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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全球化的盛宴，被一只黑天鹅搅局，各国还在驱赶黑天鹅，却来不及收拾满地的狼藉。
这只黑天鹅就是新冠病毒（COVID-19）。二百万人被它感染，上万人因它死亡，我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它去向何方，但人类正在与它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这场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全球疫情，让全球化的弊端暴露无遗，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无远弗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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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一天，美日传来的消息让国人夜不能寐。4月9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提出一项让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回流美国的建议，他说要为这些从中国迁回美国的企业给予100%直接报销，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装修等所有费用；紧接着《福布斯》（Forbes）发文称，日本政府宣布要支付22亿美元支持日资企业迁出中国，其中20亿美元直接贷款用来支持企业回到日本，约2亿美元直接贷款支持企业迁去东南亚。
对此消息，各方解读认为逆全球化浪潮不可避免，甚至有人认为“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至于其政治经济影响则更为久远。基辛格说，“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永远不一样”，给政治和经济带来的动荡可能会持续数代人。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新冠前后”将是历史新的纪元——BC（Before Coronavirus）和AC（After Coronavirus）。最新一期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新冠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
如果历史有坐标，这个新纪元的坐标将会插在二战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上。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与持续，正是全球化的一种后果，因此，对过去几十年突飞猛进的全球化，人们开始反思和批判，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各种思潮在世界各地抬头，对原本脆弱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自90年代以来，传统左翼一直是反全球化的主力，核心诉求是要用民族国家的力量来节制资本，反对全球化导致的悬殊差异和文化变异。左翼反全球化力量虽然一直为非政府组织和团体主导，处于世界经济边缘地位，但是对全球化的弊端起到约束作用，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然而，2007年次贷危机却为反全球化添加了更为强大的动力——作为全球化“灯塔”的欧美精英开始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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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简称“次贷”）市场动荡引发金融危机，在当年 8 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 2008 年 9 月演变成一场全球金融风暴。次贷危机表面上是信贷市场信用制度的内在脆弱性导致，但实质上根源于全球化下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失衡。二战前后世界各国不同程度上实施凯恩斯主义来复苏经济，在二战后 “消费主义”更以一种经济理性和生活方式大行于世，成为第三波全球化的动力。这一波全球化是通过消费主义文化的扩散，来引导金融资本的扩张，实现资本全球化。
资本所到之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技术水平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形成“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全球合作体系。20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久便取代日本成为亚洲区域生产中心，全球供应链也从美、德、日三大中心，转向了中、美、德。在这个合作体系中，欧美处于价值链的上游，中国等新兴市场处于下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是出口导向型，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过度消费型。在欧洲内部，以 PIIGS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为代表的南欧国家是超前消费型，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欧国家是勤劳工作型。简单理解，就是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固定资产投资过多过快，产能过剩的状况一直比较突出，而美欧则通过提前消费，来消化中国的产能。但过早地透支消费力，会压制未来的生产力和消费力。就像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膨胀，楼价高企，居民背负庞大的抵押贷款，日常消费自然受到抑制，扩大内需也就无从谈起。
