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存狂”来到中国

作者：偷你牛

编辑：木村拓周

今年 3 月，死瑞德再一次成为了贴吧“生存狂吧”的吧主——他曾在 2012 到 2015 年当过三年吧主。这一次是紧急情况，因为前吧主被恶意投诉，急需一个资深人士来“主持大局”。自新冠疫情在1月下旬爆发以来，吧里来了一大批新人，目前已经达到 32 万关注者。在疫情的应激情绪下，新老“生存狂”们稍微有些失控，吧里近期突然涌现了许多不理性的极端讨论，比如关于大量囤积粮食的讨论。

死瑞德这次当吧主只当了两个月。吧里的讨论已经无法给他新的知识，这也是他上次离开的原因。这次帮忙的两个月里，他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贴吧里号召粮食囤积的帖子删除。自疫情以来，囤积口罩和粮食变成了吧里最热门的话题，但大多数帖子在死瑞德看来，并不能提供什么价值，“纯粹是在制造混乱，引起恐慌”。

虽然是生存狂吧一吧之主，但死瑞德和大众认知中的“生存狂”形象有些出入。

因为疫情，“生存狂”这个概念，以及“狂吧”这样的圈内据点，在今年再次被放到聚光灯下。百度指数显示，“生存狂”这个词的搜索指数，在今年1月19日之前一直是维持在100多，1月20日开始增长，到25日达到峰值 577。直到 4 月份，整体的搜索数据才开始慢慢回落。

自媒体“当下频道”在五月发布了一支视频：《在中国，有 28 万年轻人在为末日做准备》。片子中出现了化名北哥和小明的两位“生存狂”。片中北哥来到一片工厂附近的空地，从一个军事背包里拿出毯子，用铲子把四个角牢牢地钉在地上，再一一把包里的应急装备摆出展示——无线电对讲机、燃气罐、净水器、可以维持一周的口粮，还有 1 月 20 日根据疫情调整而加入的护目镜以及不同类型的口罩。而小明表示在疫情期间，因为口罩的储备量不足，他戴了两个月的早已准备好的面罩，类似生化危机里的那种，眼睛和嘴巴处都向外凸起，上班路上时常招来行人注目。

谷雨实验室则在 4 月发布一篇《上海 “生存狂”奶爸将猫包改成婴儿安全舱：一切为了孩子》，其中说到一名“生存狂”父亲为了保护在疫情期间出生的儿子，把猫包改造成一个可以显示 PM 2.5、温度、湿度等各种指标，又能使得婴儿被包裹其中可以呼吸过滤后的新鲜空气的隔离箱——这样就不怕出院时的各种室外走动了。

这些相对极端的案例，配合上“生存狂”这个称号，让围观的大众对这个人群产生了一些浪漫化的想象。但真正接触下来，即便是入圈多年的“老生存狂”，大多数也并不满足这些想象。

来自国家地理频道纪录片 Doomsday Prepper(《末日准备者》) 

两次当上“生存狂吧”吧主的死瑞德本职是一名医生，生活规律，重视健康和长远规划。他居住在并不算市中心的北京东五环，但并没有买车——按照惯常的生存主义思维，车辆在极端情况下逃跑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能证明他“生存狂”身份的是他出门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包，里面常备五千元现金、新的面罩和口罩，裤口袋里则装着手电筒和一只可当成钝器的钢笔。除此以外，就是一个典型普通的中产男性形象。

“实际上疫情爆发之后，我几乎一粒米都没多买，”死瑞德表示在疫情之前他就一直有准备应急食品的意识，一般是全家一星期到一个月的免烹饪食水，比如罐头、压缩干粮，他也会考虑到极限状态三个月的食物，提早备置在家中，“这种储备是常态了。”他继而强调这些食品储备是平时生活中也会消耗的，而不是尘封的战备物资。

多数生活在城市的“生存狂吧”成员，家里的食物储备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比一般城市家庭储备的粮食肯定是要多的，但也有人向我们提到，“在农村囤个一年半载的粮食太常见了。”

一个令人意外的点是，在口罩最紧缺的时间段里，贴吧里关于口罩的讨论并不算多。“我们之前就准备了很多，可能有上百个，吧里的朋友知道我是医生还送了我几千个，我都分给了医院的同事。”死瑞德表示口罩对于生存狂来说从来不是问题。

