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婷编辑：王小笨 电影版《汉密尔顿（Hamilton）》在 Disney+ 上线了，相比《纽约时报》剧评人 Ben Brantley“《汉密尔顿》的演出门票值得你把房子抵押了，把小孩出租了（mortgage their houses and lease their children）”的“建议”， Disney+ 每月6.99美元的订阅价格显得非常超值，更何况这比原定的上线时间2021年10月还提前了一年多。今年2月迪士尼拿下《汉密尔顿》流媒体版权的消息刚传出时，没有人不为7500万美元的天价一振。回顾 DEADLINE 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想不出还有哪一部制作完成电影的收购价能高于《汉密尔顿》了……但考虑到作品能为迪士尼带来的收益，这也只是个不算过分的价格。”而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个推测的确很有前瞻性，仅仅在美国，《汉密尔顿》上线三天后，Disney+ app 的下载量相比于6月就提高了72%。不过什么样的数据放在《汉密尔顿》身上似乎都不会让人太惊讶，毕竟这是一部在当年拿下了16个托尼奖提名（托尼奖一共16个奖项）、收获其中11个奖项，累计演出票房超过17亿美元，最高票价被炒到3000美元一张的现象级甚至历史级音乐剧。在整个百老汇制作在流行文化语境里日渐式微的年代，《汉密尔顿》带着全新的形式和无数纪录，几乎以一己之力让百老汇重回讨论中心，用 Ben Brantley 的话说，“《汉密尔顿》证明了，美国的音乐剧不仅只是活着，而是在茁壮成长，不断演进。”但在《汉密尔顿》提前上线、全球人民共襄盛举的另一面，是百老汇因为疫情原因宣布取消2020年所有演出，以及北美院线新片上映时间一再推迟等事件。与之相伴的，是长久以来有关保守主义返潮的争论和抗争，在经历了一系列非常态的现实后，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推入到现在这样“空气稀薄”的境地。此刻看过《汉密尔顿》的每个人或许都会格外想念故事开场的那首振奋人心“Alexander Hamilton”，“How does a bastard, orphan, son of a whore and a Scotsman … Grow up to be a hero and a scholar?”看上去，我们确实比以往都更需要《汉密尔顿》，都更需要这段传奇，毕竟“There's a million things we haven’t done”。 “汉密尔顿的故事就是嘻哈精神最好的诠释。”《汉密尔顿》的编剧、作词和作曲者林-曼努尔·米兰达（Lin Manuel Miranda）是这样向《卫报》讲述自己的创作灵感的。2009年米兰达和自己刚结婚的妻子在墨西哥度假，闲暇时他翻开了一本由历史学家罗恩·切尔诺（Ron Chernow）为“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著的800页鸿篇传记。“在我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对汉密尔顿的了解还限于他是那位头像被印在10美元上的白人老哥，他和他的儿子都死于决斗。我因高中的论文作业了解过他，但我对他的身世和成长经历知之甚少。”读完全书后米兰达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人很像他爸爸，“他所承受的远远超过他所获得的，当我越走近他我就越能感受到这样的洞察是正确的。” （《汉密尔顿》剧照） 汉密尔顿的故事就是一个外来移民在美国的故事，他在加勒比海上的圣基茨岛长大，飓风摧毁了他的家园，家乡的父老集资送他来到北美大陆才让他有机会建功立业，“但他还是塑造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金融体系，他创立了海岸警察和《纽约邮报》等无数件本来不会存在的事物。”也就是因为这样米兰达从汉密尔顿身上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一个在波多黎各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波多黎各是美国一个位于加勒比海上的自由邦，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20世纪被割让给美国后曾因主权问题发生过多次起义。父亲凭借自己的努力在18岁时去到了纽约读大学，积极参与政治，希望经由自己的手来改变一些事情，却要比很多非外来移民付出好几倍的努力，“这是我看过太多次的移民故事，我父母在他们年轻时差不多有三份工作，有时候我只能在周末才能见到他们。”