左右。一个普通的三四千员工规模的高炉炼钢厂日产量大概在五千吨,按照每吨500元盈利来算,每天就是200到250万元的利润,确实挺高了。贸易商的话,拿我们公司来说,销量比2014年、2015年增加了20%、30%左右,但是利润还是比较低,因为钢厂都把高的利润吃走了,而且行情转好后,做商贸的也多了,竞争比较大。所以,还得坚持……”武建东说。


图:唐山路南区隆惠源钢材市场一角,钢价行情上涨,库存区堆满了钢材 


对于未来钢铁价格行情的预测,武建东显得十分谨慎,“3500元左右就是高价了,如果未来涨到4500元以上就面临着下调风险了。未来还是看政策,不好预测。”他坦言,更喜欢和民营企业做生意,价格比较灵活,而国企定价权是十天一定,只要涨价马上推涨。“这次去产能对民营企业影响挺大,好多民企手续不全,设备落后就直接砍掉了,反而国企越做越强,利润越做越高了。”


从事钢贸生意十几年,经历过大涨大跌,在行情最低谷时虽然也做了点副业,但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老本行。武建东抬头望了望自己的仓库,螺纹、线材、盘螺并排陈列在车间两边,“这么多年了,其实对钢铁行业感情很深厚了,不想离开。很多时候也想过干点别的,但是干别的什么都不懂,还得重新起步,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不忘初心地干某一件事,终究不会倒在这个行业上的。”说完,嘴角还留着一丝笑意。


民营企业家:现在有点迷茫,不知道路在何方

“现在有点迷茫,不知道路在何方,未来还是看政策吧,现在有点乱”,民营钢铁企业家李文才嘴里嚼着一口米饭说道,已是晚上八点半,他才吃上第一口晚饭。近一个月来,他来往广州、海口、湛江等多个城市,趁热打铁多卖点货。有时趁出差海口的间隙,他会到海边走走,散散心。


2016年前,李文才公司有两三千个员工,而现在只剩下了几百人。“损失最大的还是这帮工人,以前拿着五、六千的工资,现在全让下岗了,国家也没什么补贴。”


和大多唐山当地民营钢铁企业家一样,李文才从小在钢铁家族氛围中生活,长大后,也自然成了家族企业中的一员。他干了钢铁行业十几年,而近两年的经历让他第一次感到极度的迷茫和不安。


在这场钢铁去产能大戏中,几家欢乐几家愁,整体行业效益提高了,但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可能损失惨重。“最近都是新建的设备、新建的车间,刚刚建完还没怎么生产,去产能就给全部去掉了。”李文才三缄其口。


图:一辆烧柴油的运货车正驶入钢材市场 


2016年,唐山全市共压减高炉15座,化解炼铁产能780万吨,压减转炉12座,化解炼钢产能829万吨,比省下达的任务多化解炼铁产能16万吨、炼钢产能106万吨。今年年初,唐山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7年钢铁去产能目标任务,全年压减861万吨钢、933万吨铁。


“实际上,每个省未来五年的去产能目标早在研究化解产能总体政策时就已确定了。按照五年总目标,再根据每个企业情况分到每年度,确定年度目标。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协商,制定各个企业的目标,并不是强制企业今年就必须淘汰多少,而是在计划五年目标时就确定了。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有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整体部署和安排,存在一些命令性和纰漏。但这不是国家的要求,更不是工作要遵循的原则,”迟京东强调。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2017年要全面关停并拆除400立方米以下炼铁高炉、30吨及以下炼钢转炉、30吨及以下炼钢电炉等落后生产设备。“不合标准肯定全部拆掉,合标准的按照相对优势产能来拆,基本上是拆小炉,保大炉,然而许多民营企业资金实力根本不足以支撑大炉的成本,所以唐山小钢铁厂全都关了,剩下的都是大厂”,一位当地钢企从业者说。


