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是袁立于复旦大学的主题演讲《我的苏醒与救赎》，真挚恳切，让这个寒冷的冬季，有了那么点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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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大家好，我是袁立。我一定非常努力，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的诚惶诚恐。我自己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我想，以我北京电影学院的分数，要到复旦来讲课，我觉得实在是不般配。因为这里都是高智商的人，以我的分数肯定是考不上复旦大学哲学院的。
但是我今天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或者是作为一个尘肺病农民的志愿者来讲，我想我可能有那么一点的经验。
我是怎么改变的，怎么去关心别人？
我非常的幸运，很容易地就考上了电影学院。电影学院也是千军万马，然后可能我们那一届考上的就只有十个人，所以考上了以后我就非常的骄傲，就会觉得说，我一定是下一个巩俐，我是NO.1。
我非常非常的骄傲，也很快出名，然后会有很多人捧着你，你就看不到真实的世界，你基本上是飞在空中的；出行，可能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车围着你，你基本上不可能去路边摊吃饭，其实你已经感受不到真实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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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演戏，但是我基本上不会去接触最最底层的人。
虽然我也是一个从普通人家出来的孩子，虽然我小的时候也会去挤公共汽车，但是慢慢地，随着我变成一个明星，我就脱离了这一切生活。
好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在演戏上有一点聪明的人，所以还会演得比较真实。但是我知道如果我长期（这样）下去，一定会脱离生活。我一定会觉得，像很多的明星那样，我上机场也要戴一个墨镜，唯恐别人不认识我是个明星。OK，渐渐地我觉得我可能会这样。
非常幸运的是，我到了美国。它把我打到了原形。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care你。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个star，他们就会说“Wow，you are a star.”但如果你不说，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带着很多坏的习惯到了美国。我举一个例子：我到北极去看北极光，那天北极光只有两个人去看，一个是我，还有一个皮肤有颜色的人。
那个老板就说：“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洗个澡看北极（光）。”当时我心里面很不愉快，我想说，她为什么要跟我一起洗！而且在和她聊天过程中，我知道她只是一个铺床单的服务员，她用她的积蓄来过这个holiday。我可以和她一起吃饭，但是我不可以做到和她一起洗澡。
我有一点点等级观念，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我出身的地方给我的，这个是我的一个修正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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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还是没有和她一起洗澡，因为我觉得我不可以。当然我现在知道我是错的，我当时想说：你是谁，我是谁。OK ，这现在是非常错误的。
到了美国还有一个关于stop signs的事情，我不知道stop signs要停，因为在中国开车你经常要摁喇叭：piupiu，快走开，我开车的。我也经常被人摁喇叭，所以我在美国开车也从来不停。我的朋友和我说：“你胆子真大，stop signs你也敢不停，如果你撞到了人，你知道后果多么多么严重吗！因为这里人是最宝贵的。”我在美国改变了很多。
最重要的一点，我感受到了：人，是最最重要的。他比机器，比奔驰，比什么都要贵重。当然，我的信仰，我是基督教的。我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最宝贵。
从那以后，我渐渐地改变。我可以去路边吃一个番茄炒鸡蛋，我可以跟别人聊天，我可以去关心别人。我突然觉得我降下来了，我再也不飞在天空中了，我突然觉得我降下来了以后我很舒服，其实飞在空中的日子是不舒服的。
我以前有很多爱马仕包，可是当我背上了以后，它只是一个很硬的包，只是跟别人炫耀：“I have Hermes。” 我很special。然后呢，其实又怎么样呢？它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吗？我觉得它没有给我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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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圣经》上教导：你去种地，边边角角，不要收光，要留给穷人一点，不要全收光。你有十分之一的奉献要交给教会，要去帮助穷苦的人。这个对我有很多重要的帮助。我也需要把我的钱的十分之一，拿去帮助穷苦的人，所以我就在寻找项目。
我回到国内以后，我去帮助儿童，帮助一些抗战老兵。我觉得我帮助的群体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在帮助的环节里，我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有真有假，我也在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我想过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个矿工，在推着那个车，脸上都是黑的。他（看起来）很辛苦的样子。我觉得他好像很苦难，他似乎是一个家长，似乎是一个爸爸，他好像肩上扛着很重的（架子）、顶梁柱的感觉，那个架子是他整个的家庭。
我还看到一张照片，叫开胸验肺。这个人需要把他的胸打开，然后证明：我的肺，黑了，然后才可以得到补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人说需要有人打开我的胸，告诉你，我的肺是黑了，你要补偿我！
