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王谢幕，澳门摸到一手好牌
赌王何鸿燊以98岁高龄辞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谢幕。
他伯公何东下注了香港，他下注了澳门；爷孙俩都获得了富可敌国的回报，而且塑造了两个城市近百年的基本性格，而何鸿燊更是影响澳门的发展命运。人们都在传说他们家族的商海传奇与豪门恩怨，却不知自己也是这个家族所书写的时代传奇中的芸芸众生。
开创“东方拉斯维加斯”、重振澳门经济，何鸿燊实力横跨港澳及内地，同时在港澳两地获颁大勋章，在内地也被赋予 “爱国企业家”，政治地位之高也非一般企业家可堪比拟。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齐人之福与子女争产恩怨，却不知何鸿燊家族所影响的两个城市正面临世纪大转身。
澳门作为“东方赌城”的再生，无疑与何鸿燊的战略眼光与经营手腕密不可分。而现在的澳门却要努力摆脱经济单方面依赖博彩业的状况，正在向北京申报设立证券交易所，试图打造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在香港动荡之际，有人甚至认为，澳门可以趁机替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澳门的确又摸到一手好牌。就像1961年的何鸿燊，也像1859年何鸿燊的曾祖何仕文，也一如五百年前的葡萄牙。
荷兰葡萄牙争夺澳门
十六世纪初年西班牙、葡萄牙大航海开辟的贸易线路，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而澳门作为葡萄牙人的贸易据点，可以说是全球化以来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
一般人以为澳门开埠于葡萄牙进踞澳门之后，其实在此之前的1535年（嘉靖十四年），由于广州内港早已不敷使用，明朝政府将广州市舶司迁移到濠镜澳（香山澳），即为澳门开埠之始。市舶司就是负责对外贸易的部门，不过在明朝海禁之下，当时对外贸易主要是朝贡贸易。
在此之前葡萄牙便以马六甲为基地，滋扰中国东南沿海，寻找打开东方市场的机会。市舶司移来之后，澳门便不只是葡人的据点，更是整个中国的外贸交易中心。葡萄牙本来不属于《祖训》和《会典》所载的朝贡国家，自然没有资格参加朝贡贸易，因此葡萄牙与广东沿海的贸易基本是在澳门岛上进行的走私贸易。
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多年，葡萄牙人有意识地与沿海的海盗、倭寇等走私团伙相区分，并帮中国军队打击海盗与倭寇，逐步取得中国官方的信任。利玛窦 (Matteo Ｒicci) 在叙述澳门开埠过程时称: “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于是他们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一个贸易点……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澳门，在阿妈湾内。”彼时约在1557年。
葡萄牙不是天朝的朝贡对象，却被允许在澳门贸易，并且获得了长期稳定的优惠待遇，这就破坏了官方化、闭塞化的朝贡贸易体系。并且，明王朝默认葡萄牙人在澳门设立的自治机构，允其享有一定范围内的自治权，澳门成为闭关锁国的明王朝的“政治、经济特区”。为此澳门在短期内迅速繁荣，带动广东沿海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广州对外贸易也再上一个台阶。
当时明朝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钱币严重不足，最后不得已在1567年宣布解除海禁，但也仅限于漳州月港，史称“隆庆开关”或“隆庆开海”。而在此之前形成的澳门贸易继续保持。隆庆三年（1569年），明王朝正式在澳门实行“禁私通，严保甲”的政策，并规定葡萄牙人每年缴纳五百两白银给香山县。
