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胡适的秘书胡颂平阅读了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在评价歌德时，爱克曼把歌德形容为“随不同的方向而放不同的色彩的多方面的金刚石”。受此启发，胡颂平认为胡适也是“从不同方向和不同的角度辐射出灿烂光芒的金刚石”。如果把胡适比作在各个方面放射光芒的金刚石，那么，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文学观念、哲学理念、史学方法，都属于胡适研究的面向。关于这些，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与此同时，关于胡适的交游，学界研究成果也是层出不穷。毕竟，胡适的朋友遍天下，而且这些朋友大都是知名人士，值得一写。在胡适的交游中，我一直对胡适的情感生活与他帮助的那些人感兴趣。在无话可说的时代，写一部《胡适情诗考》，我们只谈风月，不论风云。在百无一用的岁月，写一部《胡适助人考》，我们只说好人好事，不叙剑影刀光。在胡适130周岁生日的今天，我从电脑中找出《胡适助人考》的文档，并将胡适帮助过的五个普通人编辑在一起，以此纪念胡适130周年的生日，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23周年。
◎ 何瑞琼
何瑞琼是诗人梁宗岱的原配。与江冬秀类似，她也是一位未曾受过多少教育的女性。年幼时，由双方父母包办婚姻。梁宗岱留学欧洲时，何瑞琼在家苦苦等待他学成归来。梁宗岱留学归来后，在徐志摩的力荐下，胡适邀请他担任了北大文学院教授。对他，胡适是非常器重的，在梁宗岱没租到房子时，特地将自己的偏房让给他住。据罗大冈《梁宗岱印象记》中回忆：记得那时梁宗岱先生住在胡适家中的一个独门独户的偏院。他一人住一间宽大的花厅。好象把原来的墙拆除了，用苇席隔成若干小间，包括梁教授的书室、卧室、餐室、会客室。[《传记文学》，1987年第5期，第131页。]
不过，梁宗岱却让胡适失望了。1932年，已经在北大教书的梁宗岱致信何瑞琼，要求离婚。收信后，身在广东的何瑞琼借了公公两百元路费，来到北平寻夫。好不容易找到梁宗岱住所，结果却被他赶了出来。两人的争吵，惊动了隔壁的江冬秀。在江冬秀的帮助下，走投无路的何瑞琼，就住在了胡适家中。何瑞琼的遭遇，让小脚太太江冬秀感同身受。就这样，胡适介入了梁宗岱与何瑞琼的离婚案中。一开始，胡适希望调解两人关系。俗语说“宁拆十座庙，不坏一桩婚”，两人毕竟夫妻一场，劝合不劝分，是中国人处理婚姻纠纷的第一原则。但是，经过调解后，胡适发现两人基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于是提议离婚。因为何瑞琼是文盲，胡适代她致信梁宗岱，提议离婚。离婚后，梁宗岱应该付一定的赡养费给何瑞琼。一方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另一方是留法博士，北大教授，而且是男方主动提议离婚，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说，梁宗岱对自己的原配夫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是必要的。结果，对胡适的这一提议，梁宗岱不仅不搭理，而且还矢口否认何瑞琼是他的原配。于是，在胡适的帮助下，何瑞琼作为原告正式起诉被告梁宗岱，要求经济赔偿。为此，胡适还给她找律师帮忙。1933年3月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与陈受颐先生同陪梁宗岱夫人去看律师林行规先生，林先生允为她出力。”[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99页。]林行规，即林斐成，是当时的知名律师，也是胡适的好友。当时，胡适之所以拉上北大教授陈受颐，是因为他是梁宗岱在岭南大学读书求学时的老师，对梁宗岱的情况非常了解，是梁何有过结婚事实的见证人。法庭开庭后，梁宗岱说起来滔滔不绝，但就是拿不出他与何瑞琼没有婚姻事实的基本证据。只会说粤语的何瑞琼在法庭上虽然说的话令人难懂，却拿出了三个证据：第二，第二人证江冬秀。作为证明人，江冬秀出庭作证，并证明“宗岱私下对胡适夫人承认，与何氏‘结过婚，未同居’。” 第三，梁宗岱本人的书信。信中有“我决意跟你离婚”的字句，由此可反证两人有婚姻事实。[李荣合：《梁宗岱20世纪30年代离婚案及与胡适交恶之辨》《五邑大学学报》第21卷第3期，第14页。]对于第三个证据，北大教授梁宗岱公然在法庭上矢口否认这封信是他写的，于是法官请人验证笔迹，验证的结果，证实是他本人所写。结果，梁宗岱又狡辩说这封信里的“离婚”一词属于用词不当，他本人并非那个意思，结果被法官当庭驳回。[参阅李荣合：《梁宗岱20世纪30年代离婚案及与胡适交恶之辨》《五邑大学学报》第21卷第3期，第13页。]
