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民国、台湾与我自己
梁文道曾开玩笑地自称是山寨版的陈丹青，他也确实与陈丹青有诸多相似之处：相似的发型，都戴眼镜，声音温厚暖人，面对记者的提问绝对不会打太极。而且，他们都习惯说无忌的童言。
“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男人其实也可以唱一出好戏。比如梁文道与窦文涛、许子东组成的“聊天铁三角”。在凤凰卫视的王牌聊天节目《锵锵三人行》中，窦文涛装浅薄，许子东装刻薄，而梁文道则装渊博。事实上，梁文道却并没有“装”。正如窦文涛谈到对他的第一印象时所说：“怎么这个人能长得丑成这样？但文道一张嘴，我就知道这个人了不得——他读的书太多了。”
梁文道四个月大即被父母送至台湾的外婆家长大，他在台湾的十几年里，却并不怎么爱读书，上街打架倒是常有的事。初三毕业的时候，竹联帮的一个小喽罗曾跑到他的学校去找他，对着他喊：“梁文道啊！我跟你讲啊！你要出来混啊！太容易了啦！”当时他的同学还曾用麻袋套住自己最看不顺眼的老师的头，然后把老师揍一顿。“我当时也想干这种事，但是找不到机会下手，于是就拿学校的建筑物泄愤。”梁文道笑着说，“把游泳池上方的窗玻璃打碎，然后玻璃渣都掉到水池里，学校就必须放水冲洗；我又到语音教室把所有的电话线都给剪断；再把一包洗衣粉倒进学校的锅炉里，然后每个人接的开水都是带泡泡的——最后学校就报警了。最后父母看着不大妙，混不下去了，就把我带回香港‘着草’，然后就假装是个乖学生，从头再来。”
时间流转，曾经年少顽劣的梁文道今时以一支香江健笔每日纵论天下大势，更因其对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常年坚守而引人称道。他所论所说，自称都是“常识”——这也正是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评论集的名字。但梁文道坦言，自己能够有这么多评论问世，实在是占了香港拥有“相对优渥的空间”的便宜，“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
梁文道的粉丝不顾他修佛，亲切地称他为“道长”。3月1日，应“海都大讲坛”的邀请，“道长”来到福州凤凰剧院，做了一场《台湾的本土意识与民国遗风》的演讲，并签售新作《常识》。容纳近八百人的凤凰剧院座无虚席，民国热、媒体经验、大陆印象、台湾的悲情意识……梁文道所阐发的诸多论题都引起读者强烈共鸣。
他的魅力甚至让一位女粉丝在得到签名之后得寸进尺地问：“你能不能再看我一眼？”
为什么会产生“民国想像”？
自1949年国民党当局撤台之后，两岸分隔已有六十年。大陆民众对台湾有很多的想像和投射。但这些想像和投射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台湾？梁文道认为，“这真的很难讲清楚。”
近年来，大陆知识界对民国史和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关注一直高烧不退，最为明显则体现在书市上：有许多关于民国史、民国文人、民国生活的书籍出版。梁文道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民国想像”。为什么人们会突然关注民国？梁文道认为，这是中国人在进行身份的确认——“任何一种怀旧的热潮，都是对现实的某种判断跟看法——上海10年前就开始怀20世纪30年代的旧，不少地方开始出现老式的咖啡店，上海人想记住的是民国时的上海，其他的都想先挪到一边，至少暂时不要提了”。
为什么大陆又开始怀旧民国？
在人们的想像中，民国的时代生活氛围挺宽松。虽然政治上乱七八糟，但这种乱七八糟也造就出不少音律。比如，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常常流动。“在北京说话得罪了哪个军阀，不怕，跑到上海就行了，不会有‘无所逃于天地间’的感觉。鲁迅就这样。”梁文道说。
从民国老照片上看，当时的知识分子都穿长衫，但作风又西化、很洋派，写信来往时有旧中国文人的味道。梁文道认为，这种对民国的痴迷也跟这几年大陆一直在寻找中国文化的精髓有关。民国是一场革命的产物，但这个产物“又没有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完全割裂，民国就是传统的帝制中国向现代转型的一种过渡”，因而能够得到时下正寻求身份确认的中国人的共鸣。“这些在准官方的层面上都有表达，最鲜明的地方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梁文道说，“一个小时内，我们有机会对全世界说明，中国是什么样一个国家，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
