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中国的诈骗之乡在哪里？
自从手机普及以来，我们都曾接到过一些陌生的电话。有时候是声音甜美的客服小姐，耐心询问我们是否需要超值的理财产品；有时候是态度严厉的办案人员，呵斥我们涉入刑案，要汇钱交保；有时候是泣不成声的少年少女，哭喊着说被绑架。
这些一套套让人防不胜防的剧本，大多就来自电信诈骗集团，人们稍有大意，辛苦挣来的钱就落入他们手中。电信诈骗集团随着电信业的发展日渐“蓬勃兴起”，台湾正是这地表最恶集团的大总部之一。
今天的文章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呆湾诈骗犯的故事。
福州一条街
10年前，台湾诈骗犯罪在岛上猖獗一时。当时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假称积欠电信话费，光是2006年全台电信诈骗财产损失就高达40亿元人民币。
那时候的台湾诈骗犯，利用两岸没有司法互助条款的空档，在福州设立通讯机房，以打电话的方式对台湾行骗。这些集团在大陆以台商公司名义运作，一般一个“公司“有雇员四十余人，内部管理严密，层级分明。除少数主管外，基层人员都采取军事化管理措施，严格限制外出。
两边跑，两边骗
这些基层单位在实际操作电话前，都会接受严格的培训，每人都要亲手抄写工作话术，并且背得滚瓜烂熟，才能上岗操作。公司每天都要召开检讨大会，对每一套剧本、每一个“客户”的反应都要经过斟酌，稍有不妥，当天就要改正，堪比现在互联网公司对用户界面的更新速度。
每天都要总结问题
这些“公司”皆结成团伙，设有上游负责招募、训练诈骗人员的招募商，中游设有“加盟”组织的公司负责人，下游设有负责洗钱和控制金流的操盘手——诈骗业界称“水房”。分工之明确、利润分享之精准、每一道程序都严谨到俨然是国际连锁大企业。
培训手册，很专业。
2008年，台湾检警才抓到一批台籍诈骗犯。询问起福州基地一事时，才得知那里有一条街的台商都在暗地里从事“打电话”行业。这里每日每夜灯火通明，基层员工高达两千人以上，每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
而他们的老板，清一色都在台湾吃香喝辣，享受人生，钞票赚到数都数不完。
横扫全球
2009年4月，《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署，这才让气焰高涨的诈骗集团得到遏制。不过，却也籍着这一压力逼他们出走，如病毒般蔓延到全球六大洲。
不过这个时候，台湾本地居民因受骗太多，已经不大容易上当了。于是骗子们将对象锁定在中国大陆地区，毕竟这里有同文同种的庞大人口，在完全是乱枪打鸟的诈骗业眼中是比台湾更大的肥羊。
于是，一个新的“首脑在台湾、机房在全世界各地、受害人在大陆”的新型犯罪流程浮上台面。台湾杂志《今周刊》曾经采访一些自东南亚国家被捕返台的诈骗犯，总结出他们营运的情况，同曾经在福州建立的诈骗基地的过程非常相似。
初建一个海外机房，大约要四十万到五十万人民币，首脑作为出资人，会一并将三十到四十人中、基层人员，甚至连煮饭的厨师都一并带出国。
这些人因签证限制，一次出动通常只能滞留三个月左右。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通常会以出国旅行方式，团进团出，一旦返台便就地解散。等过一阵子后，再组织起来，更换潜伏的国家，重新“开业”，再诈骗三个月。
诈骗集团全球化后，不光有台湾人加盟，连大陆人也一并召来。
台湾人的口音破绽还是会引起人们的警觉，大陆员工就能完美规避这个问题。如此便形成了更严密的三级诈骗手法。
其中一级骗子最基层，通常是资历较浅的新手，他们是民众一般接到诈骗电话后第一个交谈的对象；二级骗子经验丰富，主要负责在有人上钩之后，出面扮演具体的角色，例如公安民警或银行主管，加深受害人的信任感和危机感；当受害人对二级骗子深信不疑后，最资深的三级骗子就会登场，对受害人下达转移金钱的具体指令。
台媒的总结
通常三级骗子就已是一个“公司”的头目，他们应变能力充足，还善于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一般人在他们手中好似羊入虎口，一不小心真的毕生积蓄都会被榨干。