两人的离婚官司，最终以何瑞琼获胜结束。这件事，一直到1934年4月才最终尘埃落定。4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梁宗岱婚变案，自前星期日梁夫人亲笔写信委托我与受颐为全权代表后，昨夜受颐报与宗岱代表朱孟实谈判结果甚满意，今天我邀梁夫人与受颐（今天）来吃饭，又在电话上把这方面的意见告知孟实，请他饭后来谈。下午两点钟，孟实来了，我们三人把商定的条件写出来，梁夫人签了字，由孟实带回去，请宗岱签了字，仍送给我保存。条件如下：（1）须法律离婚。（2）诉讼费归宗岱担负。（3）法律判决之扶养费，自去年一月起，至今共乙千六百元，由宗岱付与何氏。（4）另由宗岱付给何氏生活费五千二百元，分四次付清。
此案我于1932年十月十七（日）代何氏致函宗岱，提议离婚，他只要求五千五百元。宗岱无赖，不理此事，就致诉讼。结果是要费七千多元，而宗岱名誉大受损失。小人之小不忍，自累如此！[《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103-104页。]
梁宗岱不愿意继续有名无实的“包办婚姻”，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可以理解。但解除婚约的前提，必须建立在给弱势而又文盲的女方一定的经济补偿基础之上。这是基本道德。1920年代，赵元任解除包办婚姻，是这么做的。1930年代，傅斯年解除包办婚姻，也是这么做的。然而，梁宗岱不仅矢口否认与女方的婚约，而且还在法庭上公然撒谎。梁宗岱此举，属于为了圆一个谎又撒了好多谎的典型例证。对这样的人，胡适在日记中称之为小人。对于这样的人，胡适的决定是解聘。最后说一句，关于梁宗岱的文采风流，在当时就有很多人耳闻目睹。中法大学的学生罗大冈在卞之琳的陪同下去拜访梁宗岱，两人见面后，罗大冈回忆说：没有想到，他一开口就问我：“你们中法大学的女生谁最漂亮？”我不觉为之一愣，结结巴巴地回答不上来。这时梁教授脸上露出嘲笑的神气，也就不坚持要求我回答他的问题。[《传记文学》，1987年第5期，第131页。]
由此可见，梁宗岱也属于“才高于学，学高于品” 的罗隆基式的人物。胡适与这类人物的关系，终究是凶终隙末。梁宗岱如此，罗隆基如此，郭沫若亦如此。1946年，胡适回到北大担任校长。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校长秘书有三位，分别是邓广铭、刘椿年与一位女士。秘书刘椿年的工作之一是处理胡适的往来书信。担任秘书期间，因为胡适太忙，收到书信后，没时间一一回复。这就落到了刘椿年与邓广铭身上，两人经常仿照胡适笔迹代复回信。久而久之，刘椿年与邓广铭的字就未免类似胡适。对此，“我的朋友胡适之”展现了胡适式的幽默。一天，胡适跟邓广铭、刘椿年聊天，问了一句：为什么校外人士都认为我们3个人写字极相仿佛，分不出谁写的呢？未等两人回应，胡适说：“八成是我们3个人写东西所用是同一种毛笔吧！”[刘椿年：《我所知道的胡适先生》，《固安县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人民政治会议固安县委员会文史办公室编，1989年9月，第3页。]当时，有些激进的左翼青年写信谩骂胡适，刘椿年询问如何回复这一类的信。胡适要求刘椿年回信时“以商讨的平易近人的口吻认真做答，不能强加于人”。[刘椿年：《我所知道的胡适先生》，《固安县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人民政治会议固安县委员会文史办公室编，1989年9月，第2页。]作为秘书，最烦重的工作莫过于公文的整理与归档。对此，胡适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刘椿年回忆说：胡适询问我们如何进行分类归档，尔后笑笑对我说：“公文、函件可以‘江山千古’四字为纲，分为四大类。文字起笔不外点、撇、横、竖，凡文件内容首字笔为点者，为江部，撇者为千部，横则古，竖则山。”以后，我以此进行公文、函件分类，颇有成效。[刘椿年：《我所知道的胡适先生》，《固安县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人民政治会议固安县委员会文史办公室编，1989年9月，第3页。]
