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乾隆执政期间，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曾经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
“叫魂”——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
和其他“民间妖术”一样，“叫魂”在社会潜流中作用已久，却在1768年突然引爆。不仅乞丐、劳工、僧人和书生遭到波及，各省官僚和军机大臣均未幸免，就连身处承德避暑的乾隆皇帝也为之震动。
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所著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讲述的正是这个“盛世妖术”的故事。
▲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
孔飞力把叫魂看作是三个版本的故事的综合，民众、官僚、帝王是不同版本中的主角，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于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探究它作为社会文化事件和政治事件的历史意蕴。
“叫魂为什么会演变成一场全社会歇斯底里？”
▲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叫魂的故事，是由一系列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故事和案件组成。在此之中，贩夫走卒、乞丐僧人和乡愚村妇率先登场。
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
经由误传，这项工程竟然变为将活人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从而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力量的“叫魂”巫术。
于是便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桩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了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蜚声谣言。
这个谣言很快传遍江南的各个村落，并在山东等地发酵为触及统治根基的政治事件。
当人们因为叫魂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外地人、乞丐和云游僧人首先遭到攻击。
外地口音、问人名字、为人剃发和存有与之有关的器物都被视为叫魂的直接证据。在杭州，四位化缘和尚因为询问孩子姓名被捕、苏州的乞丐们因“为叫魂而剪人头发”入狱。
在山东，案件发展为“剪人辫发，使人昏迷、从而谋取钱财或沦为人奴”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妖党作乱，根据蔡姓乞丐的供词，一个有规模的地下网络正在向全国扩散。
各级官僚不敢对危及社会稳定的暗流视而不见。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都大致相同：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
然而，当山东巡抚富尼汉率先在本省发动清剿之后，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
“捂盖子”的官场逻辑此时变为形如“攀比政绩”的作秀行为，一场对叫魂妖术的围剿迅速在全国展开，期间裹挟着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碎细节和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
虽然官场上充斥着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的现象，乾隆皇帝通过独立于行政系统的情报来源，终于还是知道了春天发生在江南的那些“叫魂”案。
乾隆立即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不断发出谕旨直接指挥全国的清剿。
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
作为屈打成招的始作俑者，各级官僚在故事中的举动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如果说，这个群体会对什么未见势力感到害怕的话，那就是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这两者都对让他们感到自在的现存体制构成了威胁。他们试图通过恐吓提出妖术指控的人来击败前者，通过对君主封锁消息来挫败后者。
但是，这两个计策都未奏效。他们不得不以并不可靠的证据为基础，勉强从事对妖术的清剿。
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为什么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慌？
《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需要移交省庭，并最终移交北京。虽然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和职权范围之内，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相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
而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相当于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
因此，各省官僚的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从叫魂案最终得以翻案的原因可以发现，此时的官僚制度客观上存在着对于君主专制权利的某种“制衡”。
叫魂案中，几个游民在逼供中被无辜压碎脚踝。在清代，甚至连一个知县都可以在自己的公堂上为所欲为，而几乎没有绳之以法的危险。
与此同时，几位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也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于是，他们鼓起道德勇气，说服乾隆这是一桩错误案件，就此止损，避免更大的麻烦发生。
要做到以上，官僚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
这样的特性，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客观上阻挡了任何一种可能由君主带来的狂热。倘若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锭，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这也是孔飞力对这样的官僚制度抱有“谨慎的喝彩”的原因。
在1786年后，叫魂恐慌又于1810年和1876年至少出现过两次，但这两次朝廷都没有大做文章发起全国性的清剿。
那么，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乾隆对妖术的回应态度？
不管乾隆是否真的相信妖术的存在，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却是确实存在的。
特别是所谓的剪割发辫的妖术，似乎是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这种妖术恐惧似乎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乾隆得知各地的案件，就立即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
不仅如此，江南成为问题的关键。危险来自富庶文明的长江三角洲，并正沿着运河两岸向北蔓延。
在乾隆看来，南方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现在，某种罪恶又从江南向外蔓延，那就是官场中的腐败习气和社会上的妖术阴影，其危害程度不亚于民间的妖术。这就给乾隆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强化对官僚的控制——同官员们直接摊牌。
因此，1768年的妖术危机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状况，而且对乾隆来说，是为他对官僚制度的处置提供了一个出气孔。
即便实在停止清剿之后，乾隆也不甘心认错。他仍然声称妖术阴谋存在，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了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有了这样的说辞，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对各级官员加以清算。
在绝大多数官员都遭到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之下，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富尼汉却只受到了相当轻微的责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仅是一种满汉有别的做法，也是乾隆有意开脱。
“叫魂”为什么会演变成丑恶的全社会的歇斯底里？
除了专职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许多官员的滥捕滥刑以图邀功补过外，它主要和民间社会的心态和行为有关。
“乾隆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满清王朝虽然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但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
“叫魂”恐惧就是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
其一，此时的经济成长远远不能抵消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日益拥挤的生存环境导致劳力市场的供过于求。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而他们的存在，构成并加剧了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
其二，地区发展不平衡，越来越多外来流浪者侵入发达地区的社区生活，导致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不断削弱并且变得更为模糊。
比起叫魂妖术做引起的社会恐慌，由妖术所揭示的丑陋的社会现实——社会的戾气，才是讨论的核心。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凸显了一个令人难过的现象：
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充斥着丑恶、嫉妒，还有无耻的贪婪。
在叫魂案的发源地，慈相寺的和尚们为争取进香客而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
县役为了从和尚身上勒索钱文，也编造了可信的罪证。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
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利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此时，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斗争，使得广泛弥漫于社会的冤冤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互相攻击。
而这种现象， 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式。
孔飞力认为，“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尤其是在盛世之时，“叫魂幽灵”也许会不断重现。
在后记中，他写道：
“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