最初，这次跨国诈骗集团主要的潜伏地主要在东南亚地区。像是2009年在柬埔寨被捕的台籍诈骗犯郭伟正，就是假冒大陆财税局、金融监管部门等官员，专诈大陆富豪。郭犯被抓捕后，坦诚他是骗台湾人起家，后来因为台湾人越来越难骗了，才去改骗大陆人。
还有2010年，菲律宾警方破获一起跨国诈骗集团，其中有台籍14人、陆籍10人，因受害人全部都在中国大陆，故菲律宾将此案嫌疑人全部送往大陆受审。
近年来，大陆警方与东南亚各国合作打击犯罪的力度逐渐加强，使得诈骗集团又进一步向非洲、中东地区、和大洋洲等地扩展。
总之，只要网络条件好、入出境审查不严格、生活成本低、治安混乱的国家，诈骗组织都可以说是遍地开花。2014-2016年，非洲肯尼亚就曾接连破获电信诈骗案，案犯被缔结回国后，人人喊打。
台湾媒体绘制的诈骗犯转移地图
根据中国公安部的粗略统计，从2011年起，大陆电信诈骗案的平均年增长率为70%以上；诈骗金额平均每年都在百亿人民币，2015年更是暴增至两百亿人民币以上，足见诈骗业之繁盛。
不过，能让大陆受害者的钱顺利流入台湾诈骗犯的口袋里，靠的不是新的技术，而是银联卡在台湾提款的漏洞。
自从2010年，为了提升大陆民众赴台消费的便利性，银联卡开放在台湾的ATM直接提领现钞的功能。全台湾共有一万六千多台ATM开放此功能，每日单笔提领可达一万元人民币。
这项惠台政策马上成了诈骗分子的福音。只要能拿到银联卡正卡的资料，马上把资料传回台湾制作复制卡，就可以前往ATM进行盗刷。如此还催生出了一个新的诈骗职业，俗称“车手”——车手每次出动，都会携带制作好的几十张复制银联卡，前往各个ATM提款，再存入诈骗集团所设的账号。他们专门前往为陆客在景区开通的ATM，监控松懈，非常容易得手。
2015年，仅前半年在台湾使用银联卡盗走的赃款就高达数十亿人民币。警方虽逮捕台籍诈骗犯八百人，但是这几十亿赃款最终只追缴回20万元。逼得中国人民银行大规模缩减银联卡在台湾的领款额度，从以前的每天提领一万元缩限至全年提领十万元，就是为了防堵诈骗集团的疯狂盗刷。
“台湾奇迹”
从两岸联手共同打击犯罪以来，抓获的七千多名诈骗犯中有四千六百人是台湾人；全国的诈骗损失有50%落入台湾人为主的各个团伙手中；而诈骗金额在千万元以上大案更是几乎全部都是台湾犯罪集团作为。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电信诈骗台湾最强？
第一个原因当属台湾诈骗历史悠久。从1990年开始，电信诈骗就在台湾出现，有“假退税”、“假中奖”、“假绑架”、“假警察”、“假银行专员”等等一系列剧本演进。而大陆的电信诈骗第一案直到2000年才在安溪展露头脚，整整晚了10年，手法也是完全从山寨台湾诈术开始。
第二个原因是台湾地区所发护照免签国比较多。电信诈骗必须要以语音通话或文字简讯的方式发送出去，因此必须要经常更换基地，以减少被追查到发信地点的可能。台湾人能免签远赴大量非洲、欧洲和大洋洲国家，对展开游击作战非常有利。
第三个原因是诈骗业人才济济。台湾诈骗业比周边地区早发展10年，师傅一代早已传至徒子徒孙。关键技术如设置机房、转接网站、骇客读卡机等，都已酝酿为“可口可乐秘方”一般的独门绝技。师徒“教学相长”，由此才能犯下千万元以上的大案。
第四个原因是台湾当局对于诈骗犯罪的量刑轻微。按照台湾地区法律规定，诈骗罪量刑为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或新台币五十万一下的处罚。而大陆则按照数额，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将面临无期徒刑。因此，台湾的诈骗歹人不论在哪里被抓，只要遣送回台湾，常因判罚较轻，很快就能出来重操旧业。
第五个原因主要还是大陆民众、银行业者对电信诈骗的防范意识不够强。台湾诈骗集团的目标跨越学生、退休老人、下岗职工等数个社会阶层。他们往往是这个社会的最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因此成为最容易下手的对象。社会应在这些群体中，加强宣导；银行业界也应提升警觉，在办理转账等业务时，协助民众厘清真伪。
台湾警察大学教授在研究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时，曾叹息大陆人民“被骗了十年却还是很好骗”、“除了大西北，几乎每个省都是大肥羊”。这不争的事实证明，仅靠检警抓捕诈骗犯、加强打击力度、提升刑期等措施已是亡羊补牢。有时候即便能捉到贼人，也未必能追回被骗之款。
