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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EP之父周小川和国际货币的一盘大棋
2019年初夏，周小川有点急。
因为全球社交巨头Facebook在6月18日发布了加密数字货币项目Libra（天秤币）的白皮书，试图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
自比特币2009年1月3日诞生以来，加密数字货币走过了十个年头，经历两次迭代升级，涌现了无数的民间数字货币，也出现了五六个央行数字货币，但是没有哪一个像Libra这样让中国金融决策者感到心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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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的刺激与推动
根据Facebook白皮书，Libra将携Facebook的平台优势（2019年12月Facebook家族APP的月活跃用户29亿，每天有23亿的人使用），以普惠金融的道德高点（倡导货币金融平等、公正和普惠，来解决全球因金融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贫富差距），将对全球法定货币、数字货币都造成严重冲击，不仅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发展空间受到压制，而且人民币本身的货币主权也将被侵蚀，而现在人民币仍未完全自由兑换，人民币国际化道阻且长。
德国经济研究所金融市场专家马库斯·德马里说：“由美国公司控制的在全世界取得成功的数字货币对北京来说将是一场噩梦。”
1948年1月生，江苏宜兴人；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研究员；
曾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现任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
对于曾经执掌中国人民银行长达15年的的周小川来说，中国在数字货币发展上起了个大早，就怕要赶个晚集。因为5年前，是他在人民银行内决定研究央行数字货币，2016年底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来推动数字货币研发，而当时欧美大国对于数字货币仍疑虑重重。
2018年3月周小川卸任央行行长时，DC/EP研发基本成熟，按照央行人士说法是“呼之欲出”。周小川离任不久，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也离开了人民银行，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似乎停滞不前。一个数据是，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从2016年到2018年共申请了74项关于数字货币的专利，但随后似乎停了下来。而在姚前离开人民银行重回证监系统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的核心岗位——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一直空缺了11个月，这期间也没有再申请过专利。
因此，当雄心勃勃的Libra白皮书问世时，周小川能不急吗？
7月1日，上海交通大学“SAIF-CAFR名家讲堂”邀请周小川出席。周小川在演讲中重点谈到了数字货币，而且就Libra与人民币国际化发表观点：“Libra这对人民币是一个挑战。目前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要应对Libra的挑战，还是要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让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的一份子并免受侵蚀与替代；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及逐渐扩大在SDR篮子中的比重，将涉及到很重要的政策选择。”
7月9日，时任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的穆长春在彭博发表英文评论文章称，Libra可能会引起汇率套利及不同货币间竞相印钞，要尽快让人民币实现可兑换才能抵御住Libra的侵蚀。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也说，天秤币让中国研发自己的数字货币变得更加紧迫，中国在电子支付方面起步很早，但需要做很多工作来巩固我们的领先地位。
面对着Libra的压力，中国央行重新审视数字货币开发工作，并在当年8月，短短二十天内数次就数字货币发声。
8月2日，央行在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上表示将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步伐。8月10日，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8月21日，央行官微发布两篇有关数字货币的文章，一是发表于2018年1月的副行长范一飞谈央行数字货币几点考虑，二是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8月10日在伊春的演讲。
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到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等创新应用。
Libra的消息也激发了社会公众对数字货币的兴趣，穆长春受邀在8月录制了一个视频课程《Libra与数字货币展望》，9月公开播出，课程中穆长春明确指出，Libra很有可能获得超主权的影响力，影响国际货币体系，侵蚀主权货币的地位。
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又进入紧锣密鼓阶段。9月初，穆长春正式出任空缺近一年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职位。
舆论认为，中国央行数字货币从冷落到加速的直接动因就是Libra的潜在威胁。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金融科技和中国问题专家马丁·乔尔曾帕认为，中国加速研发数字货币是对美国脸书公司宣布将在2020年推出Libra作出的反应。乔尔曾帕说：“如果Facebook没有宣布推出Libra，中国人可能不会那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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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是滥觞
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数字货币，产生的动因来自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2009年1月3日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挖出比特币第一个区块，他在创世块中留下了这样的话：“英国财政大臣达林被迫考虑第二次出手缓解银行危机。”
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流动性不足，因流动性问题导致了扩大本币的使用。2007年底，美联储与主要国家央行推出了中央银行流动性互换，其规模从最开始的140亿美元逐渐增加，年底达到了5531亿美元。2009年4月6日，美联储与英国央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达成协议，联合宣布货币互换协议，允许它们在金融机构面临压力时提高美元流动性。
那时，中国与部分国家也采用了本币互换的方式支持贸易投资结算，缓解流动性问题。周小川2019年11月在一次演讲中就提到，“我记得那时候的提法叫‘支持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后来由更高层次提出来叫‘人民币国际化’。”也就是说，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客观上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契机。
同时，由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出现，一些印钞造币厂商提出纸币的替代性做法可能是数字货币，但并没有着重讨论应用区块链或者是分布式记账系统的可能性。
中本聪在对国际货币体系严厉批判的基础上推出了比特币，中国金融决策者也在反思金融风暴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2009年3月，伦敦G20峰会前夕，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提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考虑到创造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将需要很长时间。短期内，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