后来，几经周折，他好像拿到钱了，得到了赔偿。但是，慢慢地，等我到网上去查，哪个公益组织在做这个，中国有多少尘肺病人，他们的组织告诉我们，中国有600万尘肺病人，我看到的这个才是其中之一，很多很多人是没有拿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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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尘肺病人？一开始，我跟在座的大家一样。我不知道什么是尘肺病人，他们是怎么得的这个病。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矿、我们的金银首饰、我们的玉石、甚至于墓碑切割都会导致尘肺病。他们没有戴口罩，或者说没有宣传机构告诉他们戴口罩是多么的重要，或者是，口罩的密封性、专业性、严格性不够，导致他们得了尘肺病。
尘肺病会怎么样？尘肺病的潜伏期有十年。如果你在煤矿里面，那么你的肺就是黑的；如果你是在金属矿里面，你的肺就是金属的。我关注了这些尘肺病人。一开始其实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我要怎样怎样。我只是想说，如果他们是真的，那我就捐钱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是真的，那我就stop。
然后正好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组织叫“大爱清尘”，他们是专门做尘肺病的。然后他们说你要不要去看看，所以我就到了陕南的一个叫向阳村的地方。我生活在上海、我生活在杭州、我生活在北京，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
我就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破房子，靠吃土豆，他们家的男性都躺在家里面，一直在不停地咳嗽，他们可能有肺结核，得了尘肺病后，他们有很多都肾衰、心衰，他们的腿会流很多血，最后他们会死亡。
他们都很年轻，十几岁就去打工，也许到二十岁就死了。他们有孩子、老婆，他们的老婆一般都会离开他们。家里只有孩子，没有收入来源，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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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天，我说去医院看看吧，没想到在医院里面发现了很多黑色的水。黑色的水是从他们的肺里洗出来的，一瓶瓶洗出来的。一个人可能要洗掉二十多瓶。
尘肺病分为一期、二期、三期，也只有一期尘肺病人可以洗肺，二期三期没有办法洗，因为他们的肺已经像烂掉了一样，有一个专业术语叫“肺大泡”。我其实之前也没有搞清楚，多洗几次之后，肺就像一块抹布一样就散掉了，就不能洗了。
所以只有一期比较浅的尘肺病人可以洗一下，洗一次的费用大概是一万块钱还是两万块钱。如果是一期尘肺病人，洗了以后，生命可以得到延长。在陕南可以洗，在广东地区（洗一次）大概要三万块钱。
其实在我们国家，几乎所有有煤矿的地方都有尘肺病人。浙江也有，上海我想可能没有，但是你不要以为只有矿工才会得尘肺病，（在）高楼大厦也会得。
所以当我们在享受高楼大厦，享受美味的午餐，看着这个view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是很多默默的农民工的退场，他们回到了他们的村庄，但是我们得到的是很漂亮的breakfast and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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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尘肺病人，他非常非常的害羞。他每次都非常的nice。虽然他得了很重的病，他的太太也离开了他。
他一开始跟我说：“我充满了仇恨，她为什么走？”但是其实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很多很多。他是80后，很年轻。很多尘肺病人都是80后。我跟他的关系比较好，我给他换了肺。
其实，你知道吗，很多尘肺病人都想换肺，因为换肺就意味着他可以活命了。但是，换肺的金额是四十万。当然，这是我个人出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出这么多的钱。
换了以后，他每年还要有十万块钱的医疗费用保证排他，因为这个肺不是他的。他每年要十万块钱，没有任何一个尘肺农民负担得起，所以他们觉得我给了他一个big gift，一个大礼物。
但是，很遗憾，他在做完（手术）的第二天，就走了。因为，不匹配。各种原因，我不是医生。他走了。
我和他的关系非常的好。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因为当时我们最好的肺科医治专家告诉我有90%的希望，我非常非常的难过，也非常感恩他的家庭没有因此来责怪我。他如果不换肺，他可能最多还有半年的生命。换肺，可能可以好，但是他走了。他的名字叫任能平。
我曾经也想做一个任能平肺移植基金，但是我现在还是没有做，因为肺移植实在是太贵了。而且，你哪里有这么多的肺源呢。你看，他自己写在手机上的，我找到的，他说他的肺很痛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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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看这些农民，他们自己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我每次见到他们，他们都穿得很好看、很整齐。他们不舒服的时候，平日只能到卫生所去消消炎，因为你要知道在卫生所只有一些消炎的东西，而没有别的。他们如果到西安去，要换八个小时的车程。其实路是非常近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大巴士很难（行驶），第二他们可能需要吸氧机才能上车，所以给他们这些农民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我们从巴黎回到北京，回到上海也就十个小时，但是他们从村庄到西安也要十个小时。所以对他们来说，去西安看病太远了，而且太贵。所以他们只能在卫生所，打打消炎针，然后他们只会说，很痛很痛。没有办法。
照片里我很胖，因为那时候我很肿，水土不服，山里面还是很辛苦的。
这个老太太和这个儿媳妇。我只是有一些事情我特别的不明白，为什么灾难总是会循环。你看她（老太太）这个家庭，她的儿子已经去世了，也是尘肺病，一个80后。她的儿媳妇是一个盲人，当时没有人愿意嫁给尘肺病人，盲人愿意嫁给尘肺病人。但是之后她自己得了乳腺癌，老太太的儿子又死了，所以现在是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做农活，照顾这个儿媳妇，照顾孙子。