“感觉国家‘一刀切’了,”李文才说,“民营企业挺吃亏的。”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去产能政策‘差别化’?首先是民营企业占中国钢铁产能大头,大概占到将近60%,国有控股产能只有40%。第二,在过去很多民营企业里有大量的非规范民营企业,翻一下各个省公布的退出产能的企业,有些企业都从未听过。如果把这些因素扣除,实际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所承担的责任真的分不太清楚。我们曾经计算过,央企,宝武钢和鞍钢共两家就将近承担了近一千多万吨去产能任务,一个山东钢铁去了一千万吨。两三家企业好几千万吨就出去了,还能说全是民营企业,不是这个概念,”迟京东说。


2016年6月,李文才钢厂一共6套60吨炼钢电炉设备被强制停产了,“设备加起来就得2个亿,国家也没补贴,现在银行也不给我们贷款了,”李文才摇了摇头说。


没有了电炉,钢坯产不了,李文才无奈转变了公司经营模式,放弃了“自产自足”,只能外采其它厂高炉的钢坯,加工成钢材成品后再卖。“公司原来年产规模170万吨钢坯,现在全停了。外采成本增加了很多,以前每吨有四、五百元的利润,行情最差那几年大家赔钱的时候也有100元左右,现在只有50-100元左右的利润,大大缩水了。而现在没拆的高炉炼钢厂都是暴利,好的时候每吨利润上千。” 李文才说完,便沉默了许久。


经历去产能停产风波后,今年的全国性环保风暴对李文才的钢厂更是雪上加霜。“以前我们都用煤烧,现在改用天然气,每吨的成本多出了50元左右,”李文才摊着手说,“损失是无法估计的,好几千万。”


而环保压力对于炼钢厂来说可能更大,据一位钢企环保运营的工作人员分析,一个高炉的环保设备改良和改造可能得花三四千万、四五千万左右。“在供给侧改革层面,未来钢铁行业在环保技术改良升级、工艺结构调整是必然的,”迟京东认为。


图:唐山丰润区钢厂附近的一块玉米地,泥土裹了厚厚一层 


今年8月,环保部等多个政府和部门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明确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廊坊等“2+26”城市实施错峰限产。根据《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对及采暖季错峰生产专项实施方案》,石家庄、唐山、邯郸等重点地区,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50%,以高炉生产能力计,采用企业实际用电量核实。作为“2+26”城市之一,河北污染“重灾区”的唐山首当其冲。


唐山共6个市辖区、6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除了市辖区的路北区、路南区、丰南区、开平区外的其它区县,当地人称之为“外县”,即郊区。在去产能、环保力度加大后,原本市区的多数钢铁厂矿都搬到了“外县”。


图:唐山丰润区一家钢厂被拆除一幕,废渣铺满了一地 


“这次环保力度应该是我见过史上最严的,只要发现违规立马关停,今年就关了很多厂。以前这家钢厂高炉都冒黑烟,前几年排污超标了,还拿钱给环保局买指标。没办法,地方也有保护主义,也不会全关,还指着它交税,解决就业和拉动GDP。现在,不仅是市里,省里,还有中央的环保部门不定时抽查,有官员还掉了乌纱帽,所以也太不敢作假了,”一位钢企员工指着旁边一家高炉里冒着白烟的钢铁厂说。


钢厂门口几米开外,是密集的居民楼,屋顶都是厚厚的土,旁边的一家商店,门帘已经看不清颜色和花纹,被厚厚的尘土层层包裹着。“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几年还好点,外面还做了防尘栏,设备也换了好多,”一位在工厂上班当地村民轻描淡写地说,“周边好几个村的村民都在这儿上班,好几千人呢,还有外地来的也很多。占了我们的地,肯定也得给我活儿干嘛。”


“去产能和环保相关政策力度非常大,直接影响了市场供需平衡和钢价行情。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国家解决下工人就业问题,”武建东说,“现在有点乱,京津冀很多建设类项目都停工了,对钢材需求影响挺大,未来还是得看政策。”


唐钢员工:以前每天上班高高兴兴的 现在天天勾着日历过日子

戴着蓝色工牌,穿着公司刚发的一身淡黄色工作服,扎着两个小辫,刘小玲手捧着一堆证明资料,轻迈着步子走进了唐钢,开始了她人生第一天的工作。那个时候她才17岁,1988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唐钢,一份让所有唐山人都艳羡的工作。“那个时候当地小伙儿,只要说他是唐钢上班的,不管做什么的,找媳妇都是随便挑随便捡,条件是非常好的,”刘小玲说。