葡萄牙占得澳门的先机后，便视澳门为禁脔，不让其他列强染指，成为其全球化殖民贸易链重要的东方枢纽：
里斯本——>好望角——>果阿——>锡兰——>马六甲——>澳门、长崎、马尼拉
在面向东方的殖民贸易中，葡萄牙并不以占据土地为目标，而是掌握关键的贸易据点，印度的果阿、马六甲，以及中国的澳门，人口和面积都不多，但依靠强大的海上舰队，葡萄牙人控制着东方贸易整条航线的安全，来从贸易中获得巨额回报。
同时期航海大国西班牙还在美洲挖金掘银，而葡萄牙已在东方贸易中大获其利。葡萄牙富商在澳门的生活骄奢淫逸。据博克萨在《葡萄牙绅士在远东》一书中记载，1610年，200名葡萄牙商人从澳门抵达日本长崎，在那里居留七八个月期间花去了二三十万两银子。那时“海上马车夫”荷兰崛起，与西班牙、葡萄牙争夺海上霸权，看到炫富的葡萄牙人，荷兰商人毫不掩饰他们的羡慕嫉妒恨，认为澳门的繁荣是葡人致富的根本原因。
▲著名的荷兰货运船
荷兰以其强大的海上实力，加入到东方殖民贸易的争夺中。1601年荷兰商船抵达珠江口，被澳门的葡萄牙人俘虏了20名船员，随后17名船员被处死，自此荷兰与葡萄牙开始了对澳门长达半世纪的争夺。最后葡萄牙虽然守住了澳门，但是荷兰却抢夺了锡兰、好望角以及东方贸易枢纽马六甲。葡萄牙人传统的贸易航线被击溃，直接影响了澳门的对外贸易，不可避免走向衰败。
荷兰人争夺澳门失败，但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子孙在500年后终于掌控了澳门。这个人便是何鸿燊。
一个船女缔造的双城传奇
19世纪中叶英国主导的第二次全球化拉开帷幕。通过鸦片战争英国在中国获得了天然良港香港，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贸易据点，吸引了一批批欧洲商人前来淘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犹太人。
何鸿燊的曾祖何仕文（Charles Henri Maurice Bosman）是荷兰籍犹太人，1859年抵达香港时只有20岁。他在香港成立了一家Bosman & Co.从事劳务输出，把自己的姓氏作为公司名，并汉译为“波时文”。
▲波时文公司商标与地址
何仕文长子何东成名后把老爸的姓名Bosman翻译成“何仕文”，因此与中国“何”姓没啥关系。至于Bosman为何没有音译成更加贴切的“包仕文”或者“鲍仕文”，有人认为何东还想保留源自“荷兰”的信息。
来香港不久，何仕文即与广东宝安女子施娣同居，从而开始了港澳双城上百年的传奇。对于施娣的身份，有说是家道中落被卖至香港青楼，有说是疍（dan）家女，但无论哪种，都不太光彩，何家后人很少谈及这位始祖母的信息。
“疍家人”一般是生活在中国南方水上以打鱼为生的小渔民家庭，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艇户”、“渔户”、“疍户”、“疍民”等等，他们没有户籍，也不能上岸，因此在古代被视为最低贱的族群。他们常年与风浪搏斗，生命难以得到保障，如同蛋壳一般脆弱，故称为“疍家”。
作为疍家女，地位低下，难以上岸，很多人一生都被禁锢在船上，上岸的则很难谋生计，大多数出路就是做妓女，被称为“咸水妹”（专门服务洋人）或“老举”。因为洋人到了香港之后，很难接触到普通华人社会女子，而疍家女则没有那么多束缚，因此疍家女的小船，则成为洋人们释放欲望的场所。当然，这些疍家女子更被华人社会所歧视。
“久而久之，一些疍妇和洋人产生了排他性的关系。这些女性被人类学家们叫做‘涉外婚妇’。”何仕文与施娣的关系就属于这种。现在看来，虽然没正式结婚，施娣实际上充当了何仕文的妻子兼翻译、助手的职责。两人在香港一起生活了十五年，施娣生下了1女4子，长子、次子分别为何东、何福。
年轻的何仕文在香港开拓业务，主要工作就是从华南招募劳工到港，然后卖“猪仔”到旧金山出售图利。何仕文工作繁忙，不仅需要一位女性照顾生活，而且需要一位助手陪伴左右，与华人社会进行沟通。施娣正好具备这样的条件。很多文章称是何仕文“包养”了施娣，但这无疑大大贬低了施娣的角色和作用。从施娣后来的经历来看，她显然并非一般的疍家女，颇有姿色，而且善于交际应酬，在当时洋人和华商中都吃得开。
