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的家中双双自尽。自尽前,傅雷写下遗书,将存款赠予保姆周秀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他们还将棉被铺在地上,以免尸体倒地时发出声响,惊扰他人。
这就是傅雷,一代翻译大师自此远离我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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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收集有关傅雷之死的各种文字记录,并一次次为之动容。我一向认为,傅雷夫妇的自尽,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与温厚。其实,我一向怕记外国人名,所以极少读外国文学,几乎未读过傅雷的译著,只读过人尽皆知的《傅雷家书》。作为翻译家、文人,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并不饱满,可他的死,却总如大石一般,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那场浩劫,摧毁的到底是什么?除了一个个生命,也许还有一个时代的气质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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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夫妇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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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傅雷遗书的第三页
我读过傅雷的遗书,正如叶永烈感叹的,这样长的一篇遗书,在那样的心情之下,竟是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遗书开头那段文字真的浸透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对那个时代的无可奈何。“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原本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精英,是愚昧落后的中国的文明火花。这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农村的乡绅一起被新社会清洗了。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就此消失,中国人人性中最黑暗最丑恶的基因却被全面释放出来。
而傅雷遗书中托付妻兄要做的那十三件事中,我读出了两个字:不欠。这也是我推崇的为人之道。他们详细交待的十三件后事都是关于财物的,精确到分。其中12件都是关于他人的,包括安排好跟随他们多年的保姆。而关于自己的事只有一件:留下53.30元的火葬费。遗书的最后一句表达的是累及他人的不安之情。什么样品性的人会在临死之时写下这样的遗书?人死之后,一切皆空,世间之事与自己没有关系。
不欠下任何人的任何物,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尘世。傅雷夫妇真是心里很干净的人。傅雷夫妇死前把红卫兵抄完后乱七八糟的家整理干净,傅雷夫人又让女佣取来干净的衣服,然后支走女佣,坦然离开这个欠下他们的世界。傅雷自杀的直接原因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长达四天三夜晚的抄家和批斗,一个生活优雅、为人正直的文化人不堪这橛的凌辱,选择以死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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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故居 叶永烈摄
一篇关于傅雷被批斗的文章中说:实际上,傅雷和上海音乐学院一点关系也没有,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在抄钢琴系主任家的时候发现了一封傅雷写给她的信,红卫兵们因此追踪到了傅雷的家中,要求傅雷揭发他们钢琴系的主任。傅雷不从,于是从逼供发展到了批斗,再从批斗变成了抄家。红卫兵在抄家时打开了傅雷妻姐存放的老箱子,在垫箱底的旧画报里和一面老镜子背后发现了有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像片,这个箱子不属于傅雷,傅雷也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箱子,更不知道箱子里有什么,但这成为了他有“变天”思想的证据。在当时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傅雷不愿祸及他人,除了辩解这不是自己的东西外,至死也没有说出箱子主人的名字。
那个年代的红卫兵们就是现在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他们是被牺牲的一代人,也是作过恶的一代人;他们是被害者,却也是施害者;他们忠诚奉献,却又愚昧野蛮。但他们中有多少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有过公开的忏悔。因为没有对那个时代的彻底反省,我们现在经常还能听到对那个时代的怀念。忘记自己历史上的恶,我们无法确保历史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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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邪恶时代自杀的中国文化名人何止傅雷一人,还有不堪批斗而投湖自尽的老舍等等文化名人。自由、正直、优雅地活着,是知识分子该有的尊严,不苟且、不媚上、不随波逐流,是知识分子本该拥有的风骨。
罗曼·罗兰在他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开卷写下的第一句话是:“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而是永不会被卑贱所征服;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而是不会被黑暗所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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