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解读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中国发展的新篇章

卢麒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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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麒元先生曾任职于中国财政部文教司及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现为香港沃德国际资产管理顾问公司董事局主席，曾经兼任香港上市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

卢先生熟悉中港两地金融运作，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在港期间，完成一系列关于内地及香港财经问题的报告，其中一些政策建议被有关方面采纳并实施。先后在《香港商报》、《亚洲周刊》、《信报财月刊》等香港刊物上开辟专栏，使用卢麒元笔名，撰写了大量财经类文章。

一、历史回顾与十九届五中全会

这次十九大的五中全会非常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在过往的七十年里边，可能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家知道，本来今年五中全会应该讨论十五五规划，但是我们讨论是十四五规划，因为建国的头五年我们在完成恢复，共和国从战争废墟上完成恢复，我们没有一个系统性规划的修复工作，政权尚未稳定，需要一个政权稳固建设的过程。

在完成了抗美援朝，大体上全境得到解放之后，我们开始做长远的规划。当时1955年进行的就叫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没有做长期规划、全面规划的经验，所以请了苏联专家，借鉴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经济的重要的经验，形成了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有多重要呢？就是我们只短短十年，就造成了原子弹。二十年之后，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我们已经做完了两弹一星，而且初步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

这不仅仅是中国，我们看全球在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里，做得好的全部是有国家规划的。例如日本、韩国，德国，也例如像新加坡，当然苏联和中国是做的比较系统和精彩的、经典的。没有国家规划不能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和资产，不能有系统地进行工业化，就很难形成短时间之内的、国民经济的整体性的提升。

总体上来看，这个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意义非常重大，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比自由放纵的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我一向不同意哈耶克的主张，让那个看不到的手来完成代替国家进行规划。其实即便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像原来的大英帝国、美国、法国，也是有国家的产业政策、整体规划的，只不过他这种规划并非像苏联和中国这样非常系统和完整的。

好，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第一个五年计划，它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点在工业化，在一个农业国家、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也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前进的规划——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就是1957年、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5年做完规划，我们老是嫌慢，所以我们要飞速发展。其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都是在进行收敛，在收缩、整理。到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总理提出四个现代化，我们又开始进行比较强的、比较激进的改革，改革开放是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

今年这个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工业化在十三五可以讲大体完成了，十四五计划要点在于数字化，我为什么把它跟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提并论？就是从十四五开始，我们正式开始系统的规划信息化产业，用信息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正式纳入议事日程，并有了完整的想法：要建立产业和产业生态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所以我自己认为十四五规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二、十四五规划的五个特征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到了十四五规划的时候，我们的治理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因为我们毕竟经历了十三个五年计划，其中经历了很多波折，我们从对计划经济的迷信到对计划经济的破解，现在又回到了计划与市场并重的这样一个新的时期。我们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但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相对的中性，比较好的一个过程。我非常欣赏，或者是我非常赞同习主席谈的五大关系，要辩证地处理五大关系，那个是非常具有哲学高度的一个评述。

我把它概述为五性。第一是主体性，即国家主体性，我们重返自力更生。主体性是去依附的开始，我们一直是将中国与美国形成一种夫妻关系，一种借助于美国的体系而繁荣这样一个过程，整个过往的四十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在特定历史时期，这件事情有它的正确性或者是正面性，但事情到了转折关头，不转身就会出问题。好在我们现在这一届领导人还是很强的，他们开始强调主体性，开始强调内部大循环。

第二个部分是人民性，这个可能大家体会不到，但我能体会得到，就是让社会资本以更大的幅度和更大的体量与国家资本共同参与对国家的建设，我重复一遍，就是更加地尊重和鼓励社会资本与国家资本共同进行国家的建设，这是人民性。第三个性是系统性，就是我们不再强调，比如第一个五年计划——钢铁，不再是强调单一方向或者单一方面。我们更强调一个全系统的发展。

我们也克服了前一段时间所谓高端、中端、低端的争论，就是我们要放弃低端，向高端发展。系统性要求我们是一个全系统的提升，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供给侧改革（不是放掉低端，就真有中端和高端），这个系统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全域的发展，是一种均衡。大循环或者内部大循环要求系统性；没有系统性无法完成内部的大循环，因为系统一旦被割裂、切断，内部大循环就无法形成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回非常强调系统性，这是一次非常非常重要的进步。这个进步真的来之不易。