老太太不愿意再照顾这个儿媳妇，认为她拖后腿了。我们觉得人有这样的想法是有可能的，我们也不责怪老太太。你去看老太太变形的手。
那天晚上我去她家的时候，我要求看下她儿子的照片。她拿出来，看了照片以后她一个人躲到角落里面去，用手去摸这个身份证，她现在只能通过摸身份证去看她的儿子。
她告诉我说她的心很痛，而且她说得很小声很小声。我知道她的心一定很痛，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她儿子在世的时候非常的能干。他们家大厅里是水泥地，很多农民（家）都是土做的地，他们家是水泥地，说明她的儿子心灵手巧，而且赚了一点钱可以给家里铺水泥地了。但是她的儿子走了，只剩下这一家人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她的儿媳妇还得了乳腺癌。
我觉得我很不明白，为什么苦难会一个接着一个。这个是我所不理解的。
我觉得我到乡村里面，看到很多人真的长得很秀美，他们没有很好的学习的机会，所以就没有工作的机会，导致他们只能去干最苦的苦力。很多人问我他们为什么要去干矿工，他可以不干矿工。他不干这个他没有别的工作，因为他不识字，他从小没有学习的环境。
包括现在很多的村庄已经没有学校了，他们要搬到村庄以外的镇上去读书，要走很久很久的路。这导致他们学习更加的艰难，他们没有办法学习，他们只能去干苦力，最后导致他得了尘肺病。
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男的眼睛在看着我，会跟我说，你可不可以照顾我儿子。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演员的幻觉、幻想。我当然非常愿意照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长得也非常好，我觉得如果在城市里面，如果有很好的教育，他们的命运不会这样。
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要力争做到公平。大家都要一样有公平的学习的机会，一样致富的机会，因为人生而平等。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人生而不平等。而且他们的苦难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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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已经去世了。我给他钱的时候他跟我说：谢谢老板。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难过。我不是老板。而且我每次给他们钱我都放在信封里面，我不愿意直接给cash。当然我的三千块钱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是我还是给他。
当我把他带到医院，把钱给他，放到了他枕头底下，他抹眼泪了。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我没看到。最后在上个星期，他也走了。因为尘肺病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病。得了，就一定会走向死亡，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都是要跪在床上，因为他们如果这样平躺着，他们的肺没有办法呼吸，所以他们每天晚上是跪在床上。如果特别累了就跪一会儿，然后就靠在枕头上，这么慢慢睡一会儿，然后再跪一会儿。他们平躺着已经没有办法呼吸。
很多志愿者给他们呼吸机，2000块钱一台还是2200块钱一台，只能暂时解决他们呼吸的问题，根本不能改变他们的肺（里）已经有一块一块的金属石头（的状况）了，这没有办法了。当我们去给刚才我提到过的一个病人做手术的时候，他的肺拿出来切的时候，那个手术刀切下去的时候，咔呲咔呲咔呲，下不去。里面有一块石头，下不去。所以他会很痛很痛很痛。
所有的农民，没有抱怨，他告诉我这是他的命。
我们到他们的家里去，他们会做一桌好饭给我们吃，我们把一百块钱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他们一定不要，但是其实他们多么多么需要钱。他们会认为你看得起我，所以来我家吃饭。当我们要走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一个箭步就会冲到桌子上把饭接着吃了，因为他们平时吃不到肉，他们只会吃一片肉两片肉，但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炒一盘肉。虽然都是肥肉，但是，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礼物。
我觉得在陕南，有很多农民，因为在山里面的原因，他们的眼睛是非常非常的纯朴，你会觉得，这么纯朴的一群人，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他们会到河南的灵宝煤矿去要求赔偿，得不到赔偿。我说我带着他们去，别人和我说，你去了以后，你就会被埋在那里。我觉得有可能我会被埋在那里，所以我没有去。
我觉得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了。那我们今天能做什么呢？当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我们享受着城市文明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忘记这些人。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底下全部都是农民，真的，我们站在他们的身上。我不会忘记建高楼大厦的农民，我不会忘记建地铁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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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一定看到过图片，有一些农民，他们觉得自己的裤子脏，他们不坐在凳子上，他们蹲在地上。他们觉得：我的裤子太脏了，我不配坐在地铁的凳子上。当我戴着金银首饰的时候，我不会忘记；我戴着玉石的时候，我也不会忘记切割宝石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宣传戴口罩的重要性，这个应该是国家监管部门（的责任）。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合格的口罩厂能给他们生产又舒适又合格的口罩。