总的来说，国内的“生存狂”，比起大洋对岸相对原教旨的“生存狂”们，还是柔和得多。生存主义舶来到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完成了本地化，以适应在这片完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国内的生存狂们除了在家中适当囤积物资，更多时候的体现更像是一种网络亚文化社群——生存狂吧里有一套自己语言体系，例如把压缩饼干称作“压缩翔”；各个细分派别的生存狂们有着“鄙视链”关系，时常在吧内争论高下。

“生存狂”这个称呼，是“生存主义”这个概念进入中国后的演变出来的。

维基百科上对生存主义的诠释是：积极地为区域性或国际性的社会崩溃、自然灾难以及个人的意外困境做准备……主要是通过储备生活物资自用或与他人物物交换，学习在灾难中的生存技能，接受急救医疗及自卫训练，建造生存堡垒或地下避难所之类安全住所，来渡过可能面临的灾难。

生存主义者这个群体，最早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

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苏联在49年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对民防建设开始重视。1950年，杜鲁门在密歇根州巴特克里克创建了联邦民防局，美国开始从政府层面鼓励人们建造私人防空洞，炸弹演习也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日常生活在核武阴霾之下的美国人开始研究如何应对极端情况，到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一本叫 Retreater’s Bibliography (《撤退者百科全书》)的书，里面详细介绍储存粮食、能源可再生等一些生存本领。

冷战阴霾的大背景下，50、60年代的美国诞生了许多社会运动和文化思潮，许多亚文化社群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结合太空竞赛所带来的外星人想象，美国人的“末日想象”越发浓厚，也因此诞生了丧尸电影等有着末日意象的流行文化品类。

生存主义者就是在这个时期正式登上台面。1976 年，一名叫库尔特:萨克森(Kurt Saxon)的作者参与多个政治组织和宗教运动后，突然退出，并开始编写一本叫 The Survivor（《生存者》）的书，生存主义者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标签。同期，金融顾问霍华德·拉夫(Howard Ruff)写了Famine and Survival in America《美国的饥荒和生存》，基于动荡的金融时代，他在书中建议人们抛售股票和债券，将资金投入从长远来看更有价值的黄金、钱币等收藏品中，并且建议人们存储一年以上的食物。

生存主义和末日想象，从冷战时期的群体应激反应，演变为作为一个文化品类后，很快被商业力量介入和影响。到八十年代，围绕生存主义的已经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除了书籍和杂志，已经有了关于装备的博览会。游戏厂商也开始使用末日生还作为故事主题，最著名的当属1988年的《废土》和它精神上的继承者，1997年开始发行的《辐射》系列。

尽管已经形成庞大的产业，生存主义者被媒体提起时还是会联系到一些负面的评价。很长时间里，生存主义者都普遍认为是右翼保守派的拥护者，支持美国人民持有枪支的权利，许多极端的生存主义者还持有非法武器。少数族裔对生存主义并不感冒，大多数资料里显示典型的生存主义者大多为白人、中产阶级的男性，形象多是穿着一身防护服、头戴着面罩，身后挎着一个鼓满的包，你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这就是当时在新闻报道里生存主义者的形象。

直到二十一世纪，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段，也有了新的称号，“准备者（prepper）”。911 事件后，政府指示人们制作灾难包，做好撤离准备。这正好也是生存主义们多年来一直提倡的。后来的卡特里娜飓风和大衰退等事件再次强化了人们备灾的意识。2010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50%的美国人都在考虑备战问题——比2004年的18%有所增加。

2011 年，国家地理频道曾做过一档节目叫 Doomsday Prepper(《末日准备者》)，节目里展示了生存主义者们复杂的装备，以对抗核战争、大地震、电磁波冲击等灾难。虽然节目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但四年之后还是被叫停，因为大规模枪击事件的罪犯声称自己是“末日准备者”。纽约时报的作者尼尔·根茨林格(Neil Genzlinger)曾抨击这个节目是“过度地展示”，并指出“这使得准备者的世界观是多么容易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人类学家哈德斯顿(Chad Huddleston)在《华盛顿邮报》提到过，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被称为 “准备者”感到舒服。

从冷战时期的“撤退者”，到冷战后期、核武阴霾逐渐驱散的“生存主义者”，再到新世纪和911后的“准备者”。“生存狂们”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三个阶段的称呼变化，透露着这个社群本身的受众面正在扩散，社群中“原教旨”拥趸的占比也变小了。

在国内，生存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冷战作为分水岭，被普遍总结为“老派”和“新派”。

一名自称在“生存圈子”混过几年的知乎用户在相关问题中提到，“新派和老派的不同，简单的说，他们就是把生存主义和自己的生活融合到了一起，而不是像老派为了生存而生活。”他随后解释，中国的“生存狂”大多符合“新派”的标准。