周小川超主权储备货币引发世界各国热议，被舆论称为“针对美元的春季攻势”。就当时的背景而言，周小川提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不是想在货币市场这一领域对美国霸权发起全面挑战，而是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而事实上，这或许就是中国主张建立超主权货币的本意。
实际上，自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周边经济体货币当局建立了总计5800亿元人民币的3年期双边本币互换安排。尽管互换协议多是从提供流动性和便利贸易结算角度考虑，但其客观上对人民币地位的提升作用不容忽视。
此外，2009年7月中国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迈出重要一步。2012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组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进一步整合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提高跨境清算效率，满足各主要时区的人民币业务发展需要。
可以认为，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风暴，从技术上（比特币诞生）到制度上（中国提出超主权货币）都吹响了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号角。
超主权货币的设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提出的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来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鉴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逐渐暴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周小川就是在SDR基础上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在理论上最有名的则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在1976发表的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他质疑国家垄断货币的法理性，提出惊世骇俗的“竞争性货币”理论，成为后世去中心化数字货币（如比特币）诞生的理论基础。
2009年比特币诞生时，还未走出技术极客以外的圈子。周小川当时是否关注到比特币，尚未可知，不过，因金融危机激起的不同涟漪，在几年后因金融问题再度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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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逼经济改革
金融危机虽然得到缓解，但后续影响仍在持续发酵。2013年国内国际政经形势悄然发生变化。
2013年6月，在广义货币充足情况下中国金融系统闹起了“钱荒”。虽然“钱荒”在6月份年年都会出现，但在2013年却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许多银行全力投入“抢钱大战”，送大米、送油、送手机等手段层出不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飙升，一度引发国际关注。类似的“钱荒”在2016年再次发生。两轮钱荒都是发生在外部流动性收缩时，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广义货币虽然充足却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只是从短期流动性流入不同的长期资产，造成资产泡沫化和资产荒。
这是中国经济体制难以解决的症结所在。金融风暴期间，中国在2008年推出“4 万亿”投资计划刺激经济，造成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速扩张，以商业银行表外融资为主的中国式影子银行飞速膨胀，从而使利率市场化改革举步艰难。同时，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占用大量的金融资源，但却没有有效利用，而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却难以融资，这也就是《短缺经济学》作者科尔奈提出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预算/财务软约束表明风险定价机制已经无效, 利率传导陷入紊乱，导致金融市场失效。周小川念兹在兹的人民币利率市场化也难以推动。因为利率市场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所在。
此外，利率市场化改革还被赋予 “倒逼经济改革”的使命，试图在经济结构调整不能推动的情况下，率先推动金融改革，并反过来以此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在国际上，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推出的互换协议，在2011 年11月吸收加拿大央行加入。两年后的2013年11月，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再次启动美元互换机制（被称为“C6”），但这次是把现有的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了长期货币互换协议。根据该协议，美联储在事实上成为欧、日、英、加、瑞央行的最后贷款人。
货币互换不仅涉及互换国之间的货币流动，而且涉及彼此间货币的汇率安排，进一步则涉及互换国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深度协调。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互换机制长期化，表明美国试图重新构建一个新货币联盟，无疑会弱化甚至取代IMF为中心的全球多边金融治理体系。有人称之为“货币版TPP”。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欧美股市断崖式下跌，各国又现流动性危机，为此美联储强化并扩大了互换机制。2020年3月19日，美联储宣布与以下9家央行建立临时流动性互换协议：澳大利亚联储、巴西央行、丹麦央行、韩国央行、墨西哥央行、挪威央行、新西兰央行、新加坡货币当局、瑞典央行。
C6+C9，美国正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之间形成一个长期、多边、多币、无限的超级储备货币网络，变相地替代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原有治理机制，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却被排斥在外。实际上，除了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重构外，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也在经历去中国化、逆全球化的态势。中国需要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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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
2013年对中国各方来说都是极具考验的一年。对于已经执掌央行十年的周小川来说，不仅面临着来自各方的争议，而且还陷入即将离任的漩涡中。
自2002年12月开始领导中国央行，他已担任3届央行行长，主导了中国经济腾飞时期的货币金融政策，一度被国外舆论称为中国的“格林斯潘”。周小川在任时的政策方针不可避免冲击到金融相关部门利益，政策取向也在市场上引起很大争议，可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在2013年的两会上，周小川当选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当选政协副主席之后，65岁的退休年龄将不再成为周小川继续执掌央行的限制。其实，格林斯潘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已经62岁，一直干了18年，直到80岁时才卸任。黑田东彦2013年3月出任日本央行行长时，已经69岁，2017年换届时，日本政府称对于下任央行行长人选不考虑年龄，黑田东彦留任至今。
周小川超长服役，是因为当时中国领导人更多考虑的是财经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因为2013年正处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利率市场化改革刚起步，国际金融市场风谲云诡，实在太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央行掌舵人了。
2013年11月，周小川明确提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近期、近中期和中期任务，并指出要在中期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而在当年7月20日，人民银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被视为利率市场化关键一步。