担任校长秘书期间，刘椿年得过一次病，胡适帮助了他。对此，晚年的刘椿年念念不忘，他回忆说：1948年初，我突然闹起牙病，疼痛难忍，无奈，只得请人将病齿拔掉。拔掉病齿，不料感染中风，嘴不能张开，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胡适得知我的病情后，将一瓶从美国带回的阿斯匹林药送给我服用，并委托医学院长胡伟揆教授组织医生进行诊治。其间，他将从国外带回来的阿斯匹林药全部给了我。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我终于化险为夷。[刘椿年：《我所知道的胡适先生》，《固安县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人民政治会议固安县委员会文史办公室编，1989年9月，第3页。]
病好的刘椿年，继续担任校长秘书，并最终见证了北大校长胡适在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前夕乘飞机离开北平的时刻。北大校庆是12月17日，跟胡适是同一天的生日。当年，胡适乘机离开北大是在12月15日。一年后，也就是1949年12月，北大迎来51周年校庆。那位于一年前统战胡适希望他留下的北大学生汪子嵩，已经成为了北大党委会统战委员，经汤用彤、郑天挺同意，他计划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他给北大题写校徽。“起草后的信件，经文书刘椿年楷书誊写后，送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处”。[汪子嵩口述，张建安采写：《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版，第71页。]此后不久，北大就收到了北大校徽的题字。不知刘椿年呈送毛泽东的楷书，是不是依旧还在模仿胡适的字？胡适帮暴春霆写了一篇小文章，让他祖父的事迹名满天下。1947年12月27日，驻北平孙连仲部团部秘书暴春霆想找俞平伯给《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题词。《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涉及暴春霆祖父暴式昭的一桩往事。清末，暴式昭在太湖林屋山（西洞庭湖）担任巡检。巡检属于芝麻小官，相当于现在的镇长。在这里工作了五年后，暴式昭因触犯上忌，结果丧官。与此同时，由于家贫无米，即将断炊，忍饥挨饿的情形近在眼前。附近百姓闻知，一传十，十传百，纷纷冒着风雪给他送米。与暴式昭有过来往的文人画士，听闻此事后，有人写诗赞他，有人画送米图叙述此事，可谓极一时之盛。这些文人名士的诗歌手迹与画，历经多年战乱，幸而存留，重建天光。暴春霆希望将这一卷送米图卷子影印出版，以此纪念先祖。出版前，他想再邀约一众文化名流题词，如此就更有纪念意义了。按照暴春霆的设想，他首先想请俞平伯题词。因为俞家跟暴家有五代之交，《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上早已有了俞樾、俞陛云等人的题词与题诗，让俞平伯题词应该没问题。在让俞平伯题词后，他顺便想请俞平伯帮他推荐胡适题词。孰料，未到俞家，先到胡家。据他回忆：我在幼年时就看过这卷《送米图》，上有俞平伯先人俞曲园、俞阶青的数次题诗，了解到暴俞两家有数代通家之好，于是就想请俞平伯介绍胡适为此图题词。我到北大询问俞平伯的住处，同时听说胡适住东厂胡同一号。我就先见了胡适，首先说明这卷《送米图》上有某人题的诗、某人绘的画。他听了十分高兴，把这幅图卷展开，详细看了一遍。当他看到吴大澂题的一首诗时说：“吴大澂是我的太老师。”又连声称赞：“写得好，画得好，事迹更好。”他答应写一篇序文，让我隔一天来取。我去取时，他说：“我这两天有病，还没写成。我给俞平伯写了一封介绍信，先请他写。”这封介绍信的原文是：
平伯兄：暴春霆先生送来一轴《林屋山民送米图》，画的是他先祖暴方子先生故事。其中有曲园先生题的一跋、一长诗及篆额，又有尊公先后两次题诗。我想这个故事的本身很值得表彰，又有府上两代墨宝，故我很盼你也题点东西在上面。我已答应作一短序，但尚未写成。今先介绍暴君奉访，倘承接见，至感！匆匆敬祝新年大吉。
[钟叔河编：《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95-196页。]此事的进展，跟原来的设想恰恰相反，真可谓计划不如变化快，对此，暴春雷感慨地说：我原本想请俞平伯介绍胡适题《送米图》，不料胡适竟介绍俞平伯先题，这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钟叔河编：《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96页。]胡适写完后，暴春霆去取。两人再次见面后，胡适还主动提出要帮忙提供印刷费，对此，暴春霆亦有先祖之风，婉言谢绝了。他回忆说：