那时中国正处于工业快速发展时期、制造业上升期以及城镇化初期,钢铁行业作为工业、基建、装备制造等支撑产业,正处于高盈利快速发展时期。唐钢作为全国钢铁行业的龙头国营企业发展迅猛,一度风生水起。“从我进厂到2006年,唐钢发展非常非常好的,1988年晋升二级企业,之后晋升一级企业,是所有人都很羡慕的一个企业。最后却衰落下来了,”刘小玲面露苦色,叹了叹气。

金融危机的前十年,刘小玲在厂里什么都做,计量、炼钢、会计等活样样都拿得出手,“当时每月工资300、400块钱,但已经很知足了。当时生活水平比较低,唐山平均工资也只有100、200块钱。那时候上班天天高高兴兴的,不管是倒班也好不倒班也好,上班都特别愉悦。那时让一周休一天,我都不愿意。大家一起干活,干完了歇着聊天,挺有意思,”回想起以前的生活,刘小玲眉间皱纹都舒展了,眼角皱纹拉长了。


图:唐山古冶区一家钢厂高炉正冒着浓浓的烟,厂门外是居民住宅区 


而从2008年以后,整个钢铁行业开始走下坡路,钢价一直跌,企业效益越来越差,她的生活和工作也一天不如一天。“2008年以后就慢慢变得不太好了,尤其2012年以后。单位2011年还按时发劳保,2012年以后就没有劳保了。”


也是在这期间,刘小玲被分配到了唐钢下属公司,工作地点辗转到了外县。“这个分公司一直盈利不好,常年亏损,好多年纪大点的、能力不太强的都分到了这边。业绩很不好的几年,奖金都调低了30%左右,”刘小玲瞪大眼睛说到,“我最低时拿过300元奖金。”


那几年,刘小玲周围许多同事有等退(内退/早退)的,有转岗到“外县”的,有离职下岗的,公司员工从之前的1000人减员到400多人。


而让她记忆最深的还是2015年,钢铁行业最困难那年。刘小玲的邻居,在唐山另一家国企钢厂上班的两口子因等退2年了未拿到一份补贴工资,被迫去单位厂房跳楼要钱,“最后没出事情,厂里迫于压力给了补贴,但其实也没全额给。现在又拖了这些内退员工大半年的工资,一分都还没给。一家老小都指着老两口工资过日子,非常困难。还有好多员工因此都得抑郁症的,特别可怜,”刘小玲皱着眉说,“唐钢还好点,至少等退的那些员工,每个月400左右的补贴还是能拿到手的。”


刘小玲同情着他们的遭遇,也为自己担忧着,“随时随地面临着明天就不用来了或者被分到别的单位去了。


刘小玲母亲在当地国企陶瓷厂干了一辈子,父亲是铁路老工人,丈夫在矿山,都是老国企。从踏入唐钢至今已有32年,她很难想象离开了单位还能去哪儿,做什么,“我现在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个人企业都干得红红火火的,国有企业是经营管理理念,还是管理制度问题,为什么都不行了,”她纳闷道。


“在中国工业化开端就有了这些国有企业,延续下来很多历史问题还没解决,它背着很沉重的负担做市场竞争,有点困难也是很正常的,比如‘三供一业’问题,至今也未完全剥离,”迟京东说,“在体制机制上,比如投资决策做一个项目,民营企业马上就可以干,三个月就可以干出一条线,国有企业可能连决策权都没下来。民企决策快、建设快、投产快,而国企决策慢、循规蹈矩,生产和回款慢,在节约成本上,也没有民营企业有那么多手段,最后磨磨唧唧一个生产线人家一年都干完了,你可能还在等决策,等决策干完了,市场可能变化了,人都把钱都赚回去了。所以,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不解决,国企根本没办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2016年,钢铁大力去产能后,大部分钢企开始盈利了。“听说今年单位有3%的员工涨工资,让多少人羡慕啊,”刘小玲已记不起上次什么时候涨过工资,“至少有七八年吧”。如今钢厂效益变好了,她打心里高兴,但心里的石头仍未落下,“我挺支持去产能和环保限产的,这是好事,小时候空气多好。但希望国家合理利用这些工人,不要让他们下岗,老百姓都很不容易的。”