更重要的是，提前消费必须依靠金融系统，这样过量的提前消费累积的风险必然在金融系统形成危机。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美国，为刺激经济，不是一般的提前消费，而是以极低的利率、零首付支持年轻人买房，这样形成的次级贷款规模可想而知。次贷通过金融系统的传导、放大，从房地产市场到信贷市场，都是一片“非理性繁荣”，最终在2008年引爆泡沫。
金融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核心和引擎。据测算，1980年美国的金融资产总量为15.46万亿美元，约为GDP的5.40倍，2016年金融资产总量达到220.86万亿美元，与GDP之比扩大到11.89。1980年以来美国金融资产的年均增长率为7.2%，而GDP年均增速为2.6%，前者是后者的近三倍。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金融资产年均增速由当年的负值迅速回升至3.5%，而GDP的年均增速只有1.3%，可见美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变。
总之，全球化体系中面临的种种失衡，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传导至世界各地形成局部危机，虽然各国通过量化宽松缓解了危机，但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开始引发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粹主义，尤其是在英美这些主导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其右翼力量也对全球化表示不满，尤其是4年前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一般称之为“逆全球化”。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到欧洲新冠病毒爆发的前夕，2020年1月31日英国向47年的盟友说再见，正式脱离欧盟。一般认为，英国“脱欧”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移民危机的反弹，是全球化过程中新的反全球化态势。英国“脱欧”公投后不久，2016年11月8日，政治素人、亿万富翁唐纳德·J.特朗普 “出人意料”地击败被各种主流民调看好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无论是在竞选活动中，还是在当选后实际施政中，特朗普不仅主张“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还多次公开声明反对“全球化”和“全球主义（globalism）”，在贸易上推行了本土主义（nativism）政策，还针对部分国家显著提高了进口产品的关税，可能进一步造成各国争相提高关税的连锁反应。本来是经济全球化的策源地和主导力量，但却发起逆全球化潮流，这个时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英美右翼“逆全球化”表面上是民粹主义，但实质是“马尔萨斯陷阱”的逆反版。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陷阱”反映了农业时代人口增长与资源限制的失衡问题，如果没有生产效率的突破性提高，就躲不过马尔萨斯的诅咒。现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问题是人口老化，导致劳动力不足和消费需求下降，因而放宽了移民入境限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劳动力。但是这些移民对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引发强烈反弹，从而造成移民危机。欧盟在这个问题骑虎难下，英国脱欧后，波兰也因为抵制欧盟移民政策要跟欧盟说“拜拜”。由于全球化已经深入各国政治、经济各个层面，产业的全球化分工在日益深化，全球供应链将各国利益深度绑在一起，“去全球化”“逆全球化”说说容易，但要真正实施起来还是有着相当的难度。更何况，英美两国有着悠久而浓厚的自由主义传统。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底色就是实用主义，在“脱欧”公投后即开始以“全球化英国”为纲领开展经贸活动；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底色是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他的“替代版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希望以新的规则促进各国向竞争性国家（competitiveness state）而不是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英美两国现在的“逆全球化”，实质上是要建立另一套全球化，故不同于传统左翼的“反全球化”。因此，英美的策略还是希望在现有全球化体系中来催生他们的版本，以免过于激进的操作损害脆弱的经济。典型就是这两年中美之间爆发的贸易战，打打谈谈，谁都不敢推翻桌子真干起来。然而，没想到一只黑天鹅兀然闯入，掀翻了桌子。这场全球流行的新冠大疫情，无论是对于左翼的反全球化，还是右翼的“替代版全球化”，都提供了理据和实际操作的机会。新冠疫情下各国断航封城，供应链阻断，各国经济遭受重创，这虽然不是各国想要的，但确是全面省思全球化的契机。在此之前，美国就不想玩了，特朗普就退出了好几个国际组织，而这场疫情毫无疑问加深了他们此前的担忧，更加确认了他们此前的判断。二战以来这波全球化的策源地与主导方——美国——不想玩了，而欧盟，在移民危机和英国脱欧的打击下已力不从心，现在则意兴阑珊。这次疫情暴露出的全球化弊端，让世界看到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的失败，也验证了长久以来对供应链节点安全性的担忧。经济全球化基于供应链一体化和快速反应运作来实现，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Hub）出问题，世界将会怎样？根据麦肯锡研究，2010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而世界世界从贸易、经济和技术三个层面对中国的依存度越来越深。