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派本来是有追求的，可是现在我的追求是小事，能够满足网友的需求更重要一些。因为我自己的追求，就是设想这么一个环境，我们找的都是电影行业的人来帮我们设计用光、拍摄，某种程度上我想有一个私房谈话的感觉。我希望把私人朋友间的聊天，在一个更真实的环境里拍出来，我希望它是360度的拍摄，可以拍到人的正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真的关系，一个圆桌坐一圈，生活里我们谈话都是这样的关系，它是一个中型节目的拍法，但是在拍一个小型的谈话，我希望能够拍出质感。一般人觉得我重视的是谈话，这当然是首要的，可是实际上谈话对我来说是本职工作，所以你说我的追求，如果谈得上追求的话，我希望是能把人的脸拍得更显微一些，能把四个人的关系拍出更多的角度，因为这样让我觉得，第一是更接近生活里的真实，第二是这样能拍出谈话的内在的肌理。很多时候，你看电影就会有这种感觉，假如一个镜头从侧面拍，这个人侧头一看他，好像有一些非语言的信息你会感受到，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关于谈话当然是最主要的，其实我的所谓这些追求，我心里很明白，不见得对网友有多大意义，这是我个人的趣味吧，大家主要听的还是内容。这个内容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每当你开始做一个节目的时候，你就是在跟你的受众互相摸索，互相寻找。比如说今天做网络节目，面对的受众跟传统的在凤凰卫视看《锵锵三人行》的观众可能是有重叠的，但不完全是一类人，我也不是太熟悉他们，所以你要为他们服务，你现在需要了解他们。最开始这个节目带有《看理想》的血统，所以你看上去是不是文化味道重一些？《锵锵》能反映及时的新闻，《锵锵》更像一个新闻评论。《圆桌派》能够谈新闻是最好的，我希望录制到播出时间越短越好，甚而可以直播更好。
我的乐趣真的跟观众的需求没有什么关系，观众要的是内容，而对我来说是个技术，我们是并行不悖的。我平常琢磨的事，其实是谈话内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大家怎么能够享受聊天，大家怎么能够聊得引人入胜，话题如何转移，如何逮住中心，一个节目的疏密、轻松活泼、沉重之间如何能够找到平衡，我就像一个技术工人，我更多琢磨的是这件事。但是话题，我更希望观众告诉我你想让我谈什么，如果全体观众都说谈桌子最好，那我就谈桌子，因为对我来说我就像一个木匠，他感兴趣的事跟你让他做桌子、做椅子没关系，桌子和椅子是内容，是看客户的需要，但是他琢磨的是如何把这个桌子、椅子的木工活做得尽量地道。
说了半天都是一个语言游戏，其实我对很多社会问题的看法，很符合我的职业，我的职业是一个聊天工作者，于是在我眼里看，很多社会问题实际上只是语言的问题，只是一个概念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叫文青呢？所以命名这件事很可怕，你一起了名字，这个人就像给钉在那儿了，可是人本来是活泼不拘的，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但是你认识一个东西就给他脑门上贴“文青”，我觉得它概括不了每个个人的丰富性。而且当你一旦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容易出现一些跟风，容易出现一些模仿者。我觉得人都是很具体的，什么叫文青？我不喜欢这种一棍子打翻一船人的语言方式。但是，比如你们要写某一个群体，必须命名他们是什么，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文学，真正的艺术，恐怕是讲究不落俗套的，有时候你把一个标签、一个概念用得太熟之后，它就变成一个俗套，或者像上海话讲的某种腔调。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概念的害处，人需要从概念里解脱，你脑子里思考一个问题，你老是在概念中思考，看不到具体的。所以康德有一句话，叫做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当我们概念化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忽视了个体现象的丰富多彩，而且它还有一个危险，你这个概念如果一提出来，容易变成一种跟风的时髦，当这个羊群心理，跟风时髦的时候，无形中你就抹煞了人的多样性。比如在我眼里没有什么文青，只有赶时髦的人。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文青，你怎么可能是一个概念呢？这个事我想不通。所以我不太喜欢概念，我也不太喜欢谈理论，因为我觉得这就像是语言游戏，其实就是要做自己，甭管社会上流行什么概念，你不用往那里去贴，我如果喜欢诗歌我怎么就是文青呢？我不太懂。我除了喜欢诗歌，说不定还喜欢色情呢，这两个概念矛盾吗？我一个人，可能我身上同时具备了草根、屌丝、精神贵族……我可能同时具备很多东西，每个人是一个化合物，他的这种化合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太粗暴，你说他是文青，你还以为是时髦，我觉得太粗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