因此，防范诈骗人人有责，提高警觉才是防范之根本。台湾诈骗行业之猖獗，关键还在于人们的警惕性不足。将诈骗从“事后报警”提升到“事前警觉”，才是阻止诈骗猖獗的最有力手段。两岸警方继续加强合作，限制诈集团的魔爪，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延伸阅读：
一贪官受贿160余万，心虚退赃220万....
资料图：河北省承德市原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 周义强
一辆车里两个人，一个袋子装着140万元现金。
“现在形势挺紧的，别给你添麻烦也别给我添麻烦，就当咱们之间送钱的事儿没有发生过，你把这钱拿回去。”
说这话的是时任河北省承德市政协副主席、市统战部部长周义强，把钱拿回来的是行贿者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史某。彼时，2014年10月。5个月后，河北省纪委对周义强立案调查，2015年4月，检察机关对其涉嫌受贿案立案侦查。
周义强生于1957年6月，2003年4月至2007年2月任承德市双桥区委副书记、区长，2007年2月至2011年8月任双桥区委书记，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任承德市委统战部长，2012年1月起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2007年至2010年，被告人周义强利用其担任承德市双桥区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多人在项目承揽、职务调整以及人员招录等方面谋取利益，共收受贿赂人民币161.9万元，一审判决周义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周义强受贿所得人民币161.9万元(检察机关已扣押)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周义强不服提起上诉。今年6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周义强上诉，维持原判。
记者注意到，周义强受贿160多万元获刑5年并处罚金，法院在量刑上属于有所从轻。河北高院的《刑事裁定书》上如是表述：周义强在案发前退还全部受贿款项，在组织调查期间如实交代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同种受贿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
戏剧性的是，裁定书上显示，周义强担任承德市双桥区区委书记的3年时间里，共收受贿赂人民币161.9万元。由于2013年和2014年曾被纪委调查过，心虚的周义强于2014年下半年先后将受贿款退还给了行贿人，总退款金额达220万元。
2009年正值河北省“三年大变样”，旧城改造项目众多，唐山某房地产公司承德分公司也想从中分一杯羹。该公司负责人史某分两次送给周义强各50万元，并在相关节日前送给周共计11万元。作为回报，经周义强协调，承德市某村旧村项目交由该公司开发，并协调相关部门加快拆迁进度，使史某资金周转期缩短，降低了开发成本。
此外，史某供述，周义强的女婿吕某及吕某的哥哥，购买了他们公司开发的别墅，他都给了优惠。
在被纪委调查过后，周义强心理压力很大，想把以前收受史某等人的钱都退回去。吕某证明，他共筹集了230万元现金给了周义强。2015年3月，周义强被“双规”，吕某还给史某打电话通报消息，并让史某说退的钱是买别墅优惠的钱，这样周义强的责任会小一些。
2014年10月，周义强退还给史某140万元。之所以退140万元，周义强表示，“拿这些不该拿的钱很后悔……是不想沾人家的光，只能多退不能少退，想和人家两清”。而在此之前，周义强已经退回了另外三笔受贿款。
2008年，周义强接受时任承德市双桥区冯营子镇副镇长蒋某的请托，利用担任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职务晋升上为蒋某谋取利益，蒋某为表示感谢于2009至2012年先后5次共送给周义强24万元。
