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中产们，是时候离开北上深了！
中国的一线城市一直有个怪异的现象，一方面拥有着发达国家大都市水平的高房价，另一方面却保持着发展中国家水平的物价和服务价格。
现在，这个不合常理的均衡即将打破。
劳动力价格回涨是迟早的事，只是最近的一些热门事件让它加速。从北京拆违建到红黄蓝丑闻，都预示着一线城市今后的服务业劳动力价格强劲的上涨潜力。
这个传导路径是：
拆违建，减少了低成本出租房租供给，房租上涨；
房租上涨，生活成本提高，要么选择提高服务价格，要么选择回到家乡；
如果回到家乡，那么一线城市劳动力减少，剩下的劳动力价格会涨价；
最终，劳动力价格上升，进而传导到各个环节，带来一线城市全民生活成本提高。
壹
在一线城市，一个送外卖的、开专车的、送快递的体力劳动者，他月收入可能可以达到6000-1万元，在内地一个三线城市可能一个月只能赚3000多。这样看来，在一线城市达到“存钱回老家盖房子”这个目标是容易的。
但是他为存钱所付出的代价是，长达几年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廉价而恶劣的居住环境、饮食。
他所省下的钱，就是自己吃的苦。
如果一线城市不能提供低成本的居住，那么他就存不下钱。一样是存不下多少钱，那么在老家，一个月到手3000，吃自己的住自己的，小日子过得还挺好，还在一线城市呆着干什么。
贰
寒冬里被赶出居所是不道德的。同样，一边享受着廉价的服务，一边无视劳动者恶劣的居住环境，也是不道德的。
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趋势已成。现在网上一些人说快递不便宜了，但是也有人说，把便宜并迅速的快递行业建立在廉价的劳动力和危险的居住环境基础上，也不是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红黄蓝的丑闻也将带来一线城市服务的上涨，在一线城市月收入3000块，能招到什么人，他又能提供怎样的服务？
要更好的服务，就要更好的人；要更好的人，就要更好的收入。最终，这些都会体现为服务价格的无情上涨。
叁
面对服务价格的大涨，最应该担心的人，就是：一线城市里的伪中产。
所谓的伪中产，就是在一线城市有价值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房产，但其本身并没有与高房价相匹配的现金流收入。其面对教育、医疗、健康、娱乐等与生活品质密切相关的领域，消费力是十分脆弱的。简单地说，除了有房，别的方面都是穷人。
伪中产主要来自两类人，一类人只是因为买房买的早买的便宜，但是本身的收入一直没提上去。
我认识一个朋友小龙，他在北京有价值300多万的房子，但是自己月收入才1万多，夫妻两收入加起来也才2万多，以这个收入现在是根本买不起房子的，他们的收入与高房价并不匹配。
只是他们房子买的很早很便宜，家里给凑钱买的。坐拥300万房产，他们过得却很拮据，也不敢要孩子。目前的收入，还完房贷以后，仅够自己的生活，存不下多少钱，如果要孩子的话，上个红黄蓝幼儿园一个月就要5500-8000块，这还不算其他开销。
我一直在建议小龙夫妻，离开北京吧，卖掉北京的房子，回到家乡的二线城市找个工作，生活状态会有多好。
小龙一直没听进去，他觉得在北京才有机会，家乡是回不去了。
另一种伪中产是从真中产降级而来。
前几天看了一个故事，一个深圳的女专车司机，之前是在工行工作，后来下海创业做灯具外贸。前面赚到一些钱，有房有车有生意，真正中产。
但是后来原材料成本一直上涨，国外价格上不去，国内做了几单钱收不回来，公司现金流出现问题。还有300多万的房贷要还，于是她只有每天拼命开专车赚钱还房贷。
这是一个在深圳有房有车的中年女性创业者，但是在艰辛的生活里，开始沦落。在她讲述这个故事时，已经是歇斯底里了，一边开车一边吐槽，开到后半程还在哭。
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
对于这个专车司机来说，如果她再过三年还不能翻身的话，年纪也在老去，可能很难这么高强度开车了，房贷到时可能还不上了，迟早她会卖掉房子回到老家谋生。
肆
当一线城市的劳动力和服务价格开始向房价水平看齐的时候，将对改变相当多人与公司、产业的命运。
对于创业公司来说，他们要招到优秀又便宜的人越来越难了，因为生存是很现实的事情，能够忍受三四千块工资而在一线城市奋斗下去的人会越来越少。
作为创业公司，又很难去承受高成本的人力，于是，产业开始在家乡的二三线城市转移。在现在高度发达的社交网络时代，异地协同办公开始变得可行。这是接下来一种会越来越普遍的新产业方式。
我有几个做内容产业的朋友，他们自己与核心骨干尤其是涉外的部门在北京深圳，但是他们把内容团队越来越多的放在了三四线城市，每周团队至少开三次视频会议，创始人两地跑，他们的感受是，成本至少下降了一半，效果不错。
灵魂在一线，身体在二三线，这种新产业布局，对创业公司，对北京，对三四线城市，对个人，都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也会是市场的一种自我优化。
伍
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有惯性、惰性。中国一线城市房子的暴涨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房价上去了，但是普通人的认知还没有跟上，还没有去认真思考，一线城市的长期高房价将给个人与产业带来的变化。
对一线城市房产泡沫的抑制，不代表价格归零，而仅仅可能是不再涨了。如果未来五年，十年，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不再进一步上涨，而仅仅是维持在这个水准，你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
与其随波逐流，被迫的被时代筛选或者淘汰，不如大胆去看不确定的未来。
也许是一个逃离北上广的时候了。
延伸阅读：
城市要想留住人，最好就是给他们市民身份！
2017年12月2日-3日，以“决策与市场”为主题的第六届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行。
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发表题为《城镇化进程是不是可持续？》的主旨演讲，蔡昉表示，城镇化可能重点应该是放在农民工进城。
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有两个问题：
一个叫做被城镇化
再一个问题叫做口径城镇化
被城镇化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57%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至少应该有1.7亿人是没有城镇户口，是农民工，他们进到城市时间是超过半年了，但是并没有取得城镇户口，一方面统计局把他写进了城镇化城镇人口里边，构成了57%，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均等的获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待遇。他们享受越来越多的，但是完全还谈不上跟城镇人口取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叫做口径城镇化，目前在城镇化中，每年增加的城市人口中构成有53%来自于口径城镇化。是什么意思呢？也可以叫就地城镇化。也就是说过去这些人口他什么都没变，人还在那儿生活，他的工作还是那样，他可能公共服务总体上也是那个样子。
过去他可能叫做县，现在因为叫市了，他变成城镇人口了，甚至可能被登记为户籍城镇人口了。他过去是带村子里，现在一变，变成了居委会。诸如这样的一些口径区划上的变化，他们也是被城镇化了。
真正有意义的是流动人口，农民工城镇化这部分使他们不断地进入城市，带来城市的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和资源的重新配置。
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部分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城镇化可能重点应该是放在农民工进城的部分。
农民工进城其实改进了城市的人力资本，表面上看，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但实际上并不能这样比较。
