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我走了，大学就能办的更好了
我走了，大学就能办的更好了
文：张鸣
有人曾说：交朋友应该是张鸣老师这样的朋友。
因为张老师刚直不阿，性情率真，爱与恨都强烈，许多人模模糊糊知道，张鸣老师与学校领导处得不好，或者说，张鸣老师总是炮轰领导，却少有人知道，张鸣老师得罪领导没有一次是为自己争私利，尽是替别人打抱不平去了。
张鸣常以特立独行的“公知”形象进入公众视野，2011年12月，他在高华追悼会上惊天一吼“天快亮了”至今振聋发聩，北航韩德强打老人被放任，张鸣揪住北航每日一吼，浙江吴英被判决之前，他也是每日一呼“刀下留人”。
但在2017年的时候，张鸣老师刚满60岁的时候，却突然退休。因为高校博导退休年限一般会比通常我们说的男性60岁退休晚很多。可能正如他说，自己走了以后，中国大学就办的更好了。
为此李强好书伴读整理了关于他写给自己退休的一篇文章，供大家鉴赏。
自打所谓参加工作起，从来没有想过退休的事儿，然而，退休的日子终于来了。除开上大学前的农工和兽医的经历，从1982年大学毕业起，我一直在做大学老师，几乎干了一辈子。
今天，那些认为中国大学办得不好，就是因为我的缘故的人，可以松口气了，从今以后，大学指定，肯定，以及一定就会变好了。
回想我的教书事业，非常平淡，没有做过少年才俊，也没有被破格选拔过，没有留过学，甚至连到国外进修的机会都没有摊到一个。做了18年的正教授，到退休依旧是最低一级四级。这在中国的大学里，应该是独一份了。
需要声明的是，倒不是人民大学不肯给我升级，而是我拒不申报。我说过，大学里教授评级，是一种恶政。既然自己说了，就不能再参评。
如果大学教授非要有级别不可，够格给了就是，让人一级级申报，带有羞辱性质。就像传说中的那个故事，一个地主老财，把明明该给长工的工钱，故意撒在地上，让长工一个个捡起来。我没这个兴趣为了那俩钱和虚荣干这个。
迄今为止，一共写了50多本书，出版了40多本。其中有十几本，似乎是属于学术著作。平时的发表量不小，但除了发在学术期刊的上文章，我从不将之计入科研成果，即便如此，我也是年年超额完成任务。
不是特意要这样，无意中就这样了。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申报，肯定不会是四级。可是，我偏要这样做。这样，从身份看，我的确很Low，是个Loser，然而，是又怎么样呢？
在大学里，你可以捞很多的课题，弄很多的钱，把门下的学生都变成你的学术民工。挣到各种荣誉，挤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里，掌握全国学人的学术生杀大权，做长江或者别的什么江学者，到人民大会堂领奖，那又能怎么样呢？用不着很久，十年二十年以后，有谁还会记得你的著作？
你死之后，一切的荣誉光环，都会化为一股青烟，在所有人都不留意的时候，就消散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国的学术历史上，应该是最可悲的时代。这时代的绝大部分显赫，最终什么都留不下。被供在殿堂里的煌煌大作，最后也许被证明不过是垃圾，门下弟子东拼西凑弄出来的货色。
现世耀眼的大家，过不了几年，就会被人发现净是些“玩家”，玩权术，玩学术，甚至玩女人的玩家。这样的玩家虽说面目各异，却有一个共性，就是习惯性的谄媚，膝盖比较软，补钙都补不上去。
人之为人，谁不知道人前显赫好呢？然而，闭上眼睛想想，实在太不值。人生一世，掐头去尾，不过几十年，都浪费在这种无聊的游戏中，连一撇一捺的人都做不好，何必呢？
我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没有多少天分，也没得到过大人物赏识提拔。唯一的优点，就是勤奋，每天看书写作，从不停歇。哪怕停了一天，都浑身不自在。禅宗马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座右铭，我是真的在实践了。
我们这一代，属于一出生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的倒霉的一代。看齐邦媛的《巨流河》，感慨人家遭遇战乱，却受了完整的教育，而我们似乎没有遭遇过什么战乱，但是，教育却乱七八糟，小学和中学，都在斗争和劳作中渡过，上课和教材，都简化到可以省略。
所谓的教育，不过是自己在全民烧书的环境中偷偷看了几本乱七八糟的书。
我们这代人，成不了什么大师，漫说大师，小师都没有。能写出一篇或者一本让人们过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还能记得的东西，就已经很不错了。显然，这就是我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咱们走着看。
我20年、3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有人看，50年以后怎么样，不知道。几十年了，听过我课的学生不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带了一些，能不能成才，是他们自己事儿，路怎么走，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我呢，还算是已经尽力了。苏东坡一肚皮才学，一肚皮不合时宜。我比不得古人，只有一肚皮不合时宜，蹭蹬一生，命该如此。
退休了，我很高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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