这个趋势在中国一些人看来，会更自信、更有底气地认为全球经济离不了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在欧美看来，对某个节点依存度越高，就意味着供应链风险越大，更何况双方价值观处于两个平行世界。时间不早不晚，疫情在全球爆发了，各国需求雪崩式下降，发往中国的订单突然取消。过去高度依赖、密切协作的全球供应链网络，正在遭受全面的冲击。供应链被阻断，全球化被“隔离”。这场疫情毫无疑问加深了欧美资本此前的担忧。“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也容易引起欧美的警惕和反弹，英国《经济学人》在“隔离之下的全球化”就指出这点，认为这是新冠病毒带给世界的严厉教训，即使病毒疫情很快过去，世界对中国依赖的警惕仍会加重。不过，也有不少分析认为，全球分工的加深，尤其是中国供应链的完整和高效，已让世界离不开中国。最近在金融投资界流传的摩根士丹利观点便是典型：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我们的观察角度不大一样，我们跟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交流较多，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原因有二：
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无人愿投。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原有的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不乏薄弱环节、易被疫情、汇率、债务三杀成多米诺骨牌，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新资本开支。我们的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二，以TMT产业链（编注：指电信、媒体和科技及其融合在一起的产业）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时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不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
至于疫情之后的世界（所谓AC）如何，大家当前都是揣测，但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结果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IoT、远程等。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IoT等数字基建上加速，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或许优势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我们认为，大摩的观点很有道理，但并不是乐观的理由，原因在于：对于第一点，目前因为还处在疫情期，不确定性很大，对企业决策的确有一定难度。以现在药物研究及检测技术的进展（疫苗研究的不确定性很大，暂且不论），欧美在明年应可让疫情稳定下来；疫情过后，欧美各国对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重新评估，政策及发展方向上开始明确，回迁战略性产业、为本国创造就业机会，将是主要原则。那时候欧美企业决策空间虽然有限但会很明确。如果美日政府落实对回迁、搬迁企业的补助政策，更会强化这一态势。对于第二点，中国供应链的完整和高效，的确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以前还有成本优势，但前几年就已经没有了），现阶段也是外资还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但是，长远来看，中国供应链的这种效率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对于欧美企业来说，不确定性非常大。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供应链，是在市场机制下自下而上演化形成的，在微观上由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在供求关系下形成生态，但是目前民营企业成长环境堪忧。“市场演化中最有活力的行为主体，是中小民营企业；如果抑制了中小民营企业的活力，会在实质意义上抑制掉中国经济的活力。”（施展）其次，市场之外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是现在外资的重点考虑，现在这次疫情基本确认了他们此前对产业链上节点安全的担忧，再加上现在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什么东西都上纲上线，从早几年的反日、反韩、到去年抵制NBA、最近抵制泰国，谁也不知道下一波抵制的是哪个外资。再者，在全球产业链上中国处于中低端，优势并不突出，而且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比如，因为新冠疫情全球对呼吸机的需求大增，但是有创呼吸机的核心零部件包括涡轮风机、压力传感器、电磁阀等，主要的供应商来自于美国、瑞士、德国等地。对于欧美各国来说，无论是在欧美日还是利用新兴市场，重组产业链都不是什么难事。当然，这需要一定时间。从韩国三星把产业链转移到越南的例子来看，大概在3年左右。2017年初因为萨德反导系统国内开始反韩、抵制韩货，乐天等韩资企业逐步撤离，三星也开始大幅增资越南，到2019年底三星的一级供应商在越南投资生产达到42家，这意味着三星的一级供应商几乎都开始入驻越南。事实上，全球产业链从2012年已经开始第五次产业转移，从中国逐步向印度、东南亚等国转移。不过，2017年前外资撤离中国，还是基于成本考虑，因此很少有产业链整体外迁的情况，但是2017年以来则是基于安全考虑不断撤离，而且是产业链整体转移。因为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安全性要高于效率，而外资对中国供应链的信任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尤其是疫情期间，广东某额温枪厂家的老板，公然声称要在出口的额温枪上动手脚，放倒更多的美国人。这种荒谬言论在网上并非个例，可以设身处地想见欧美如何看待中国出口产品。第一， 全球化退潮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新冠疫情只不过把它摊在台面上的黑天鹅。