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主剧”中的新女性叙事
编辑：王小笨
上周《国土安全》第八季第12集播出，这部陪伴了观众近十年的经典反恐剧在几经波折后正式落幕。
《国土安全》诞生在后911时代，探讨了大国政治、美国的反恐策略、忠诚与背叛这些宏大的命题，但说到底它对电视剧历史最大的贡献也许就是女主角凯莉·麦吉森（Carrie Mathison）。主创们在相关纪念采访中说，“凯莉是其他演员愿意出演的原因，正是因为她，我们才能说这部剧集好像留下了什么。”
《国土安全》的制片人Linka Glatter 把凯莉称之为“能改变游戏规则的女性”。她解释说，“以凯莉放弃孩子抚养权的情节为例，她的复杂之处在于，她可以深爱她的女儿，但这不意味着她必须要成为一个好母亲，因为她意识到只有这样她才可以成就其他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的电影和电视剧中已经有太多这样的男性角色了，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女性角色应该是更复杂的。”
对《国土安全》的剧迷来说，不论大结局是否令人满意，但站在全剧结尾，回望那些曾被凯莉带领着，在一个又一个危机中奔波的时刻，从始至终她都是那个让人牵挂的存在。
这种牵挂是情感距离上的，以至于让我想要尝试穿过剧集中那些所谓对现实的“神预言”，以及有关凯莉叛国与忠诚的隐喻的讨论，从女性凝视女性的角度来回答，她为什么这么迷人。
（凯莉在《国土安全》中的常规出场方式）
虽然把凯莉放在如今《杀死伊芙》和《美国夫人》同期更新的当下，她对女性议题的关注度似乎显得并不直接和出挑，即便在《国土安全》播出的这9年间，她始终都是在变化着的。
从《国土安全》的剧情设置来看，这部剧集中有两个凯莉，我们可以从第三季的结尾开始将她分成布洛迪（Brody）时期的凯莉和“后布洛迪”时期的凯莉。虽然对不少观众来说，布洛迪离开后《国土安全》的故事就已经告一段落了。
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凯莉的世界才算是真正被展开，她的故事非但没有因为某个人的离开而陷入停滞，反而不断出现新的关系和挑战，那之后她得以自由地穿越在各个风暴中心，那样的世界宽阔而诡谲，她却总能从危机里安全脱身，突破规则。
事实上早在2012年《国土安全》播出到第二季时，曾在五角大楼担任策略顾问的Kathleen J. Mcinnis 就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针对剧集中的性别问题批评过凯莉这个角色。
她在文中把自己称为“极少数不喜欢《国土安全》的人之一”，即便它是“奥巴马最喜欢的剧集之一”，她也还是很讨厌凯莉这个角色身上的“非理性特征”，作为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女性，凯莉总是过分依赖敏锐的感觉来处理问题，却让自己的队友陷入到重重危机中，甚至还有把机密资料带回家挂在墙上这样的“低级错误”。
凯莉和布洛迪的虐恋则让她更加感到不适，因为这最初原本是凯莉接近布洛迪的途径之一，“用和他睡觉的方式寻找情报”。虽然 Mcinnis 承认凯莉的确已经是当时荧幕上较为“强大”的女性角色了，但非要靠把她塑造成一个“不专业的疯子”来凸显她的强大，还把这当成是“坚强女性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就太低了”。
（《国土安全》剧照）
在这里多说一句，日本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分析患有“厌女症”的男性作家的作品内容时，她的观点和 Mcinnis 有相似之处。上野千鹤子所定义的“厌女”即是蔑视女性，“将女人他者化，即把女性作为一个不可理解之物，从‘我们’之中放逐出去”。
这里的“我们”指的是男性集团，上野千鹤子认为“男人是通过与男性集团的同化而成为男人的”。而在男性集团的眼中，男性是“性”的主体，男性的性的主体化认同，是以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而成立的。具有“厌女症”的男性会恐惧自己像个女性，这样的男性会把女性当作是证明自己男性气质的道具，以此来定义女性。
因此荧幕上很多被“厌女症患者”所定义、塑造或创作出来的女性形象，其最大特点就是“非男性”。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女性形象是失真的、标签化的、工具化的。而必须要指出的是，“厌女”是深植于性别二元制这种性别秩序的核心位置的，在这个秩序之下，几乎没有人可以逃离，甚至不少女性也具有“厌女”的想法。
结合这一视角，再去考虑《国土安全》的编剧和导演在前三季中全男性角色的设置，Mcinnis 的观点或许就会显得更好理解一点，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男性占主导的视角：凯莉以“他者”的形象登场，她所患有的双向情感障碍会让她的行动显得很不可靠，她不被相信的理由正是多疑、没有安全感、歇斯底里和非理性这些被认为倾向于女性的特质。