拿16岁和19岁的人做比较，好像从农村毕业的他们受教育年限可能低一些，有可能他的学校的质量也会低一些，但是农民工进城后，替代的都是临近退休的城市劳动者，而这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其实是低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他们不断进城替代了那些退休的人，实际上是提高了我们的人力资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贡献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极低的农业中到非农产业，二产、三产意味着资源得到了更好的配置，因此城市获得了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改善。
过去30多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倍多。其中分别有第一产业自身做出的贡献，第二产业自身做出的贡献，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做出的贡献，但是他们加起来是全部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的40%多，接近一半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就是劳动率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
因此劳动力的流动，主要表现在从中西部地区到沿海地区，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非农产业，而这个过程是跟城镇化是同步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
我们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仍然是继续提高的，但是农民工这条曲线是表明农民工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做出的贡献比例。他们还做出积极的贡献，但是近年来已经显著的下降。到2014年它已经大大下降了。这里主要看一个数据，就是农村16岁到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个数据并不乐观。
为什么要看这个年龄段的数据呢？他们是初中和高中的农村的毕业生。他们是城镇化每年新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构成成分，几乎是全部，就是靠他们。要知道，目前在农业中务农的人基本不会再转移出来了，因为他们都年龄很大了。
所以如果16—19岁这部分人口，不再增长了，或者说已经进入负增长了，每年进城的人就不够了，就会零增长或者负增长。从数据上来看他经历了一个转折，一个倒U字型曲线，那个顶端的是2014年，到2014年农村16到19岁的青年达到了峰值，在这之后，就是减少的趋势。
相应的，每年农民工的增长数量已经停滞，在过去这一两年，去年2016年比2015年大概只增长了三四十万。今年，完全有可能还会少一些，因此可以看到说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已经乏力了。
假设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假设每年进来3600万，回去3600万，就意味着说，进城农民工的净增量是0，这就是过去的情境。意味着在40岁到64岁之间的农民工，他们的回家概率平均是50%，因为他们一共有7千多万人，一半的人每年都要回去，正好和每年进来的人抵消，保持了零增长。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未来如果农民工转移，城镇化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他们的返乡意愿应该下降，应该愿意留下来，因为年轻一代来的越来越少了。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们怎么对待农民工，决定了他们返乡意愿是50%，还是30%，还是80%，我们的政策要善待他们。
同时我们还有更根本的政策，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就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过户籍制度让在城市已经来的农民工彻底待下去，成为我们的城镇户籍人口。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改变。
最后，结语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里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GDP增长了29倍，人均GDP增长了20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了16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倍。
也就是说我们收入增长是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而劳动生产率，它的提高取决于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农民工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改变了资源配置效率。
因此整个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城镇化过程，特别是以农民工进城为主要推力的城镇化过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改写了我们城镇化率，改写了非农化率，改写了基尼系数，改写了人类发展指数，这是我们取得一切成就的源泉。
这个过程必须持续下去，才可能符合我们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蔡坊演讲结束后，主持人曾静漪又追问了一个问题：谢谢蔡院长，请稍微留步一分钟，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农民工的供应问题，还是他们能不能留下来的问题？
我们目前城镇化的增量，来自于城市自身的增量，我们自己生的孩子，只占百分之十几，就是越来越不足以支撑我们现在的城镇化速度。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这个速度就不能在未来高收入的时候达到跟世界至少同样的城镇化水平。因此呢，说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是靠农民工进城。
那么农民工进城，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有一个推力有一个拉力，推力来自于农村，因为农业要现代化，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劳动生产力，用较少的人种更多的土地，这就是推力，你如果人多了就业就不足。城市的拉力来自于城市经济高速发展，需要劳动力，这是过去30多年整个的过程。
目前我们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也不追求速度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虽然很大，但未来会用机械，用机器人替代他们。因此现在的城市拉力，需要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去拉动它，农村的人来到城市，它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实现均等化。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农民工进城不是城镇化的完成，而是开始。必须要让基本公共服务完全覆盖他们身上。最好的推进的途径，给他们以市民身份。（文： 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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