过了两天，我到胡适家中去取他已写成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序》，他向我说：“你如果想用珂罗影印，价钱很高，恐怕你印不起。我想约几个朋友给你帮助些印费，好吧？”我说：“您写了这一长篇序文，我就感激不尽，不需要再帮助印费了。”[钟叔河编：《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96页。]
胡适之所以愿意写这篇序，除了被暴式昭的清廉自持与爱民如子所感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事所体现的民治理念。在这篇序的最后，他写道：这卷子里有许多名家的手迹，当然都很可宝贵。单更宝贵的还有三件：一件是洞庭山各村人民送柴米食物的清单，一件是上司训斥暴君的公文，一件是他亲笔抄存他自己答复上司的禀稿。这三件是中国民治生活史料。[钟叔河编：《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8页。]
这篇序写完之后，很快发表在《申报·文史》周刊。这在无形之中又给暴春霆帮了忙，对此，暴春霆回忆说：胡适这篇序文在《申报》上登载之后，引起了全国许多学者对《林屋山民送米图》卷的敬仰而想欣赏。有的是想在这图卷上题写诗文而相得益彰。[钟叔河编：《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96-197页。]
此后，朱自清、朱光潜、沈从文、张东荪、陈垣、冯友兰等学者名流纷纷题字留念。其中，朱光潜与冯友兰都注意到了俞樾写给暴式昭的一句讽语。俞樾写道：“万千之讴歌，万不敌上官之考语”。俞樾此语写于晚清，让1948年的朱光潜与冯友兰感慨遥深，也让后人吟味再三。程刚在胡适日记中只出现过一次。1950年11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香港胡正中十一月五日来信说我的侄儿思猷“失踪”的事。他说：程刚从上海来信，说思猷某日在芜湖共党干部开会时，说了许多话。散会后，人就不见了。芜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杀的，并且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庆萱，但庆萱没有看见这遗书，也没有找到尸首。[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8》，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77页。]
胡正中是安徽绩溪人，是胡适的老乡。而程刚也是安徽绩溪人。正是有了这层关系，程刚才会写信给胡正中吧。而程刚在那个年代与香港的安徽老乡还保持通信联系，自然是有离开大陆的念头。不久，他就把这个念头付诸了行动。因为一个多月后的1950年12月12日，胡适致信某人说：我们同乡亲戚程刚是台湾教育所职员程光裕之弟。他们家就在我家的邻村相去不过一英里，最近他家有人从绩溪乡间逃出来 。他写信来诉说：“家乡情况，……由于‘土地改革’实行，斗争清算加厉，我的家首先遭到‘清光’，连一件碗筷也不留下。”十一月十六日他本人从上海逃出，辗转九日夜才到香港，他很想去台北，因为光裕在台北军医院养病，怕没有机会请求您帮忙，所以我写信请您替程刚帮忙，使他可以到台北。据冬秀说，此君为人勇敢爱国，可以信任，我与冬秀都愿意为他担保。可以就近问程光裕君。倘蒙大力襄救，十分感激。[潘光哲主编：《胡适中文书信集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10月，第375页。]
这个离开大陆的程刚，后来去成了台北没有？他的命运如何？据1998年出版的《绩溪县志》中的绩溪籍名人记载，我们可以得知以下信息：程刚，1919年生人，是安徽绩溪上庄乡瑞川村人，任职于台湾国父纪念馆，并且是副馆长。在职称·学位一栏中，他是编审。他还翻译过一些作品，还是一位作家。[参阅：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黄山书社1998年9月版，第940页。]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胡适的这封推荐信还是帮助到了程刚，使他得以从香港去了台北，并在台北发展顺利。2012年9月5日，七十多岁的程刚将这封残信提供给了台湾的胡适纪念馆。这封信，还涉及一个小小的考证：此信是胡适写给谁的呢？这个某人，到底是谁呢？从信中的“我们同乡亲戚程刚是台湾教育所职员程光裕之弟”中，我们可以得知，这封收信人跟胡适一样，是安徽老乡，应该也是安徽绩溪人。不过，朝代鼎革之际，离开大陆去台湾的绩溪人也不少。晚年胡适在台湾，就参加在台北的安徽绩溪同乡会。