第四个就是全局性，全局性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有全球视野。我们不能再学大清帝国。大清帝国不懂大英帝国的焦虑，就是看着大英帝国的白银唰唰地流入大清帝国，大英帝国经济都快崩溃了；我们对大英帝国的焦虑不懂，我们不在乎也不理你，以至于大英帝国为了解决国内经济平衡的问题，搞起了鸦片战争。如果我们能在十九世纪的初叶，就意识到我们在国际大环境里边的定位，可能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至于走到最后的那样的状况。

现在我们有了全局性的视野、胸怀，我们可以把自己放进全球这个大的经济体系里边来定义我们的角色。所以提出来双循环，就是我们自己办好自己的事情，同时我们也要跟外部世界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合法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全局性的思考非常非常重要，一会儿我们在讲外循环的时候讲全局性的思考。这个全局性的思考涉及到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过程中角色的变化。这个角色的变化，其实我们在前十年（从2010年到现在2020年），我们已经处在角色变化之中了，只不过我们比较被动，我们没有主动。

在处理全局性的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不如前三性更为深刻，就是我们在主体性、人民性和系统性上面是思考得比较深的，在全局性上面我们思考得比较少。因为我们一直有很强烈的被压迫感，所以思考全局性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敏感，过度警觉或者是缺少足够的责任心；所以在全球性方面，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方面、不同的人表达出的一种倾向性，就是我们仍然缺乏包容的一个胸怀，一种更高的视野和包容。

在全局性上面，我们对美国的理解、对东亚的理解、对欧洲的理解，其实仍然不到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处理、对东亚地区的处理、东亚一体化的处理，乃至于对俄罗斯和欧盟的处理，还处于一种逐渐认识和摸索的阶段，就是我们尚未形成自觉。尤其在处理东亚问题上（包括台湾问题上），我们仍然没有形成自觉。在很多时候我们处在被动、被挑动状况，我们并没有形成极大、极高的高度，极高的高度和极大的胸怀和包容，视野和胸怀还是需要提升的。

最后一个（就是我今天说了五个性来概括），就是创新性或者创造性。我们这个世界在迅速地变化，但我们的思维逻辑和制度框架可能跟不上生产力飞速发展的速度。请你设想，你现在用的是windows 1.0的版本或者是IOS 1.0的版本，你的手机已经进化到苹果12或者是你的电脑已经进化到最新的，但是你系统还是旧的系统，其实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要注意到我国在这个领域里边存在的问题。

三、内循环与需求侧拉动

我国的思想家或者是学者和专家没有能跟上时代，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后边，这里边有很复杂的原因，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整个的逻辑过程、我们的思考和我们的整个的系统不匹配，不匹配新时代、新经济的来临，没跟上；我们媒体上或者是我们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东西，带有深深的成见或者习性，或者是旧时代的烙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左翼的问题极为严重，或者是更为严重。跟上新时代，重新论述新时代，真的是个重大的课题。

工业化，准确地讲，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第二代领导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虽然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波折、坎坷，但他们毕竟用70年时间就完全追上了，整个工业化进程波澜壮阔，做得非常好。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数字化的新时代了，数字化新时代应该建立怎样的思想逻辑？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框架？怎样与数字经济相吻合？马克思说的生产力发展之后，生产关系要随之而变化，要吻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课题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十四五规划在很大程度上要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说我最近看了这些内容，有什么感到不是十分满意的地方，可能就是创新性的部分。创新性不是指科学技术创新，而是指制度创新。这件事情大家重视到了，但是重视的点还是，国家对基础科学的重视不够，或者是国家、或者是企业、或者是个人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不够，确实我们在这方面是低于全世界的。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一个国家的投入超过了全世界总和，就是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网红），超过了全世界之和，但真正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和真正的研发，少之又少。

我们对两化的认识可能并没有跟上新时代的到来，这是最担心的一个点。因为我是学财政出身的，我看到整个国家在财政制度上的建设远远落后于时代。就是我们的系统更新的速度太慢，跟不上设备更新。我们还是windows 1.0、IOS 1.0的版本，但是用了新设备了，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今天这个事不能展开谈，因为这也不是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好的时间节点和场合，将来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谈。

十四五相当重要的内容是内循环，这一点非常重要。内循环这个讨论，总体上结束了供给侧理论在过去长达十年之内占据的中国的舆论的主导地位。供给学派可以考虑暂时休息，虽然我们现在在提法上还是在谈供给侧的改革。内循环要的是需求侧的改革，需求侧拉动，供给侧就得放一放。我简单说一下子，为什么中国会谈供给侧而不谈需求侧？为什么全世界都是供给侧改革而不谈需求侧改革？因为供给侧可以避开税政。