时任承德市双桥区冯营子镇党委书记的马某证明，2008年4月底，双桥区乡镇换届的组织谈话时，周义强告诉他，区委决定由他担任冯营子镇书记，蒋某接任镇长。马某告诉周，蒋某群众基础差，和村干部的关系不好，按照组织程序选举有难度，周义强就让他去做村干部的工作。之后，尽管他和蒋某挨个村和村干部、镇人大代表见面、沟通，但是在召开镇人大会议选举时，蒋某还是落选了。
蒋某供述，他落选冯营子镇镇长后，周义强劝他别着急，好好干。过了一段时间，他被任命为承德市双桥区建设局局长。为了表示感谢，他前后给周义强送了共计24万元现金。
在蒋某担任建设局局长的过程中，周义强确实出了力。周义强供述，副处级后备干部需要民主推荐并由周义强确定，民主推荐时蒋某票数为第12名，周义强确定后备干部后蒋某成了第8名，成功进入副处级后备干部人选。
2012年7月，时任承德市双桥区副区长的蒋某被纪委立案调查。
2014年七八月间，周义强让吕某退给蒋某儿子50万元。之所以退的比所受贿的24万元高出很多，周义强表示是觉得蒋某在押，家里或许需要用钱，多退些想息事宁人。但吕某的相关证词或许更能道出个中缘由。吕某表示，2014年上半年，蒋某从监狱给他打电话说：“我现在被判刑了，家里不好过，我不好过就都别好过。”于是周义强就和他商量把收蒋某的钱退了，让他多退些。
2009年，周义强接受时任承德市双桥区城郊执法大队大队长明某的请托，将明某调任狮子沟镇镇长，明某为表示感谢于2010至2011年中秋、春节前的一段时间，送给周义强共计6.9万元。2014年8月，周义强退还给明某10万元。
2010年，周义强接受喇嘛寺村党支部书记陈某的请托，利用担任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安排大学毕业生就业上为陈某谋取利益，谭某在不符合规定进行公开招录的情况下，进入到双桥区某事业单位工作。2010年下半年，陈某送给周义强20万元。2014年七八月份，周义强将20万元退还给了陈某。
周义强供述，2010年开始实施喇嘛寺村等5个村整治工程，喇嘛寺村拆迁难度最大，为了充分发挥村书记和村主任的作用，承德市双桥区私下给村书记和村主任一个优惠条件，就是带头拆迁，任务完成后，给他们分别解决一个在区里就业的指标，拆迁任务完成后，区里兑现了当初的承诺，给书记和主任分别解决了一个在区里就业的人。
河北高院的裁定书记录，2014年10月，河北省纪委先后接到群众举报材料，举报周义强在担任承德市双桥区区长、书记期间大搞拆迁、趁机捞钱，用人失察、买官卖官，其中在提拔蒋某时有受贿行为。在组织调查期间，周义强除供述了收受蒋某现金24万元以外，还供述了收受史某、明某、陈某现金的犯罪事实，并主动配合调查组退还赃款赃物，悔罪认罪。
河北高院二审认为，周义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巨大，依法应予惩处。周义强在案发前退还全部受贿款项，在组织调查期间如实交代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同种受贿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原判决认定周义强受贿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依法裁定驳回周义强上诉，维持原判。
周义强的落马伏法体现了反腐的力度和法律的权威，然而，该案的相关事实也反映出地方相关部门工作上的不合法不规范之处。
裁定书中显示，史某公司开发的项目位于喇嘛寺村，而喇嘛寺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某也是给周义强行贿的一分子；时任承德市双桥区区长杨某证实，给谭某安排工作是他交给有关部门办理的，是不符合规定的；时任双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马某证实，与谭某同批没有进行公开招录就进入到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除了谭某还有另外50个人，都属于领导提名区政府开会研究确定的……这些问题更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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