如果我们生活还有一些富裕，我们可以去探望他们，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经济支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他们一些心灵的支持。因为我发现很多小孩的妈妈离开这个村庄，再也不要他，当他一岁的时候他妈妈就离开了，等他五岁他妈妈再来村庄看他的时候，他妈妈已经在外面有了新的孩子、新的家庭。
别人告诉他，这是你的妈妈，这个小孩平时会跟人家说，我为什么没有妈妈，但是当别人告诉他这是你的妈妈的时候，他只会在那流眼泪，傻傻地站着，一直流眼泪。他不知道怎么称呼她，他不知道怎么和这个女人相处。
我想，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从小已经有阴影了，而且这样的孩子不止一个，太多太多。当你去拉着他的手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只会流眼泪，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不懂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们帮助人，可能不仅仅是从这个账上转到那个账上的钱，而是我们要去实地去勘察，实地去拉着他们的手慰问他们，而且需要一个长期长期的跟进。爱是分享，我觉得爱不仅仅是我过得好，爱是需要你把手去拉给需要帮助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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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经济不仅在发展，我们的人文意识，我们的人文发展、人道主义也要同时发展起来。我觉得广州、上海、北京，我们这些已经过得还不错的人要起一个带头作用，就像美国，我的数据可能不太准确，可能是1%的人在做慈善，我在网上说的时候，很多老百姓说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许他们觉得只有一百、两百，一百、两百可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片善心。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能力的人，我们去买爱马仕包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包，它可以带来的快乐也是有的，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去帮助人，用最俗气的一句话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当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们在帮助他们，其实是他们同时也在帮助我们，让我觉得原来我是一个可以有如此高尚灵魂的人。
我相信，我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我们也可以大家一起，走向富裕，走向更好的一个人文环境。不要再看到那些悲惨的自己在漆棺材的现象，悲惨的农村和城市不平等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是想捐钱，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志愿者，发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想我还是要继续往前走。今年的两会，我是个老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叫两会，今年的两会也提出了一些尘肺病农民解决的问题，那我想，国家做国家的，但国家肯定不能像我们一样亲切地去拉住每一个人的手。
就像我看到很多人在那儿漆棺材，三十多岁，当我进去的时候，他非常的坚强；当我拉住他的手的时候，他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对不起，我很不坚强，我是个大老爷们，我不应该哭。可是我觉得，你都已经在自己准备棺材了，你为什么不哭，你哭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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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给他们钱，我还可以给他们很多很多的心理安慰。让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知道，有人爱他们，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有坏人，也不仅仅有不好的煤矿老板，没有把每一个人的生命看得非常重的老板，但是也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去爱他们，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
即使他们走了，就像任能平，我帮助换肺的那个人，他告诉我说，我如果死在手术台上，我也非常非常感激你，因为我死前得到过爱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当作人看过，他们告诉我他们在煤矿里的时候是不出窑洞的，他们喝的是炸了的石层的水，石头炸开以后不是有岩水吗，他们喝的是石头的水，喝的是尿水，喝的是粪水。
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帮助他们，要告诉他们：NO，你们是人，我们是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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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分工不同，但是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尽我们一点点的努力。
如果你是一根蜡烛，你就发蜡烛的光辉照亮周围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灯，你就发出大的灯（的光芒）去照亮周围的人，尽量给更多的人带来温暖，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温暖，更加的美好。
来源 | 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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