出生在纽约的米兰达从小在毗邻华盛顿高地的因伍德街区长大，那个地方离百老汇不远，曾经有一个移民广泛在此聚集的历史阶段，因此形成了融合不同种族的街头文化。米兰达的父母是音乐剧迷，从小他就被父母带去看《悲惨世界》、《歌剧魅影》和《猫》这些经典的音乐剧。在《纽约客》的采访里，米兰达说过自己几乎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他的钢琴课在小学之后就逐步停了，只是从中学开始他就会参与校园里的各种戏剧演出。 （《身在高地》剧照） 以这些延续到大学的成长经历为原型，米兰达创作了音乐剧《身在高地（In the Heights）》，故事发生在一个纽约曼哈顿区的拉丁移民家庭之中。2008年《身在高地》在百老汇上演，同年即收获了13项托尼奖提名，并最终斩获了包括最佳音乐剧在内的4个奖项。《身在高地》的剧本初稿是米兰达在1999年完成的，那时他正在卫斯理大学读大二，剧本写成后学校剧团首演了这个剧目。虽然演出结束后就有百老汇的制作人员接触过他，但离他真的登上百老汇的舞台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大学毕业后的米兰达回到了自己毕业的高中当老师，他曾向父亲写信发问自己应该安心着眼于眼前稳定的工作还是转身去百老汇寻求梦想，父亲告诉他，“我17岁时就已经是波多黎各当地百货商城的经理了，但我还是放弃了一切来到纽约。那时的我连英语也说不流利，现在想来一切都没任何道理可言，那只是一件我不得不去做的事情。”于是米兰达决定去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就像他在《汉密尔顿》里唱的那样，“I'm not throwing away my shot!” 《身在高地》拿下四个托尼奖那年奥巴马刚刚当选美国总统。2009年4月奥巴马和米歇尔计划在白宫举办一个以“美国经历”为主题的现场演出晚宴，米兰达受邀到白宫演出《身在高地》中的曲目，“以尽可能多的唤起拉丁裔的共鸣”。但米兰达拒绝了这个提议，那时候他刚看完汉密尔顿的自传不久。“我只是想用心做一些新的尝试来展示美国经历，因为我知道我就是这些经历中的一份子。我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如果要说汉密尔顿和奥巴马之间的共同点，大概就是在真的发生前——人们都觉得这是不会发生的故事。”他把汉密尔顿的故事改编成了一段4分钟的说唱歌曲，现在 YouTube 上还有米兰达在白宫表演的视频，他会因为紧张而说话磕磕巴巴，但在开始表演之后他的表现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 （米兰达在白宫表演现场） 米兰达后来回忆，“有那么多人看着我，我真的要疯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样级别的领袖面前表演。但是他们笑了，他们的头也开始跟着节奏摇晃，这就是汉密尔顿的故事，它引人注目，它就来自那么多普通人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汉密尔顿》比《身在高地》更具有米兰达“自传”色彩，“我不是说我和汉密尔顿很像，我是觉得这个作品更能描绘我的生活体验和这个国家的命运与历史”。米兰达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打磨《汉密尔顿》中的歌曲和故事，他创造出的那些角色都有现实生活的影子，亚伦·伯尔（Aaron Burr）的台词会说，“Talk less，Smile more，Don’t let them know what you’re against or what you’re for”。米兰达说他每次看到这里时总是在笑，因为他认识亚伦·伯尔，因为这个角色就来自这个时代。2015年6月《汉密尔顿》在百老汇首演，很快它就被各路主流媒体的好评淹没，《纽约时报》说“年轻人正在改变历史和剧院”，BroadwayWorld 说“《汉密尔顿》在百老汇打响了一枪”，The Wrap说“国父们从未看起来或者听上去这么酷过”，很快《汉密尔顿》就成为整个纽约乃至全美的“城中热事”，各档深夜脱口秀、《摩登家庭》、《辛普森一家》等等作品都不断地 cue 到它。所有人都意识到《汉密尔顿》是崭新的。就百老汇音乐剧的发展来看，《汉密尔顿》的“新”是具有标示性的。对于观众来说，米兰达用 Hip-Hop、R&B 和 soul music 等非主流音乐剧的音乐形式编排《汉密尔顿》已经有着足够的冲击力，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将这些新形式与主流历史内容高度融合。