作为犹太人，何仕文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这也决定了他与施娣在一起，谈不上什么感情。何东出生后不仅没有得到何仕文承认、照顾，而且几乎与父亲没有沟通。
1870年前后何仕文在香港破产时，拍拍屁股就去了英国，留下孤儿寡母几个人。在欧洲，何仕文结识了旧金山商人福布斯及其女儿，马上把香港的妻儿忘得一干二净。1877年10月4日，离开香港4年后38岁的何仕文跟21岁的Mary Agnes Forbes（玛丽·艾格尼丝·福布斯）在美国旧金山结婚。1892年何仕文在英国伦敦去世。
对于何仕文的离去，施娣应是有心理准备的，她以“疍家人”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品性，又两度与华人为妾，但都在生育之后很快离开。为此，施娣以不凡的品性，一个人含辛茹苦将八九个子女抚养成人，这些子女及其后人在港澳各有所成，被认为缔造了港澳奇迹。因为母亲的缘故，何家子女都随母亲自认为是中国人，籍贯都填母亲的祖籍地“宝安”（今深圳）。
当时的英国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但是当时清王朝结束太平天国之后迎来了“同治中兴”，美国欣欣向荣，GDP在1870年首次超过英国，东西杂处的香港也因此日渐繁荣，而葡萄牙治理的澳门彻底失去了它昔日的重要地位，逐渐被香港所代替。
施娣认为子女们的英语与殖民地社交圈子，将是他们今后生存的资本，因此不惜本钱把何东几兄弟姐妹送往西式办学、并强调中英双语的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读书。当时在中央书院读书的华人子弟还有周寿臣、唐绍仪等人。1874年周寿臣、唐绍仪被容闳选拔为第三批赴美留学幼童。唐绍仪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而周寿臣是香港首位华人议政局(即立法局)议员，曾与何东同被誉为香港最有权势及影响力的“香港大老”。（孙中山也是中央书院校友，1886年毕业。）
何东虽未被容闳选拔赴美，但是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因此获得校长史钊域的赏识。1878年、1879年，何东、何福先后以优异的成绩从香港毕业。
这一年，青年康有为专门来香港考察，称：“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而此时的澳门破败凋敝，到1887年广东巡抚上奏疏称: “澳门居住葡人官无善政，贾无善贾，工无善艺，惟借赌博娼寮，包私庇匪，收受陋规，为自然之利。……葡国既无商船来往，澳门别无地利可图，市面萧条，人情涣散，其坐困情形，可立而待。”
香港、澳门的差异表面上是英葡两国实力差距所致，深层原因则是殖民理念与宗教观念的差异。接受了加尔文新教改革的英国，用基督教的思想作为商业伦理,特别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因此在二波全球化浪潮袭来时，澳门虽然也具备一定条件，但是却被香港甩在身后。
不过，由于1871年香港政府下令禁止赌博活动，所有赌馆禁止营业，这却给澳门一个发展博彩业的机会，总算捡了一个漏。
“无根一代”的尴尬与优势
施娣的眼光与见识，在子女的婚姻大事上再次展现出来。何东的姐姐何柏颜在母亲的安排下嫁给了当时英资龙头渣甸洋行的首席买办蔡星南。蔡星南就是只会说洋泾浜外语，所以经常将何东兄弟带在身边，还为他们进洋行工作提供担保。
何东初入洋行并不是买办，而只是跑腿的，真正让何东在洋行崛起的还在于他娶了一个好太太。何东的太太麦秀英也是一位中犹混血儿，是怡和洋行的合伙人麦奇廉的私生女。施娣很早就认识了麦秀英母亲吴氏，两人惺惺相惜，抱团生活，而且为两个小孩订了口头婚约。麦秀英12岁时吴氏过世，施娣便将麦秀英接到家中抚养，何东与麦秀英从此青梅竹马。