“现在一说上班来,不管是岁数大还是年轻的,不只我一个特例,好多人倒计时差一年、两年退休,甚至按天数,天天在日历来上钩日子,”刘小玲强调了一遍,“是真的,在我周围好几个都这样。”


“去产能本身并没有多大困难,困难的是去产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员工安置。尤其是国有企业职工,好多大半辈子都待在单位,你让他突然下岗,他可能也不知道做什么。国企员工潜意识也停留在计划经济的状态,国有企业应该养员工,所以解决起来比民营企业困难太多,代价也很高。目前来看,很多离开的国企员工可能也没有完全离开公司,可能有问题需要花钱还是去找原来企业领导,”迟京东举例说,“有的企业原来测算过,如果让一个职工完全离开单位自谋职业,没有二十万三十万下不来。首钢就是例子,当年搬迁时候大概一个职工的费用得二三十万。”


迟京东介绍,目前对下岗职工安置,国家会支持一点,剩下的还是靠企业资金解决,根据各省情况不同,少的一两万,平均到人头补贴大概两三万。“而那些不合规生产的、国家严令禁止的企业,或者没有正式合同的员工肯定没有补贴。”


“国企还好点,我们民企员工什么都没有。老板什么都没说,就让回家待着,等通知。”一位即将下岗的民营钢企员工说。他所在的钢厂将于9月底再拆掉两个高炉,好几百个人都“放假”了。谈到未来的打算,他笑着调侃到“放什么假,还能干什么,重新找工作呗”。


“现在很多报道说唐山人均年收入排多少名,真不知道数据哪里来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你听过吗?”,临走前,刘小玲说,“想想那个时候这句话有多空洞,为什么现在也要这样玩虚的,太累了。”(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文才和刘小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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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赶超香港后又烂尾楼遍地,泡沫破灭后它该如何断臂求生?


城市就像一部连续剧,你不能永远只观看其中一集。对于鄂尔多斯,我们只熟知其暴涨暴跌的“前半生”,可是现实永远不会戛然而止,生活仍在继续,你可知它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而这座著名城市的起伏沉落,又能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


长期在建筑工地打工的老白,2003年东拼西凑入股一个煤矿1.5万元,一年后回报50万元,二年后便超千万元。这样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人们对于鄂尔多斯的印象,往往始于这样的故事。在那个黄金年代,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


而2000年之前的鄂尔多斯,却是鲜有人知。那时的它还保留着原来的名字,伊克昭盟,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园所在地。


那时的它还是贫困的代名词,地理条件在中国版图上既偏又远,其面积虽然接近浙江省,但是近一半面积都是沙漠。而经济则是在内蒙古长期垫底,下辖8个旗区全是国家级贫困县。


即使是在市府所在地的东胜,也没有什么高层建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可形容为:出行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看门基本靠狗。


然而,上帝是公平的。在贫瘠的土地之下,地下资源储量之丰厚,全球罕见。



全域含煤面积占70%,准格尔、东胜和卓资山三大煤田横亘全境,探明储量占全国六分之一、内蒙一半,此外还有全国储量最丰的钾盐、高岭土和天然气。


2000年之后,一切突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全球大宗能源资源价格全线翻倍涨价加之主要供能地区的动荡,使得能源供应短缺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于是,国家制定了“以煤炭为主体”能源策略。


借着能源的东风,那个垃圾靠风刮,雾水靠蒸发的伊克昭盟突然跃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实现暴富最为快捷的时代。




只要拥有一座煤矿,你就可以瞬间拥有一切。


煤矿煤还没出地面,煤款就已预付,坑口的车辆排成长队,一天下来现金就装满一个麻袋,只得让银行运钞车来保驾。自采还觉得不算暴利,就专事“炒煤矿”,各路资金都能够追随而来,兜里拥有超5亿元现金也不算新鲜。