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内阁辩论用 rap battle 来呈现，乔治三世之歌有着许多已经略显陈旧的 Britpop 的影子，而有着奴隶制历史包袱的杰斐逊却唱着 Jazz 曲风的歌曲登场……米兰达在演出后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曾说过，“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描绘我眼前的美国”。但所谓用说唱的方式讲述国父的历史其实只是表现形式，而且这也并非《汉密尔顿》首创，这部作品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让无数观众认识并接受了这样的改变——曾经处于“边缘”的族裔和群体开始以主角的身份，重新讲述演绎美国的主流历史。甚至说主流历史都是不准确的，毕竟汉密尔顿其实始终处在美国流行文化作品叙事的边缘位置，即便他是华盛顿的重要辅佐，美国首任财政大臣，也是国父的一员，但多数人还是更加津津乐道于华盛顿、亚当斯和杰斐逊的人生，甚至在《汉密尔顿》走红前，美国财政部已经考虑将他的头像从10美元纸币上替换掉。这种主流和边缘的心态甚至一度影响到了米兰达自己对角色的选择。米兰达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说他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苦恼，对他而言汉密尔顿和伯尔都是足够有魅力的角色，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自己最想扮演的人是谁。 （《汉密尔顿》中的伯尔）事实上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创作，伯尔的形象多少都带有负面色彩，由他参与的历史事件总是和破坏美国的整体性有关。但米兰达明确说过，两个角色之间他或许更同情伯尔。“伯尔和汉密尔顿一样聪明和富有才华，他却总是倒在了汉密尔顿向前冲刺的地方。我时常能代入他看汉密尔顿的时刻，我曾体会过身边人都走向成功、婚姻或富有，自己却徘徊不前、失恋失业的那种失落，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再等一下。”这样我们似乎对于伯尔这个“反派”成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就不感到意外了，此刻再回看那首伯尔黑化之歌“The Room Where It Happens”，他只是想进入“那个房间”，那个构建了历史和成就无数人命运的房间。那个房间会把伯尔这样的权力边缘群体排斥在外，却会用历史进程这样粗暴的方式干涉了他们的命运走向。《汉密尔顿》的艺术总监奥斯卡·尤斯提斯（Oskar Eustis）总结说，这是米兰达经由再创作汉密尔顿而完成的事情，他通过有色人种、移民和孤儿的视角来讲述这个国家建立的历史。“他是在大声宣布，这是我们创建出的国家，我们可以对这个国家有所要求。” 站在今天回头看，很多人觉得《汉密尔顿》的诞生和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的社会大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奥巴马夫妇也曾两次亲临现场观看《汉密尔顿》，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尤其是在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结束前，《汉密尔顿》剧组曾受邀前往白宫演出，在《汉密尔顿的美利坚》这部纪录片里，镜头也捕捉到了 Chris Jackson 在演唱“One Last Time”时奥巴马的表情，这首歌在剧中是华盛顿卸下总统之位时的内心独白，也正好和奥巴马当时的状态相吻合。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就在《汉密尔顿》走上百老汇那一年，特朗普当选了美国总统。此后米兰达总会在采访中被问到，“你会不会建议特朗普去看看《汉密尔顿》？”他在 Hollywood Reporter 的采访中回答说：“这对于特朗普来说应该会是一次有趣的经历，我很希望能看到他观看演出的反应，尤其是他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创立者是一个移民这个事实会作何感想，要知道他和他的父亲都是因为移民才能拥有现在的财富。”不过还没等到特朗普走进剧院，他就已经给出了自己的评价，“《汉密尔顿》的艺术价值被过分高估了”，考虑到他最爱的电影是《乱世佳人》，这个回答或许并不算让人特别惊讶。