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有思想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开放意识与开放心态，对于任何不同的声音，他能竭尽全力地认真听取，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同时又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始终保持一份警惕。
因此，他不会拒绝去听一听、想一想不同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内心足够强大，他不会一听到不同的声音就焦虑不安，不会立即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是会用逻辑、常识、常理、直觉、经验及科学的方法再检验一次。
信念的内核是什么？就是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你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你怎样认识人生，你怎样看待幸福与意义——这里不一定有什么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但是，一定是自洽的。
在这里，你的思想信念与你的生命感受、生活经验，你的知识结构、理性认识，你在社会中担当的角色，不会在逻辑上、生活经验与理性认识中产生冲突与分裂，你所做的事不会与你所说的话互相矛盾。在这样的时代，就一个具有生命的“物自体”而言，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独善其身”。其寓意在于，保全自己，免遭社会病态的毒害。使得灵魂自由、干净，人格独立、自强。
真正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辨别是非、善恶和美丑的个体。而由一个个社会良心所组成的群体，就是“具有思想的共同体”，也就是世俗所说的合群。
若想具备独立的人格和思考能力，需要培养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逐渐成型的，但这往往导致他们被社会贴上“标新立异”“唯恐天下不乱”的标签，甚至被称为“神经病”。
或许他们并不会有任何反抗社会的行为，而是选择保持沉默，而偏执的沉默往往导致他们逐渐被边缘化。
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很多在昨天看起来还危险的思想，在今天却变成了常识。观念的种子有着无穷的力量，先知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不同寻常的，他们的思想终将会影响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还会影响那些“正常人”群体的思想地位。
一个只为了工资和大米饭炒蒜薹而奔波的人，是无法理解和突破高尚情怀的，同理，一个总是被房贷和孩子教育补课费乃至巨额医疗开支所累的家庭，也是很难培养出大爱、博爱等观点的。殊不知，宏观来看，在富贵人眼里，这种小家庭很容易被人以蝼蚁之命所定位。而那些努力追求合群的人，终其一生的结局，用所谓奋斗和血泪拼搏，有的甚至出卖自尊、良知等道德底线，才换来最基本的食物和生活用品。
而积累的财富和剩余价值，总是不知不觉被各种收割搜刮殆尽（诸如：通胀、房价、医疗，上学给老师的各类补课费、红包等）。几十年后的生命终结，基本上无人知晓，影响力可以看做为零。
我们发现，在历史长河中，所谓偏执的有思想的人，往往是这个社会的清醒者，是现实问题的第一反思者。
那个率先抨击“赎罪券”的马丁·路德，至今被主流天主教视为异端，却将基督的精神重新高举，使新教精神广泛；那个躲在滕尼斯堡的康德，生活乏味得令诗人们嗤之以鼻，却开创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哲学流派；那个以“保守自由”为己任的英国人柏克，因为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成为“旧秩序的辩护人”，却精准预言了革*命的血腥和随之而来的专*制……
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者，都遭受过社会的偏见和不公正待遇。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不合群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模式，引导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走。
叔本华曾说，读者大众的愚蠢和反常往往超出想象，因为他们总是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保存下来的出类拔萃的、凤毛麟角的思想放着不读，却一门心思地去读那些庸俗不堪的劣质书、有毒的书。他说出了一个事实：那些有思想的人必然面临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排斥——思想者的志业，天生就是不合群的。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被誉为“价值五个诺贝尔奖的大脑”，在朝圣山学院，他大声斥责在座的经济学大师们：“你们都是国家主义者！”而事实逐渐证明，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他的思想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无人企及。
一些知识分子为了保持独立，刻意远离喧嚣的社交：弗朗西斯·福山这位新保守主义的代表者，在发表《历史的终结》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之后，他又被视为“野心极大的哲学家”。
当国内媒体要他评价某大学的某教授时，他直言不讳地说：“他是一个白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有这样一个群体，背负着来自庸众的误解与毁谤，默默地承受着社会的压力，却持之以恒，始终朝着他们的理想而奋斗。
林语堂先用英文写作《中国人》，然后译为中文去影响国人；写作《中国人的精神》的辜鸿铭被认为是一个奇怪的老头，排斥西方价值却又不可思议地打着另外一种算盘；北京通州宋庄很多艺术家，放弃家庭和社会给予的资本和财富，选择做一个自由画家和作家……
这些思想者用自己的意志、丰富、客观等元素表达着自己的存在，他们孤独却不寂寞，因为有着高远，足以让他们的时间变得生动不乏味。
只是他们的情怀不是稻梁之谋，而是面对“ 人之情多矫，世之俗多伪”的现实，把自己升华为另一种格局：“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
因此，追求着诗和远方的他们，总是藐视着眼前的苟且，正因为如此，也容易被人误解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注：东汉时有一少年名叫陈蕃，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干大事业。一天，其友薛勤来访，见他独居的院内龌龊不堪，便对他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他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反问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个陈藩，字仲举，后来成为汉朝名臣，与窦武、刘淑合称“三君”。）
我们知道，正是这种独立的人格与尊严，才使得他们如此特立独行。
他们以自己深刻的洞察力与判断力，对社会提出一种屈原式的“弱者表达式”的绝唱。他们“拯救”了很多人的思想与认知，但他们因此注定被社会离弃。因为每个人观察事物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不尽相同，而能够达到最优的，永远只是极少数人。
因此，在帕累托那里，精英领导“多数人的游戏”，就成了人类社会反复上演的剧本。
印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说：“我最后的祝福，要留给那些知道我并不完美、却依然爱的人”，这句话是献给他自己，也是献给同类。正是这样一群“神经病”，承担着社会良心的功能，才使得这个世界不至于完全崩塌。他们付出了所有的年华与生命，在生命的年轮上或许只有“荣誉”二字能够对他们的孤独予以安慰，对他们的价值予以承认。
所有爱自由的人们，所有选择与思想为伴的人们，无论世人如何排挤，你们怎能茫然地屈服于他们，认为自己就是错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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