何东16岁中学毕业后拼命工作赚钱，19岁时迎娶麦秀英。麦奇廉不仅给麦秀英准备了天价嫁妆，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助女婿成为怡和洋行的首席买办。再加上何东聪明勤奋，1894年升任怡和洋行华总经理。1897年已经成为身家过百万的富豪。
对于次子何福，施娣也是用心栽培，长久谋划。施娣还有一个华人闺蜜曾有，曾有也是依靠英商罗富华（Thomas Rothwell）生活的华人女子，两人生有一个女儿罗絮才（Lucy Rothwell）。施娣与曾有也同样订了儿女婚约，罗絮才长大后嫁给了何福。何福做到九仓买办，1891年到何东任买办的怡和洋行工作，并获港府任命为太平绅士。
在何东、何福功成名就之时，施娣也走到生命的尽头。前半生她曾经把命运押注在一个外国男子身上，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她不相信宿命，在后半生精心谋划布局，而且敢于下注，加上子女努力，得以安享晚年。
但是，作为中国“海上的吉普赛人”，疍家人对未来始终有一种漂泊感，精明的施娣更是如此。在动荡的香港，她以一己之力带起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且富甲一方，但这个家族却是“无根”的！她不知道，她死后这个家族会漂向何方。她希望，在她过身后，家族成员通过“何”姓凝聚在一起，不仅可以抱团取暖，互相照应，而且还可以有精神上的寄托。
按照疍家风俗，施娣要求要“死在海上”，漂向祖先的地方。何东豪华装修了两艘船，把母亲安置上船，并让子女孙辈轮流陪伴，直至去世。
▲疍家女施娣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爆发，香港亦受冲击，在港洋人遭到仇视，何东从怡和洋行辞职，何福遂接掌怡和买办之位，成为该行华总经理。何东开始全力发展自己的生意，生意遍及进出口贸易、地产、航运、金融、军火等领域，最终掌握了香港，甚至华南一带的经济命脉，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首富。
虽然有一半中国血统，但何东还是长着一副典型的洋人面孔，衣着上又喜欢穿中式的长袍马褂，而且有时候“比华人还华人”。
“无根一代”虽然尴尬，但这也正是他们的优势——利用自己多元背景，来获得各方的信任。何东不仅善于利用母亲联姻发展的策略，将家族子弟安插在各个洋行的重要岗位之中，而且把社交网络扩展到政治经济的深处，曾收容庇护落难的康有为、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与蒋介石是好朋友，与东北王张作霖也有交情。虽然他获得了英国国籍，但总体上支持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何东弟弟何福名列香港华商五巨头之一，也热衷于社会事业，但由于几个儿子希望多赚点钱，把伯父家比下去，1925年在股票市场下了一大注，最终造成巨额损失。其后一个儿子吞枪自尽，一个精神失常。此事对何福打击甚大，次年何福辞世。
何福去世时，他最喜爱的孙子何鸿燊只有5岁。他父亲一度躲到了越南。何鸿燊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现在却只能与母亲姐姐搬到了贫民窟的棚户区，堪称现代版的“红楼梦”。“想象一下从这样的环境到一夜赤贫，我自家的亲戚在路上看到我，都会把脸转过去。” 晚年何鸿燊回忆说：“我发誓要成功，这是一种挑战，但真的没有报复的成分，发奋无论什么时候还是为自己好。无论如何没人喜欢贫穷而无能的亲友”。
▲越南
现实激发了何鸿燊体内奋发图强的基因，他一改纨绔习气，奋发读书，1939年成功考取香港大学理学院。由于日军进攻，1941年香港失守，何鸿燊于香港大学肄业，来到澳门，进入澳门联昌贸易公司工作。
抗战时期的澳门，相对平静，何鸿燊除了替人打工之外，从黄金到飞机什么生意都做，开过煤油厂，办过洋行，什么都干，也曾给当时澳门真正掌权者、秘密警察头子择拓上校教英语，获得了政治庇护。何鸿燊说他只请择拓上校帮过一次忙——他用机器与当地日本海军换大米，拿到机器后，日本海军司令想赖账，在择拓上校的帮助下，何鸿燊最终拿回大米。