这些绩溪人中，最有名的商人是胡汉文，他是出售“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的“胡开文笔墨店”的老板，本来店铺在上海，因为商业扩张，在台北有了分店，结果因为政局变化，分店变成了总店，他们一家人也就生活在了台北。那么多的绩溪人，胡适是写给谁呢？他让谁来帮助程刚的呢？窃以为此人很可能是胡钟吾。为什么是他呢？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二，他跟胡适往来密切，并且是“国大代表”。1942年，胡钟吾的父亲胡商岩过寿时，胡适写过“功在桑梓”的题词。1947年12月21日，听闻胡钟吾参选绩溪县国大代表，胡适还致信说：“钟吾先生：本县行宪国大代表选举，先生肯出来候选，我很高兴。预祝先生竞选成功。”[汪汉水、耿培炳：《胡钟吾与胡适的老乡情节》，《胡适研究通讯》2008年第4期。]1948年，胡钟吾成功当选“国大代表”。1949年到台湾后，他继续担任“国大代表”。1950年，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要想将从大陆逃出来的人弄到台湾，其在台湾的担保人必须有一定名望，最好还与国民政府有密切的联系才好，当然，这个人还得是安徽绩溪人。最符合以上条件的，正是胡钟吾。故而，我在此大胆的假设，这封收信人很可能就是胡钟吾。1959年10月23日，整日忙于卖芝麻饼为生的台北小贩袁瓞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教英美两个国家在制度上的异同。收信后，胡适于10月25日回信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10月，第131页。]
此信最后，胡适还主要要赠送袁瓞找不着的书。胡适写此信六天后，袁瓞来到南港拜访胡适，送给胡适十个芝麻饼。胡适回赠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四十自述》、《胡适文选》、《师门五年记》、《旋风》五本书。两人交谈时，当胡适听说袁瓞鼻孔中长了瘤，并怀疑是鼻癌时，立即给台湾大学医学院的院长高天诚写了一封短信，信中写道：“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此后，袁瓞携带胡适的介绍信，去了台大医学院，见到了高天成院长，并做了仔细的检查，发现并非癌症，可谓虚惊一场。当然，这次的检查费用也由胡适负责了。[王仲康：《胡适与芝麻饼小贩袁瓞的故事》，欧阳哲生 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382页。]当时，小贩袁瓞已经29岁了，正在跟一位富家小姐谈恋爱。为了讨女朋友的欢心，袁瓞还把女友的诗寄给胡适，希望他能赞赏几句。1959年12月14日，胡适回信袁瓞说：你的女朋友的两首诗，今天没有找出来，稍迟找出寄还你。
我劝你不要在信上多谈政事。万一不幸台北街上女士们有趣的背着铅桶卖麻饼的朋友忽然失踪了，岂不是大煞风景的事？[潘光哲 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10月，第177页。]
信中，除了谈袁瓞女友的诗迟几天再寄之外，还叮嘱袁瓞在信中少谈政事，担心他的安全。这正是胡适的为人体贴处。1959年，国民党的情治部门，对胡适还是非常关注的。鉴于胡适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国民党当然不会动也不敢动胡适，但是，他们对与胡适往来的朋友，也是密切关注的。胡适的一些往来信件，有时候也会检查的。因此，胡适才会叮嘱自己的小友袁瓞，要注意安全，注意保护自己。最后，考据一个小小的八卦。袁瓞跟他的女友，到底结婚了没有呢？大概率是袁瓞失恋了。证据就是李敖写给他女儿的信。1960年代，李敖在给他女儿的信中写道：爸爸有一个朋友，在台北衡阳街口卖芝麻饼，他追一个阔家小姐，阔家小姐的妈妈把他告到警察局，警察骂他“想吃天鹅肉”，他后来把卖的饼改名“天鹅饼”。[李敖：《他所有的鹅都是天鹅》，《李敖大全集34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7月，第231页。]这个卖芝麻饼的小贩，当然是袁瓞。最终，阔小姐的妈妈看不上这位出身卑微的小贩，于是棒打鸳鸯，于是，袁瓞就成了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好在，胡适的这位小友颇有自嘲精神，以此为契机，他把自己卖的芝麻饼改成了天鹅饼。有自嘲精神的人不会想不开，有自嘲精神的人运气一般都会好一点。袁瓞这位默默无闻的小贩，最终因为与胡适的一点交往，得附骥尾，足以被后人所铭记。这也是胡适所谓的“不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