即使病毒疫情很快过去，也回不到从前了。外资撤离也是退潮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认真评估其规模和影响。2018年末瑞银对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商的首席财务官进行的一项广泛调查也发现，三分之一的企业已在 2018 年至少将部分生产迁出了中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正打算这样做，典型的公司是把其出口产品约 30% 的生产转移到了海外。第二，全球化有狂欢的盛宴，也有经济萧条的低谷，但不会终结。资本始终需要寻找最佳投资回报，而全球化通过比较优势、规模报酬递增是资本最能有效获取最大利润的方式，因此，从历史数据（全球出口占GDP比重）来看，全球化总是一波一波的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是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以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主导的大航海时代，以殖民掠夺为特征，中国在其后期加入，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生产国家及白银储备最多国家。这一波全球化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低谷，主要是欧洲30年战争及争夺殖民地的战争。第二波全球化则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英国为主导，中国在其初期被动卷入。其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损失几千万人的代价，来解决其遗留问题。第三波全球化从二战后开始，由美国主导延续至今，中国40年前加入，逐步深入直到成为“世界工厂”。第三，每波全球化都会有发展失衡的问题，但最终要靠新的全球化范式来解决。从现实来看，无论是对付新冠病毒这只“黑天鹅”，还是收拾一地狼藉的经济、民生，各国还是需要彼此谅解、相互信任，从纷争中寻找共识，来达成新的全球化范式。40年前，中国切换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范式，欧美国家如何信任社会主义的中国，来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当时中国对内启动了关于外商投资的立法，在法律上确立外资的地位；对外，是通过以英美法系的香港作为信用背书，也就是信任的桥梁，如果投资有了纠纷，可以去香港仲裁。所以直到近年，还有差不多70%的外资要通过香港进入大陆。现在我们需要新的信任通道。从控制疫情到疫后恢复的时间来看，我们要恢复外资信心，稳定既有外资和产业链，只剩下约3年的窗口期。这3年的窗口期，是因为疫情放慢了中美贸易战以来产业链外迁趋势，也是外资最后判断、观望的时间。否则，产业链一旦转移转移出去，要重建就基本不可能了，中国失去的不仅仅是就业机会，而是跳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机会。▲世贸组织官网图表：绿线为乐观情况，红线为悲观情况虽说还有3年的窗口期，但是现在就要行动起来。对于外资来说，现在需要的不是特殊政策与优惠，而是能给予战略信任——可信赖的稳定的长期预期，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才能增强外资对中国的信任。就全球贸易来说，应尽可能维持WTO的权威和多边机制，认真履行贸易协议。就内部来说，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外深入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加强法治建设，打消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疑虑，以内部改革的空间，换取全球化退潮的时间与空间。同时也要为全球经济衰退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4月8日举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指出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指标，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个“底线思维”，不仅是中央对全国上下发出的口号，从企业到个人来说，都要认真思考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1]彼得·古德曼（Peter S. Goodman）：“为什么全球经济衰退会持续很长时间”（纽约时报2020.4.）
[2]麦肯锡中国报告：“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变化”（2019）[3]金心异：《ICT产业链孔雀东南飞》（2019）[4]陈志武：《美国经济会被新冠疫情击垮么？》（2020.4）[5]招商证券《真正的问题：产业链转移与国际竞争——2019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展望（四）》[6]西南证券《回望近百年前贸易战的启示》（2019）[7]s基肖·贾万德 ( Kishore Gawande)、伯纳德·胡克曼 ( Bernard Hoekman) 、崔悦( Yue Cui)：“全球供应链和贸易政策对2008 年危机的反应”，《世界银行经济评论》2015 NO.1[8]郑宇：“开放还是保护———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危机”，《国际政治经济学》（2018.12）[9]文贯中、马国川：《世界呼吁“良性全球化”》[10]施展：《什么情况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会不保？》[11]雍婷婷：《浅论英国历史上两次重大贸易政策变革》
出品 | 示范区研究小组
编辑 | 林森
历史上的全球化，中国都曾深度参与
蒙古帝国是一个庞大商业公司
大明王朝被裹挟至全球贸易
消费主义引导资本全球扩张
40年前，中国转换范式再次加入
……
与其说疫情“杀死”全球化
不如认为全球化的“进化”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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