1941年何鸿燊带着10港元进澳门，到1943年就分到100万澳元的红利。何鸿燊妻子黎婉华是澳门世家，在葡萄牙和澳门都有深厚人脉。何鸿燊借此踏进葡澳上层圈子。
二战期间，澳门因为免于战乱而一度繁华，但日本人投降后又恢复平常，而另一边的香港正在酝酿新的生机。不少澳门商人前往香港开发房地产。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澳门发展陷入停滞，政府税收常年没有增长，澳门政府对把持赌业的傅家非常不满，于是开始筹备新的赌牌竞标。
也许是对年幼时家族那场大赌的印象特别深刻，何鸿燊对澳门赌牌开始没有兴趣。但是在妹夫叶德利的挑动下，何鸿燊决定去澳门竞投赌牌。那时候，垄断了澳门赌业二十多年的一代赌王傅老榕在1960年去世，家族后继无人。
1961 年，叶汉、叶得利、何鸿燊、霍英东四人组建的新财团夺得了澳门的赌牌，并成立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澳娱”）。
▲何鸿燊、叶汉、霍英东
在把叶汉挤出“澳娱”后，何鸿燊用集团化的经营理念和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让澳门博彩业焕发新生，澳门也因之能与拉斯维加斯、蒙特卡罗、大西洋城并列为四大赌城。
自1961年获得澳门赌业专营权，何鸿燊为澳门政府贡献了一半的直接税，使三成澳门人直接或间接受益，被誉为“米饭班主”和“无冕澳督”。可以说，何鸿燊再造澳门居功厥伟。
澳门摸到一手好牌
何鸿燊的离去，只留下一个后人争夺遗产的狗血八卦，何家后人已然忘记了他们家族的缔造者施氏的期待。
何鸿燊的离去，也意味着香港老一代家族正告别历史舞台。何家及其他家族兴落沉浮百多年，他们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波全球化，他们在时代的夹缝中寻找机会，在中西华洋之间穿梭搭桥，以“无根”胜“有根”，搭建信任的通道，获得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推动现代社会的到来。然而，现在信任的瓶颈横亘在香港及世界面前，这个华洋杂处的多元化都市已没有什么选择的空间。
何鸿燊的离去，也让澳门赌业再无强人。而澳门赌业早已遭遇发展的天花板，收入下滑，并且产业结构单一也对澳门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澳门试图扭转博彩业一业独大的现状。在大湾区的东风下，澳门期待向国际金融中心转身。
然而，从历史上看，澳门的确几次摸到过好牌，几次面临与香港同样的机会，但都与金融贸易的发展擦肩而过。究其原因，一是澳门经济体量太小，二是澳门是大陆法系，对资本市场的发育不如英美法系的香港。当然，澳门这一注也可以下——可以扩容，可以把横琴乃至整个珠海吸纳，可以引进全球人才，也可以修订法律，但是如果不能解决香港现在遭遇的瓶颈问题，澳门的金融市场又会走向何方？
参考资料：
[1]《危机关头：家族企业的应对之道》，郑宏泰、周文港，香港中华书局2015年初版
[2]《白手兴家：香港家族与社会1841-1941》，郑宏泰、高皓，香港中华书局2016年初版
[3]明朝中国海商与澳门开埠，陈文源，《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4]明季澳门与荷兰关系研究：1601-1644，林发钦，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5]“论葡萄牙法对澳门地区的影响历程”，刘海鸥，《当代法学》2006年第11期
出品 | 示范区研究小组
编辑 | 林森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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