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丧家犬的一年
丧家犬的一年
◈ 阎连科
旧习难改。尽管离开农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却从未将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在我家乡，一年真正的开始是大年初一。
农历的2011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儿子找工作。那时他已完成在英国的学业，带着法学硕士学位回到中国。他坚信，若想在中国有所作为，需在法律系统中谋到一份公职。然而，因为不是党员，他几乎没机会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当他还在读本科时，不止一次考虑过加入共产党，每次都被我劝阻了：“难道人必须要成为党员，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一个父亲，儿子的经历使我感觉我应跪在党的领导面前，求他们给入党和未入党的年轻人同等的求职机会。
黑暗的2011并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书》——一本直面中国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中所受创痛的小说，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绝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谁敢在中国出版我的书，谁就将被关掉。
这部小说花了我20年构思，2年时间写作。作为一个作家，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将成为中国文坛一部重要作品。
然而，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就是如此，对我来说，除了接受，别无它选。我只能长吁短叹。
厄运连连。伴随着书不能在大陆出版的梦魇，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强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条公路要拓宽。强拆如飓风来临。没人向我和邻居们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赔偿没有商量余地，不管原有面积多大，盖房子花费多少，一律只有50万。
大家还被告知，谁愿意跟政府合作，将会额外奖励70万。两项加起来共有约19万美金，看起来数额很大，实际上在今天的北京，这些钱在好地段也就能买个厕所。
居民们与强拆队之间剑拔弩张，大家发誓，要用生命维护财产和尊严。
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区的墙被强拆了。一些疲于应战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医院去。随后，一系列的盗窃案出现在小区，大家心知肚明，这只是策略而已。报警毫无价值，其幼稚程度与小学生报告说铅笔被偷无异。
11月的最后一天，离强拆期限只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贴了一份对H和W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不要再跟被拆迁者玩 “猫鼠游戏”。我当然知道，这封信不会到达它该到的人手里，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够的注意力，从而向当地政府施压，在强拆期间避免流血冲突。
我的公开信被大量转发，几乎立刻传遍全国。然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在风中窃窃私语一般微弱。
12月2日，凌晨五点，一队戴着头盔的便衣男女，从窗户闯入我邻居家中。在向入侵者声明他反对拆迁后，我邻居被带走关了起来。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门外，随后房子被推土机铲平。后来他回忆说，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个戴头盔的便衣围在自家房子边上。
整个12月里，有30多户被迫同意拆迁，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结束了。
我很想哭。有时我甚至会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哭一场，也是一个不小的特权吧。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像狗一样活着。我梦想能在我的书中大声喊出这一切，并将我的呐喊变成优美的乐曲。这怪诞的人生和奇妙的梦境维持着我的生命，有时甚至给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断的灰心、丧气。
我身心俱疲，只想离开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渴望能在家乡开始一个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亲和亲人们待在一起，让他们简单的温暖带走一切冰冷、焦虑和恐惧，远离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围我的东西。
我回到了位于河南西部的家乡嵩县，与我80岁的老母、兄长、嫂子、侄女们一起过了十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说笑话、打麻将。无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经历过的不幸，我们像过着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见，皆是灿烂阳光。每日所感，都是亲人关爱。那十天，我们坐在电视前，一起看肥皂剧，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很一般，但家里的暖意驱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觉很安心。
除夕夜，我们按照传统，一起吃了顿饺子。母亲把她的一些饺子分给我，以示关爱。一小缕头发垂下来，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这多么美妙！”她说：“我们现在能吃肉馅的饺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穷的时候吃野草一样多！”
我哥哥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骑自行车到处送信的邮差，现在他退休了，开着我用版税给他买的车子。“为什么有人会恨政府呢？”
一次他载我去看望一个住在山村里的亲戚时，在路上问我：“我们生活的很好，这还不够吗？”
我两个姐姐都是农民。她们很爱看一个清宫肥皂剧，剧中的皇帝很聪明，做事游刃有余。姐姐们希望我也能写一个那样的肥皂剧本，既有钱，又有名。她们说，只要写出一个成功的肥皂剧就会让整个家族脸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这些东西，还是只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这几年获得的财富，是否真的让中国人民坚信，吃得饱、穿得暖真的比权利和尊严更重要？或者，在他们看来，一盘饺子，口袋里的一点钱，比权利和尊严更有用？
我没问，也不想深究，因为我知道，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我而言，我更愿意保持尊严，即便那意味着饥饿至死。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这也应是文化人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派胡言。可是，我为何要抱怨？就连文化人都将食物和钱置于尊严之上，我怎能以此来批评我的亲人们呢？
大年初六是出门的吉日，我该走了，亲人们都赶来与我道别。与以往一样，每逢这种场合，母亲都会掉眼泪。但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开口。
“多和有权有势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边低诉，“别做让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后，哥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大过年的，我就没说给你听。要记住：别管是为了什么事，都别惹政府。
我外甥陪着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处，“我妈让我告诉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写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写，就写点夸政府和国家的。别越老越糊涂。”
我点了点头。
“告诉你姥姥、舅舅和妈妈，别担心我，我很好。我写的东西很好，我也应付的来。除了皱纹和白头发越来越多，没别的烦心事儿。”说完后，我开车离开。
一边开车，没来由地，眼泪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为我母亲、兄长、亲人们以及那些同样有了吃的就忘了尊严的陌生人们?还是为那些像我一样热爱权利与尊严却活得像丧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声哭泣。
我停下车，任涕泪肆意横流——落到我的脸上，流进我的心中。很久之后，眼泪干涸了，我又发动了车。我在开回北京的路上，喘着粗气、焦虑万分，就像一只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丧家之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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