至于她和布洛迪的虐恋，主要因为布洛迪作为男性，他难以抵挡这样的“诱惑”，而凯莉作为“引诱”他的角色，最后也深陷布洛迪和爱情的魅力之中，哪怕这样的选择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好在 Mcinnis 也承认凯莉这个角色的“强大”，毕竟在八年前，和《国土安全》同期播出并以女性为主角的热门剧集还有《复仇》和《尼基塔》，相较《复仇》“女版基督山伯爵”的设定和《尼基塔》赤裸特工加长版的噱头，凯莉确实已经是更有扎实精神力量的一位了。
（凯莉和布洛迪）
而站在2020年这个时间点，女性的话语权在各个层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MeToo 运动更是也以前所未有之势洗刷了各个流行文化领域。单单聚焦电视剧集，在看过了《都市女孩》、《女子监狱》、《使女的故事》和《大小谎言》之后，我们发现以女性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不只是类型更加丰富了，由女性创作者创作的女性题材数量也开始成为主流。
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提问的好时机，《国土安全》正式完结了，凯莉的形象都发生了什么改变？如今的女性叙事和八年前相比出现了什么变化？如果说当时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由男性主导的，那当下的女性形象出现了什么变化？一个更加真实合理又具有生命力的女性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
很遗憾的是，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给出答案，就像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套用马克思名言所作的解释，“由于我出生在一个厌女症根植太深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厌女症的世界”。
我们已经看过了太多由男性主导、从男性视角出发想象创作出的女性形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并且应该反复讨论女性叙事的原因，在女性叙事呈现爆发态势的当下，总有一些恒久的特质和价值会被留下。
早在为《杀死伊芙》选角的时候，制片人 Sally Woodward Gentle 就曾声明，她不想让《杀死伊芙》这样以女杀手和女警探为主角的影视剧，再炮制一个男性幻想中的女性形象，作为全剧的灵魂人物之一，薇拉内尔（Villanelle）不能像《尼基塔》和《龙纹身的女孩》那样，“我们想要一个一眼看来就能真正消失在人群中的女孩”。
考虑到《杀死伊芙》的英文原名为Killing Eve，Eve 不只是原剧集中另一位主演的名字，《圣经》故事里那个作为亚当肋骨而出现的女性夏娃，英文名也是 Eve，可以说从剧集亮相之初，主创想要摆脱男性幻想的想法就已是昭然若揭的。
（伊芙和薇拉内尔）
在这样的视角下，薇拉内尔和伊芙更像是男性幻想女性的两个极点，一个是作为疯女人被放逐到阁楼中去的“他者”，另一个是受到过父权意识形态规训的简·爱式女性。
但这样简单形容伊芙似乎又有些不客观，毕竟她也是在新时代里拥有自我个性和事业的“新”女性，可即便如此权力对她的规训也是无处不在的。在薇拉内尔不相信甚至否定权力正义性的基础上，薇拉内尔和伊芙之间的相互追逐和角力才得以全面展开，杀戮的含义也就愈发清晰，以至于在第二季的结局薇拉内尔甚至具有了某种解放者的光彩。
值得一提的是，薇拉内尔是以一个彻底的“他者”形象出现的，主要表现为行为难以捉摸、缺乏共情能力，且很少受到情感牵制等特点，但也正是这样的“他者”形象，才促成她在无视规则、践踏强权和“去伪存真”方面的魅力。
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这本书中曾经提出过，女性必须不断地注视自己，几乎无时不与自己的个人形象连在一起，女性把内在于她的“观察者（surveyor）”与“被观察者（surveyed）”，看作构成其女性身份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是截然不同的因素。
（薇拉内尔针对出轨者的杀戮）
基于此，《杀死伊芙》对于这种传统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从而创造出了不少对现有“厌女”思维、“观察者”思维具有破坏性的场景，其中不少都是通过薇拉内尔的杀戮而体现出来的：对于想要将女性打扮成洋娃娃控制在家里的男性的杀戮，将出轨男性倒吊在商品橱窗里的展示性杀戮，甚至是针对伊芙老公潜在出轨对象的杀戮。
就这些场景的隐喻含义来说，它们都有针对现实存在“刻板印象”的破坏，尤其是那个在橱窗中以展示的方式将出轨者杀戮的情节，它无疑是一次针对男性群体的“红字”，甚至可以说是对贯穿流行文化历史的“男性凝视”的一种彻头彻尾的否定和倒转，毕竟广告中的男性凝视已经是一个被充分探讨过的话题。