一般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着力点都在供给侧，因为这样的话不用谈税政。因为税政，“政”是什么意思呢？“政”就是阶级分析，一旦到了“政”这个上面就有阶级分析问题了，而供给侧没有啊。减少供给肯定是让穷人倒霉的嘛。那么供给侧改革呢，它就是一个市场化的优胜劣汰的过程。我们前十年一直是供给侧占主体，它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而现在谈内循环，就必须谈到需求侧。需求侧拉动，老百姓的需求从哪里来？只能从再分配中来。

我感到欣慰，就是当国内强调内部大循环的时候，这个循环的基础是要求需求拉动。需求的源泉只能是重新调整社会再分配，再也不能越过直接税了。我昨天在自己在备课的时候，我在设计另外一个关于社会分配的一个矩阵，就是劳动所得、资产收益、资产溢价、资本利得与利息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现在还没有想得很透，没有想得很透。我正在设计它，争取把框架弄出来。

整个框架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社会分配。讲社会分配就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能让劳动所得高于资产溢价，高于资本利得？不能高于，等于也可以；不能等于但不能差异太大。一个人资产持有的收益就是食利，远远高于其他人劳动所得，一个人的资本利得远远高于其他劳动所得，这说明这个国家的财政或者是税政出了问题。供给侧是不管这个的。供给侧那些学者和专家往往是纵切者。纵切的意思就是白人至上主义。

纵切就是宗教、信仰、主义、族群，利用这种东西对社会进行纵切。横切的意思呢就是阶级分析。横切的人是讲需求的，是讲社会需求的。他不是不讲社会供给，他是以社会需求来讨论供给。所以一般的横切者都是社会主义者，而纵切者，他必然是资本主义者，他代表的不同的利益。我最近在写《警惕纵切者》，这我上周说了，但是我不能发表，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国内问题。我最近签署了协议就是不讨论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讨论具体的投资问题。不然的话给大家太大压力，我签了字，不再讨论这些东西。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悲悯”这两个字。特朗普是个纵切者。他代表的利益是非常局限性的，所以他对种族问题非常敏感，“白人至上”进行纵切，不但纵切美国社会，而且纵纵切全世界，把中国纳入到（他们不知道共产主义是基督教新教伦理最优秀的一支），他把它纳入到那个其他的里边。我们自己呢又没有能力去解说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不知道把我们的主义的优越性和我们制度优越性如何表达，我们总是在进行一种很被动的抗辩。其实是论述的方法和逻辑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总是说不清楚。

在整个的纵切过程，这十年，我们看到了香港这个地方的动乱，它是被纵切了，黄丝和蓝丝，爱国和不爱国；我们在台湾看到了被纵切了；我们在国内的其他一些地区包括民族地区看到严重的被纵切。谁在干这个事情？我请大家认真思考。为什么要警惕纵切者？因为纵切者总是谈得很高尚，像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纵切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吗？纵切，肯定是让美国衰落，而不是再次伟大。但是非常遗憾，所有的纵切者都能拨动人心中敏感的神经。论香港问题，我为什么在2014年跟北京或者是国内的相当一部分的左派割袍断义？原因就是他们看不到横切，就是香港社会的超级地租问题，阶级分化问题，他们闭口不谈，他们就谈爱国问题。不谈超级地租的人是没有资格谈爱国的，因为纵切和横切交织之后，只剩下一小格方格。你在替既得利益集团说话，你怎么有资格说你是左派和社会主义者呢？非常糟糕。

我后来不再参加他们的任何的活动，不想跟他们聊天说话。至于我是什么，我其实根本不介意。但是当某种东西形成一种风潮、一种思潮的时候，其实他们会对国家构成严重的伤害。这块土地，我脚下这块土地，让我看到了很多的东西。我对那些高喊口号的人心存着极深的介意，因为我知道可能他们的大部分人是出于无知，还有一部分人跳得最凶的是出于无耻。无知加无耻会将国家带入深渊的，例如特朗普。

内循环需要需求拉动，它需要对横切的一种根本性的认识，对超级地租的认识，对资本利得的历史认识，对食利者的认识。它直指直接税。启动内循环必须启动税政改革，它甚至不亚于一场税政革命，所以十四五规划让我感到震撼。虽然它没有提超级地租，也没有提直接税，但是这个变革已经走在路上了，因为，无此不足以拉动需求，需求的源泉源于再分配。这可能是我读五中全会里边的最感慨的地方。