米兰达自己也曾开玩笑说，他考虑过把“被特朗普认定为过誉的作品”这句话印在海报上。 （《汉密尔顿》剧照）虽然特朗普没有到过现场，但2016年著名的《汉密尔顿》剧组和副总统彭斯对话事件已经能够反映出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尖锐矛盾，当年11月8日彭斯在现场观看了《汉密尔顿》，就在演出结束后，主演朗读了由米兰达和该剧制作人共同撰写的文稿。“我们非常欢迎副总统来观看我们的演出，这是多元的美国，但您所在的新政府却无法保护我们、我们的子女、父母和家园，更无法捍卫我们本无可被剥夺的权利。我们希望这个作品能鼓舞您坚持属于美国的价值观，我们再次由衷地感激您观看我们的演出，这个精彩的美国故事是由不同肤色、不同信仰和不同选择的男女共同组成的。”虽然彭斯并没有表现出不悦，但特朗普还是很快发 Twitter 谴责《汉密尔顿》剧组对彭斯的“骚扰”。作为在强调自由和多元文化氛围中诞生的作品，《汉密尔顿》在当下所面临的各种追问，几乎能代表一种典型遭遇。原本是乘着自由主义之风的引亢高歌，到了如今这个文化和社会现实都渐趋封闭、保守和对抗的时刻，也变成了面对着非理性强权的嘶鸣。某种更深层次更结构性的打压和漠视似乎一直存在着，只是对于2009年在白宫唱出了“Alexander Hamilton”的米兰达和很多人来说，他们大概想象不到未来所要面对的是这样严苛的现实。米兰达从不避讳发表自己的政治立场，但他更希望用艺术的方式去展现态度，他说过，“我只能告诉你，艺术作品或许是我们对抗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仇恨的唯一途径……艺术的作用就是在人们心中产生共鸣，产生能超越政治的，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共鸣。艺术是能在人们心中创造出变化的，只是有点缓慢而已。”如果说过去几年《汉密尔顿》所要对抗的是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是保守、非理性和仇恨的氛围，那到了2020年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似乎是在一瞬间就把艺术推到了一个最为脆弱的位置。截止到7月初，欧美原本最富有艺术生命力的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还处于一片黯淡之中，百老汇已经四次延长停开时间，从3月12日开始关闭的百老汇剧院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漫长的暂时关门，英国已经有数百家剧院停业，英国国家话剧院也宣布裁员。《汉密尔顿》在 Disney+ 上线前的宣传活动基本都是在线上展开的，替代原本有可能发生的见面会，主演们戴着耳机均匀分布在了屏幕上的九宫格里，以此再现音乐剧中的经典曲目，或者分享剧目排练时的趣事。 （《汉密尔顿》线上宣传截图）从《汉密尔顿》的宣布提前上线起，再伴随着欧美剧院此起彼伏的捐款和自救活动，观众们被不断提示他们所热爱的艺术正经历着一个什么样的艰难时刻。就如歌剧导演“抓马坤”在微博上所说，“其实做任何艺文工种，首先要学会的，都是如何面对幻灭与拒绝”。在这段时间里，也有人尝试转行或者把表演转入线上，这些成果由于时间太短还难以判断好坏。如果说多数艺术行业从业者已经做好准备做艺术就是一条坎坷又漫长的道路，但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在艰难驶过了由行业结构和社会文化所设置的暗礁后，眼前突然出现的是没有人能指出尽头的全球疫情肆虐的迷雾。而就在我们眼前，乌镇戏剧节也已经把举办时间推迟到了明年，更不用说重新开门还遥遥无期的内地电影院线。对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来说，这真的是从我们认识艺术拥抱艺术开始，艺术的存在感减弱到最低的一年。戏剧艺术家卡洛斯·塞尔德曾在世界戏剧日的献辞中把戏剧比作是“让我们在黑暗中携手的力量”。忍受了大半年的逃无可逃后，我在安全却狭小的一隅再次打开了《汉密尔顿》时，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那个比喻。每天身处在社交媒体之中的我，都能感受到在安全范围之外因歧视、仇恨和偏见和某种不能言说的力量所造成的伤口还在撕裂，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就会蔓延到眼前的“安全区”。这种时候，我就会把《汉密尔顿》的音乐声再调大一点，想象它所出现的那个时代或者更早，猜它让什么样的力量携手，还能弥合什么样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