这种我们今天看来做梦一般的暴富故事,在那时的鄂尔多斯屡见不鲜,而人们对于鄂尔多斯的印象,也由此开始,那时,人们的中心话题都是“鄂尔多斯究竟有多富”。


据说,鄂尔多斯的出租车都是路虎;据说,北京的房子鄂尔多斯的富豪都是整栋整栋的买;据说,鄂尔多斯的富人们打飞的去重庆,只是为了吃一顿火锅。


无论这些街头巷尾的谈资是真是假,鄂尔多斯的增长都是有目共睹。2000年至2012年,鄂尔多斯经济增长率超20%,人均GDP甚至一度超越香港而位居全国第一。


欲望总在不断生长。面对突然暴涨的财富,大多数人都想让它更加暴涨。于是,大批的资金通过遍及全城的民间集资,进入了楼市。


即便你没有任何门路,也可以把钱通过大街小巷的典当行放出去,拿到最低的两分利息。而这些钱再几经转手,最终进入楼市中。而随之而来的房价飙升又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进入,为原本就滚烫无比的楼市不断加油添火。


用一句话概括这一过程,就是将地下的煤转变为财富,然后存入地上的存钱罐——那些永远也不开灯的房子。



2010年,鄂市GDP财政收入239亿元,GDP264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竟然达到了1898亿,占到鄂市GDP的70%以上,而其中约一半投向了房地产。


随着房价的逐渐疯狂,民间借贷也迅速生长。


房地产的大跃进式开发带来了庞大的资金缺口,为了搭上这轮财富顺风车,许多人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加入融资大军。


为了有更多的钱放贷,当地人开始习惯于银行贷款消费,而把房子抵押了换钱放贷,这个如今看上去高风险的举动,在当时却是家常便饭。


那真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干什么都挣钱、吃利息高过领工资。而房价也不负众望地一路飙涨,一套原来每平方米2000多元的房子,到年底就变成每平方米5000多元了。



天欲使其亡,必先使其狂。


2011年,鄂尔多斯突然又迎来了一次巨大的转折。


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度发酵、全国性楼市的调控风暴其实已经吹响了危机前的号角,只可惜鲜有人听到。甚至在楼市调控风声鹤唳之际,鄂市新开工的商品房面积仍高达2000余万平方米。


直到苏叶女的投案自首。一石激起千层浪,民间借贷,终于显出了它狰狞可怕的真实面貌。


苏叶女,这个鄂尔多斯农村出身,不识几个字甚至看不懂账目的女商人,靠买彩票中了7万元开美容店起家,后约定与高俊亮合伙投资煤矿,于是她以月四五分的高额利息从亲戚中融了约两亿元,以同样的利率借给了高俊亮,但不靠谱的合伙人并没能按时还钱。为了偿还债务,苏叶女开始继续以投资煤矿、酒店、开发项目为名融资。


利滚利、息生息,这样的巨大的骗局总有玩不下去的那一天。直到2009年,她因无力偿还债务而投案自首。两审法院认定,相关民间集资数额被超过12亿元,涉及300多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


鄂尔多斯又赶上了2012年的煤价下跌,对于每年产几亿吨煤的鄂尔多斯,降掉的是巨额利润和税收。


而房价泡沫的破裂和民间融资的断裂更是致命一击,房子卖不出去,两万房价甚至暴跌至两千,花巨资整理出来的土地突然变得一文不值。



2012年当年,鄂尔多斯市的财政收入增幅从2011年的48%直接跳水到3%。


而曾经车水马龙、人人疯抢的楼盘之前,此时却是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在图纸上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却变成了街头巷尾的停工楼盘。


曾经到处涌动的热钱,都沉淀在这些随处可见的烂尾楼中。曾经唾手可得的金钱,此时反而变成了最为稀缺的资源,以物顶账开始成为普遍现象。



在当地,开酒店的用住宿卡抵债,开酒厂的用酒抵债,房地产开发商用房子抵债。


一名开发商如此说道,“以前是拿到批文先盖个售楼处就开始卖房子,现在是,只要有规划,哪怕这房子还没盖,空气也可以拿来抵债。”



只有经历之后,方知道痛的滋味。只有经过雨的洗礼,天空才能更加晴朗。历经起落的鄂尔多斯,终于开始反思。


2014年7月,鼎鼎大名的苏叶女因集资诈骗罪被二审判处死刑。这似乎可以看作当地对于民间集资展开清算的重要结点。


房价崩盘、债务崩盘、煤炭崩盘三座大山的确重创了鄂尔多斯,导致其元气大伤,但还好,它并没有被打败。几年的休整期之后,许多当时被击倒的人又重新站起。“是时候干点什么了。”