四、外循环与国际格局

好，我们谈一下外循环。外循环依旧在进行，因为全球化虽然被特朗普的纵切，对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所阻碍和影响，但全球一体化并不单纯以个别人乃至于个别国家的意志为主导，原因是全球的分工已经形成，全球的产业链已经形成。特斯拉在上海设厂，不是因为它热爱中国，而是美国没有办法来形成它所需要的生产的生态和市场销售的生态，它必须这样的。

外循环我们一直是被动进行外循环的过程。现在呢，非常非常感谢五中全会的主导思想，我们会开始主动地重新定义和规划外循环，它意味着我们要参与重建中国特有的势力范围，要主动地推进新的全球性的游戏规则，这个非常重要。另外，也请大家关注最近普京的谈话。普京的谈话是一个宣言，高度赞扬了中国和德国的重要性。

普京赞扬中国和德国不是偶然的。因为普京在处理俄、德关系上面，确实是有精彩的一笔，就是在处理克里米亚上面，他差不多形成了新的《曼彻斯特条约》。处理中俄关系上面，我们虽然没有同盟关系，是一种准同盟关系，但是普京拿捏的火候是比较好的。普京的宣言，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宣告了陆权时代的重启；重复一遍，普京的宣言，差不多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宣告陆权时代的重启，什么意思呢？中国、俄国、德国是拥有强大陆军的国家，不是一般的强大，是极为强悍。

       而中、俄、德在空军和海军能力上仍然差得很远。但一旦欧亚大陆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对世界的一致看法，并且能够在局部区域形成某种和平，那么陆路国家就可以暂时地或者是部分地放弃海上贸易，形成新的陆权时代。它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一般意义的重要，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在战马的时代才有陆权问题，在战舰的时代是海权。

我们一直说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其实是海缘政治。在地缘政治领域，文木先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句判断概括起来就是：中心板结，就是大陆中心板结，边缘破碎。什么意思呢？欧洲大陆团结起来了，英国就没戏；中国大陆稳定，日本就没戏；如果欧亚大陆板结并且形成统一的板块，那么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这些国家就都没戏。就是地缘政治里边的中心凝结，边缘破碎；中心破碎，边缘强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深度的一个判断。

中国的外循环的理论恐怕是建基于此，这个外循环的理论，也可能会导致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前一段时间所实施的政治、外交、军事上的一些想法，对其做全面的思考。我在接受凤凰网专访的时候，我说，中国的三个致命的隐忧，第一个隐忧是超级地租，第二个隐忧是马六甲海峡，第三个隐忧是美元结算这三个都足以致命。第一个隐忧我看到了，有解决的可能性，看到一线曙光。第二个隐忧，依旧非常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就是海上交通线。但是普京的宣言，提供给我们另外一个视角，他比我们好像还敏感，看到很多问题。但马六甲海峡不是不能解决，它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因为马六甲海峡问题就是印度问题。解决好了印度问题，就解决了马六甲海峡问题，甚至解决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处理好中印关系其实是本世纪最重大的课题，这个处理好的意思两重含义，一个是示弱处理好，一个是示强处理好，都能处理好，看你怎么运用？

五、总结

总体上的概述就是这样，就是五中全会非常重要、及时。而且我看了看整体的论述很到位，就是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态势出来。对一些重要关系，论述还是比较到位的。我再重复一下，我的五性概括：主体性、人民性、系统性、全局性、创造性。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也只能是初步的东西，还需要一个系统的规划，但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就是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另外，非常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且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因为除了五年规划之外，还有对2035年的前瞻，到了2035年，我们已经是现代化强国了，美丽中国，那都是我们可以用肉眼来认知的。我们孑孓踯躅，砥砺前行，可以走到一个高峰，当然还不是最后，到了本世纪中叶才是最高峰，但是我们2035年已经可以见证祖国，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阶段。总之我对五中全会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而且五中全会可能也给我们投资或者是这方面的研究，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所以今天这个聊天比较重。

（本文档依据卢麒元先生新浪微博V+平台讲课录音，由卢师V+平台录音文字整理校对群整理完成。本次参与整理校对的有：@草房子199801@风由心生szq@小米加汤包31961@纯心走天下@秦方2015@平常心4708@j梧桐夜语j@朴心666@维笑豆奶@看云95@流水狂沙2016@灰狼(正心以中666)@jennyanydots33@当一个科学家@YJSW01@徐志闲，由作者授权发布，文章首发于公众号“乡村振兴与大国小农”，关注阅读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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