但是，面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还需要有新的观念和技术工具来突破。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具体的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现象总会在某一个时点同时涌现。数字货币技术的最新突破为中国的改革带来了灵感。
2013年末，天才少年Vitalik Buterin发表了以太坊白皮书，并于2014年1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北美比特币会议上正式宣布推出以太坊。以太坊融入了“智能合约”技术，使每个参与者的每一个行动都将受到合约规则的约束，从而使数字货币智能化。
智能合约可以编程，由代码自动执行，在一定条件下触发执行，而且无法篡改、不可伪造。这个技术不仅可以掌握货币流向、解决“预算软约束”，而且为央行调控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当时市场上还分不清比特币与法定数字货币的区别，但周小川等人已经意识到法定数字货币不同于“资产性”的比特币，其技术先进性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而且是与数字经济时代相适应的货币形态。
用数字技术解决经济体制中的痼疾：
利率市场化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利率市场化后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稳定金融市场，增强境外持有者对人民币的信心。而数字化人民币更方便跨境转移，降低了持有人民币的门槛，因而也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智能数字货币提供的想象空间实在太大了，不仅可以实现便捷的电子支付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且还可以让货币管理当局成为“超级央行”。
经济学家钟伟认为，通过数字货币央行完全有能力随意定利率，从很低的负利率到零利率到很高的利率，也许还没有流动性陷阱存在。央行现在只能够创造货币供给，未来也许能够创造信用需求。在超级央行的情况下，未来税收系统、未来社会保障系统、未来社会救济系统等等都会高度依赖于超级中央银行。
这样的超级央行对于货币管理当局都是一个诱惑，而且也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实现的条件。不过中国央行的负责人保持清醒，不赞成法定数字货币过多加载社会功能，认为：“加载除法定货币本身功能外的智能合约，将影响其法偿功能，甚至使其褪化为有价票证，降低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自由使用程度，也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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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疑中推动法定数字货币
2014年初，在周小川主导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的专门研究小组，论证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
要知道，当时虽然民间数字货币方兴未艾，但是由于对数字货币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尚不清楚，各国对数字货币还是非常保守的态度。仅在几个月前的2013年12月，中国央行还发出《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导致比特币大跌。
在央行内部，也有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何要搞数字货币——为什么要在电子支付已经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还要发行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是采取区块链还是采取集中账户体系？
前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说：“当我们开始做数字货币研究的时候，这一领域既冷门，又边缘，不少人都质疑此项研究的必要性。在我国，这项工作的展开不能不归功于周小川博士的敏锐洞察力和学术前瞻性。”
2019年11月周小川回应媒体时称：“中国从那时候就开始布置做一些研究，但是初始的研究可能进展不会突飞猛进，因为技术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掌握。”
2015年，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团队进一步充实力量，对数字货币发行和业务运行框架、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数字货币发行流通环境、数字货币面临的法律问题、数字货币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发行数字货币的关系、国际上数字货币的发行经验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国央行决定召开一次数字货币研讨会。2016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讨会邀请了花旗银行和德勤公司的数字货币研究专家参加，周小川出席会议，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主持会议。研讨会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团队表示将积极吸收国内外数字货币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实践经验，争取早日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这是外界第一次知道央行正在研究数字货币。2016年2月周小川接受《财新周刊》专访，明确表示数字货币作为法定货币必须由央行来发行，区块链是可选的技术。而且在这个采访中他透露，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机构”的二元体系来实现。
2017年1月，央行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姚前、狄刚分别担任正副所长。这期间，央行成功测试了数字票据交换平台。根据《清华金融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一种数字货币被用来在商业银行之间交换票据。
从2016年到2018年，数字货币研究所不但申请了74项关于数字货币的专利，而且完成了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原型方案的两轮修订。
其中，公告号为“CN108629678A”的专利提供了“流动性陷阱”的解决办法，根据回收时点的经济信息逆周期调整金融机构对数字货币发行单位的资金归还利率，从而减少金融机构风险特征及其贷款行为的顺周期性，避免“流动性陷阱”，实现经济的逆周期调控。
另一项“基于贷款利率条件触发的数字货币管理方法和系统”专利，也旨在解决货币政策传导的不畅或失效，引起资金流向资产市场而非实体企业等政策困境。
到2018年周小川卸任时，央行DC/EP已经开始与业界共同进行分布式研发。在3月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周小川提到，央行目前正在研发的数字货币叫DC/EP，DC即数字货币，EP指电子支付。
作为“在任时间最长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与那些有所作为的美联储主席一样，“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从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改革到“811汇改”等，他都在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中留下厚重的一笔，但这些恐怕都不能与他主导推出的DC/EP相比。这个让人民币脱胎换骨的数字货币，也将让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018年3月从周小川手中接任央行行长的易纲，在就职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中央银行的主要责任人要有反潮流的勇气和智慧，一个不被市场和公众批评的在任央行行长，是不会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的行长。”
易纲似在给他的前任下一个历史注脚。但不管怎样，周小川拍板决定组建数字货币研发团队，主导推动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研发这一历史性项目，足以让他青史留名——不是作为中国的“格林斯潘”，而是作为“中国法定数字货币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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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示范区研究小组
编辑 | 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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