一名商人这样说道:”我们鄂尔多斯已经过了三个冬天,习惯了。如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能守得住这些财富。”


鄂尔多斯成于煤炭,而后来也败于煤炭,如今的求存,仍然在于煤炭。


煤价的暴涨暴跌就可以轻易地撼动一个城市的起落,这样的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于是,煤炭产业加快转型的浪潮开始兴起。


“煤转电可增值2倍,煤制甲醇可增值约4倍,煤制油可增值8倍到12倍;一条煤炭深加工循环经济产业链,平均比单纯输出煤和电增值6到10倍。延长产业链,能最大限度地创造出经济价值和环保效益,这就是煤炭等资源型产业转型的潜力。”鄂尔多斯人算了一笔账。


“围绕煤超越煤”,成为了当地的新口号,把乌黑的原煤变成纯净无色的天然气,走资源转化增值、企业循环发展的道路,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于是,一座座当地民企汇能集团投资建设的煤制天然气项目纷纷落成、稳步推进,大多占据技术前沿。


它们的成长,将是鄂尔多斯“起死回生”的坚实基础。



在鄂尔多斯的暴富神话之后,“鬼城”成为其又一谈资。许多人都对其房地产业摇头叹息,认为其再难挽回,然而,鄂尔多斯,却以另一种方式,让烂尾楼得以重生。


康巴什是鄂尔多斯市政府办公区所在地,这里曾被称为“鬼城”。然而现在的它,却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区,是我国第一个以城市景观为载体申报被批准的国家4A级旅游区。



在经过那场财富过山车式的惊险大跃进之后,面对全城烂尾楼的困局,鄂尔多斯决定三年内不兴建商品房,集中消化存量房。同时,有步骤回购一些商品房作为公租房,或用于棚户区改造保障房,以及回购作为人才引进的公寓出租。


而随着鄂尔多斯基础设施的逐渐落成、发展模式的逐渐转变,人才、项目、企业也逐渐被吸引而来,一地库存的局面得以大大改观。


现在,如果你来到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步入宽广的成吉思汗广场,你会发现,四周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在广场尽头,美丽的木伦河畔落成的住宅区中,也是欢声笑语、怡然而居。



“我们要让鄂尔多斯制造唱响全国。”除了煤炭之外,鄂尔多斯大步走向创新拓展,非煤产业近年来得以迅猛发展。


对于鄂尔多斯制造,你以前可能只知道羊绒衫;但是如今已有高原杏仁露、沙漠螺旋藻等一批具有本地特色的新产品相继推出、畅销全国。


与此同时,鄂尔多斯还加大了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工制造业发展的力度。


无人机制造、有机发光显示屏、精密电子机构件等高新技术产业,正逐步让鄂尔多斯焕发出新的生机。奇瑞轿车、华泰吉普车等企业,也相继在鄂尔多斯投产。


2016年,在内蒙古各盟市GDP排名中,鄂尔多斯拿到了第一位。


但由于创伤过重,鄂尔多斯想要取得昔日辉煌,所需时日仍然很久,但日后的发展,一定是虽然缓慢然而健康的。


毕竟,在经过一次财富过山车的劫难之后,鄂尔多斯已经知痛。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鄂尔多斯,将以另一种形式,重新成为人们口中的造富摇篮、梦想之地。


后记: 


从不毛之地的一片蛮荒到暴富至吃利息高过领工资,从干什么都挣钱到空气都可以拿来抵债,从烂尾楼遍地的一地鸡毛到如今的破茧重生。


在大机遇中勃发、在大跃进中迷失,在大洗礼后重生,鄂尔多斯过山车式的发展历程可谓是惊心动魄。


我们在惊叹于它的大起大落之余,更重要的是进行反思。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正在进行的急功近利的造富运动,可有想过它的前车之鉴?而那些陷入困顿的转型城市,是否也应当审视它的重生之路?


无论如何,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当下,如何在求快和求稳之间拿捏分寸,如何走出一条符合当地特色的发展之路,都是每一个城市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文:蜜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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