薇拉内尔这样的“他者”能够充分刺激和带动与她相似的群体，被固有的权力和性别秩序机制束缚久了以后，一定也会有人像伊芙一样，怀揣着毁掉现有规则和稳定的想法，蠢蠢欲动。
这种针对“他者”形象的叙事和改写在最近非常火爆的《美国夫人》中同样有所体现，只不过从另一个方向出发似乎更好理解。如果以“厌女”的视角来观察《美国夫人》，凯特·布兰切特所扮演的反女权主义者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就是女性“厌女”的最好例证。
剧情进行到现在，菲利斯始终试图在男性集团的“我们”中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她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和她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反对堕胎合法和同性婚恋自由的她，实际生活里却要忍受无处不在的歧视，琐碎的单方面家务和育儿责任，甚至是婚内强奸。
菲利斯育有六个小孩并以家庭主妇身份为傲，却不能接受自己的大儿子是一名同性恋，相比于孩子真实的幸福，她更为看重的是一个容易被现有权力控制的所谓正常的概念。
（《美国夫人》剧照）
正是由此展开，《美国夫人》也呈现出了女性叙事在当下的一个普遍特征：婚姻和爱情并不能成为女性故事的终点，女性叙事的背景和空间早就已经超出这二者。
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不幸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女性以为婚姻和爱情如她们想象中那样必需，或者说有人将这样的想象强加于女性，又在想象破裂后编织出如等待、改变和付出这样的叙事来麻痹真实的痛苦。
而之所以要把对待大儿子这个情节看作是理解菲利斯的关键注脚，就在于她其实并没有“我们”或是“他者”的概念，她或许只是慕强，只不过在那个历史阶段里，男性集团的“我们”是一个强者话语的代表，正如剧中那句台词所说，“每个人都关注的那个人总是能赢。”
菲利斯本身就拒绝接受性别问题可能会阻碍她的前进，《大西洋月刊》的作者 Sophie Gilbert 在评论《美国夫人》的时候，类比了哈维·韦恩斯坦的辩护律师 Doona Rotunno 的例子，她在参加《纽约时报》旗下的播客“The Daily”时说过，她绝不允许自己身处一个可能被羞辱的境地。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被视为近年来女性剧集典范之一的《使女的故事》，原著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创造 Serena Joy 时部分性格的灵感来源正是菲利斯，《大西洋月刊》文章的标题也是，“我们正生活在菲利斯·施拉夫利的美国”。
（《美国夫人》剧照）
但即便如此强大，菲利斯最终依然要“回归”到家庭生活，她作为一个好太太，看上去也有个“好丈夫”，她的丈夫不出轨也努力给她自由，前提就是她不能因此耽误自己太太的职责，如果两人的“事业”发展有所冲突的话，那也最好以丈夫为主。
同样的伊芙也有一个好老公，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老公有点类似于菲利斯那样的好太太，但伊芙仍旧会主动寻找挑战和突破，这甚至和家庭是否美满稳定无关。这两个例子其实都在说明，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想象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出现某一固定的模式来解决绝大多数女性内心深处的烦恼。
这个时候再回头审视《国土安全》里凯莉放弃女儿抚养权的情节，我们固然可以把它解释成凯莉为了事业全力以赴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凯莉要直面的其实也是自己做母亲时的艰难和非天然性。
凯莉在第八季里被反复提到的一个弱点就是，她曾因为自己无法照顾好女儿，一度产生想要将女儿溺死的想法。凯莉因为这个想法而感到非常自责，但也正因为这个细节才足以说明，母亲这个角色或者这层身份所要求的牺牲感，对凯莉来说过于挤压了她在其他方面追求成为一名强者的努力。
《国土安全》完结了，《杀死伊芙》和《美国夫人》都正在热播。过去几年女性视角的剧集是电视荧屏上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在艾美奖这样的权威奖项上也大放异彩，但随着 Metoo 运动和女性主义的不断深入，我们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叙事在路上。那些关于女性形象的想象只会更加广阔，且能不断地与时代同步，最终在流行文化的历史中留下了有生命力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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