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地位最崇高的人是谁？一个曾经被中国激烈否定的人——孔子。但是有趣的是，我们在奥运上的历史传达到明朝就结束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的历史都不见了。”
台湾是否是民国的化石？
民国与台湾又有什么关系呢？梁文道的不少好朋友（比如陈丹青）到过台湾之后，在所写的文章里都有相当感慨。他们笔下对台湾文人的现时印象就是四个字：温文尔雅——说话不会很大声，不会很激烈，在争辩的时候也是客客气气。怎么会跟电视上看过的台湾那么不一样？
梁文道认为，不管在大陆还是台湾的电视上，所呈现的台湾都是乱成一锅粥，“我是做电视的，我太清楚电视与现实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梁文道说，“全世界最乱的地方，也只是在镜头上看起来很乱而已。比如美军攻入巴格达的当天，镜头上人们到处奔跑、叫喊，这是因为他们看见了摄像机！人的表演本能被激发出来，其实就二三十个人——同时，几十米外的街头店里，照样有人安静地做买卖、散步、坐着喝咖啡。”
十几年前，台湾的“立法院”刚刚开始出现武斗场面的时候，梁文道还曾专门到现场去看。他曾亲眼目睹过，有两个“立委”在镜头前互殴，镜头刚移开，两个人就开始勾肩搭背，“怎么样啊？没事哦？走走走，去喝杯酒啦！”——台湾政客的表演，就是这样。
当大陆的人们从台湾回来之后，不少人会觉得，台湾的人情好像和书上读到的民国有点接近。“台湾不是自称‘中华民国’吗？”，接下来一个看似很合理的推论也就出来：台湾继承了一个消逝掉的年代，成为一个民国的化石版。关于台湾的“民国想像”，也因此在文化界、媒体上流传开来。
梁文道从四个月大就从香港到台湾成长，，他认为“民国想像”真的只是一个想像而已，并不是事实。他幼年时对台湾最深刻的印象是：高度军事化的管理。梁文道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蒋介石规定全台湾每个中学都可以有自己的校训，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共同校训：礼义廉耻。在台湾当时的中学里，每个学校都有由“国防部”派下来的教官。他们就住在学校里，除了带学生做军事训练，还有监视老师和学生思想的任务，看看“有没有不符合党国教育方针的东西”。梁文道中学的时候是要读《论语》的，这在当时叫做“弘扬国粹”。当年的梁文道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处，他觉得这是军事化管理的一部分，因而心生厌恶。
“把台湾看作民国的遗存，更多是大陆人心理的需要，而不是真实台湾的写照。”梁文道说。
到北京喝不到豆汁儿
梁文道生命的最初十几年都在台湾度过。在其成长过程中，他与国民党当年撤台的人以及一些眷村子弟都有不少记忆的交集。当时所有的撤台老兵一聊天就聊“北平”——他们还管北京叫北平，“听说了吗？孔子像都砸了！不讲礼义廉耻了！京剧不让唱了，改唱样板戏了！”
梁文道从小看书，接触到的都是梁实秋、林语堂等作家，他们书中所描写的老北京留给他太深刻的印象。在没有来过大陆以前，梁文道所有的对大陆的文化、地理方面的印象都来自于聊天和书本。这一切也让他对大陆和北京充满了期盼与想像。
上世纪80年代，梁文道回到香港后，便迫不及待地想去看望“北平”。坐火车三十个小时之后，在20年前一个凌晨的四五点钟，梁文道生平第一次走出了北京火车站。“一出站就看到一个角楼。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啊，我回来了’。我从未来过北京，但不知为何我却会说‘我回来了’。”梁文道出了北京站，想吃早点，就到处去问：“什么地方有豆汁儿啊？”他在书里看过，北京人吃早点，理所当然要吃“豆汁儿”。
问了一个早上，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豆汁儿”。一个北京人甚至回答他说：“豆汁儿？——酸奶吧？”
随后，梁文道在北京住了一个礼拜。老北京城的城墙全都拆了，上街买早点不再是随便找个小摊，而是要和“群众”一起排队拿粮票换……在北京所看到的一切都让他无限感慨。他终于发现，自己在书本上所知道的、台湾老兵们口口声声的“北平”，已然都不复存在，北京再也不是原来的北平。后来，梁文道看到一个台湾作家看过大陆后写的文字。这位作家曾写过一些大陆的见闻文章在台湾发表，台湾的林海音等作家看到“北京城城墙都没了”的时候，全部抱头痛哭。
他们的失落感更强烈，因为他们的故乡，再也找不到了。
文馆转自《台海杂志》2009年3月刊
作者：商华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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