按照死瑞德的观察，活跃在贴吧里的生存狂们下至十几岁的初中生，上至已有家室的中年人，而大多数人都是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开始了解到这个“生存主义”这个概念的。

2008 年是8、90后中国人为数不多的集体灾难记忆，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安逸的中国人才会意识到当下的安全随时可能被无法预知的灾难打破。“在路边，有很多人卖压缩饼干。”这是许多人对灾难后的记忆，也是许多人对囤积食物的第一印象。

地震发生后，人们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救援知识，了解在地震、洪灾这些自然灾害中怎样做获救的概率最大。有一些人通过网站上的讨论逐渐知道一个词叫“生存狂”，他们有的人会分享自己现在准备了哪些物资，而有的人仅仅分享在灾害中的遭遇。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生存狂社群开始被建立起来。

不像冷战阴霾或者恐怖主义危机，2008 年汶川地震的灾难是具体直接的，而不是悬而未决的持续阴霾。因此，08年开始集结起来的生存狂无法靠灾难意识保持长期持续的活跃。爱好是他们连接社群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每一位生存狂们都有另外一个爱好，死瑞德一开始喜欢研究刀具，北哥喜爱户外运动，有的喜欢登山、健身、射箭…..这些爱好也属于生存主义领域中所需要的技能。

来自生存狂贴吧

慢慢地，大家因为四散的兴趣聚集到生存狂社群中来，而不是仅靠对生存主义的关注。在贴吧中，不仅有许多关于生存主义的交流，还会看到其它兴趣爱好的技术交流，以及衍生出我们上文提及的“压缩翔”这样较为娱乐化的语言体系。

而中国生存狂与美国更大的区别，来自于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

美国的枪支问题在我们这并不存在。知乎上一个关于中国生存狂和国外区别的问题中，一位用户答道，“绝大部分囤货的生存狂，手里没有真铁，那就是在帮别人囤货。 ”而在中国，谁都没有“真铁”，因此生存思路不像美国生存狂那样信奉以个人力量捍卫家庭安全，国内生存狂想的最多的问题是“撤离、隐蔽和荒野求生”。

更现实的是，即便你信奉激进的生存主义策略，你也几乎无法实践。当下中国的城市生活中，要建立地堡和根据地，全无可能。

同时，美国生存狂对政府以及和平社会景象的根本怀疑和不信任，在中国的生存狂中也几乎看不到。当我们问到死瑞德，为什么不购置私人车辆以便应对极端情况，他告诉我们“大灾跑不了”，他早已认清所处生存环境的现实状况，做好了在强大秩序之下应对意外的准备。

这也是我们这次接触到的生存狂们共同的表述：虽然他们按照生存主义的理念在践行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对当下社会状态的稳态是信任而乐观的。

疫情带来了新一层的印证：生存狂们并没有因为不安而做出什么过激行为。在辽宁一个小城镇的圣徒曾是公益组织蓝天救援队的一员，后来因为时常在生存吧里关注一些救援设备，就成为了吧友。在疫情期间，他作为经验人士参与到本地的防控工作中，指导社区与市场的人该怎么进行消毒、划分安全区域。他告诉我们，他觉得疫情既然在可控范围内，就算不上灾难级的大流行。

一些生存主义信奉者，希望消解“生存狂”这个标签本身蕴含的感性和狂热。作为一名十几年的生存狂，死瑞德现在更常说自己是个生存主义者而不是“生存狂”，他认为降低生活的风险，保持对生存的理性追求，保证活着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贴吧里的活跃用户包大也同意这种乐观的说法。他还是一名学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宿舍中，里面囤积不了太多食物，他也没有准备太多医药品，常备的物资就是手电筒。他的生存理念以知识取胜，更加侧重于一些应急状态下的求生技能，而他作为“生存狂”社群的一份子，最多的时间，是花在 B 站上发布相关文章和视频，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群体。

与美国的生存主义者不同，国内的生存狂并没有长时间生活在对社会秩序瓦解的恐惧中，没有经历过密集的、持续的灾难事件，也没有通过公共途径获得过任何号召。更多时候他们更像是一群小众文化的“爱好者”，生存主义是他们稳定中透露些微不安的平常城市生活中的一点慰藉。包大告诉我们，对他来说，实际上每天的上学、上班本身就是某种生存主义训练。

“有些人为了生存拼命赚钱不也是生存狂吗？”包大对我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