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这一年：人生海海出头天
作者：王小笨
去年的金马奖一开场，身为金马奖评委会主席的李安在 VCR 里提出了第一个问题，“电影 总是在我们最艰困的时候 承载了真实 寄托着梦想 你今年进电影院了吗”。
答案显而易见，台湾观众进了。去年年底台湾民视新闻网用“台湾电影出头天”来形容 2020 年的台湾电影产业，虽然票房榜前十名中依然只有两部华语片，但相比于过去华语片在总票房中4%到 7%的占比，今年华语片的票房占比获得了显著提升，票房突破 3000 万新台币的电影也超过 10 部。
2015 年台湾媒体 The News Lens 采访了台湾的几位电影宣发工作人员，其中一位说，“我在这一行多年，奉劝想进来的要考虑清楚：台湾观众不看国语片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没有政策支持，也没有教育体系培养人们的电影品味......国语片打不过好莱坞，也打不过内地。”
那时候正值内地电影市场的崛起，和香港一样，大量台湾电影行业的人才都被内地快速吸纳，“连编剧和摄影师经纪约也被签去”。对于台湾本土电影的发展前景，许多人的态度非常悲观。
但就在 5 年之后，台湾本土电影却在 2020 年迎来了一个小规模的爆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内地电影和电影人连续两年缺席金马奖，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两岸三地电影人的沟通交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台湾本土电影更大的展现空间，依托于金马奖的高关注度，不少电影也获得了市场的肯定。
这其中既有拿下去年台湾国语片票房冠军的《孤味》，也有在两岸都颇受关注的“网红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当然还有《消失的情人节》、《无声》、《同学麦娜丝》、《亲爱的房客》等一批在金马奖上大放异彩的电影。
当我们谈论台湾本土电影时，台湾电影新浪潮是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去年金马奖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侯孝贤，人们又一次集中回忆起了曾经属于台湾电影的高光时刻，但当我们将目光对准这一批新的台湾电影人时，似乎也无需再沉湎于所谓的新浪潮遗产，从身份认同、社会关怀到走上电影创作的经历，他们的身上展现出了某些崭新的特质。
新冠疫情的确是为台湾本土电影发展提供了一个外部的契机，毕竟好莱坞电影在台湾有着压倒性的市场影响力，但在根本上，电影质量的提升、题材的多元化、类型的丰富性，才是这一波台湾电影爆发的关键。
《同学麦娜丝》的结尾使用了浊水溪公社乐团的《卡通手枪》，歌词里唱，“民國八十四年 身上沒有半毛錢 要怎樣出頭天 (天天吃大便) 快到2001年 一年不如一年 好像卡通片”。浊水溪公社在台湾独立乐坛地位很高，乐团诞生之初正是台湾解严后文艺井喷的时代，《同学麦娜丝》的导演黄信尧也说，浊水溪公社是他们这样超过 40 岁、不上不下的男人，在深夜里面对自己的心声。
《同学麦娜丝》讲述的正是一群不上不下的人，电影来源于黄信尧 2005 年刚刚拿起摄影机时拍摄的纪录片《唬烂三小》，拍的就是他和几个高中同学在红茶店的真实生活。他自己说过，电影中的小人物，其实就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这世界上其实大多数人都很平凡，喜欢看不平凡的电影，但都知道自己不能成为那个人。”
《同学麦娜丝》
从《大佛普拉斯》到《同学麦娜丝》，黄信尧一直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聚焦于台湾乡土间小人物的宿命，这让他的电影很容易与现实产生勾连和共鸣。当然电影中也不缺少对社会现实的讽刺，比如对“立委”选举过程的展现，其实就是在说政治对台湾社会已经是从婚礼到葬礼无孔不入的倾轧。
《亲爱的房客》和《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则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聚焦现实，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台湾过去几年最重要的社会议题，台湾也由此诞生了多部同性题材电影，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当年的《谁先爱上他的》。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创造了台湾同性题材电影新的票房纪录，它的确也触及到了台湾虽然解除戒严，但社会风气依旧保守的现实，也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有所交代，但在本质上它依然是一部青春片，一部带有滤镜的怀旧片，并没有与社会现实产生太多互动。
倒是在去年金马奖上拿到两个表演奖的《亲爱的房客》，关注了非常具体的社会现实，也就是台湾收养制度的转变，从 2012 年以前的契约制到之后的由政府许可的少儿安置机构完成，同时电影中也有对同性恋认同困境的展现，就像台湾媒体报道者所说，“法律其实只是最低的要求，不会法律制订完就世界大同。”
《亲爱的房客》
从创作者层面出发，他们也并不希望自己的电影被以“同志片”一概而论，《亲爱的房客》导演郑有杰在接受采访时就说，“我们不会讲一个异性俩的爱情片说它是异性恋片，那有同志出现的爱情片、家庭片、悬疑片就变成同志片，只要有一个同志，其他的元素就全部没了，不应该是这样。”
《无声》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在 2004 年到 2012 年间，台南的一间启聪学校曾经发生过 164 起性侵事件，涉及的学生占到学校的四分之一。在具体的性侵事件背后，电影也尝试探讨社会上对于伤害行为的“避谈氛围”，《无声》编剧林品君说过，“当女性更长大更成熟回头看时，是不是因为要去适应这些事情，导致我们要把它当作没什么，但是，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是有什么？”
《无声》
在真实事件之中，有很多学生从受害者转变为了加害者，当被问到自己为什么这么想做这个故事的时候，《无声》导演柯贞年表示，“与其说《无声》是一个发生在聋人学校里面耸动的性侵事件，我在其中看到、最在的其实是‘权力关系的不对等’。”
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已经是台湾电影身上一个显著的标签。正如台湾影评人郑秉泓所说，“我期望台灣電影能夠讓觀眾有多一點共感——那可能是來自共同歷史文化經驗的情感共鳴，也可能是對於日常細節深刻表達所形成的共通默契。”
家庭是过去这些年来台湾本土电影中最重要的题材，作为同样受到儒教文化影响的地区，家庭观念贯穿在电影创作的方方面面，而《孤味》就是其中的代表。
上映仅仅两个月，《孤味》就拿到了超过 1.8 亿新台币的票房，也成为了去年台湾国语片票房冠军。很多台湾媒体在写到《孤味》的时候，都会用到“每个台湾家庭都曾有过的故事”这句话。台湾电影宣发公司工作人员也提到，很多已经多年没有走进影院的中老年女性，也因为《孤味》重新走进了影院。
《孤味》导演许承杰把自己外婆真实的人生经历放在了电影之中，也就是和外公的情敌一起给外公办葬礼。许承杰说过，他的电影就是在拍“那些传统的女性苦过来的那个象征，跟那个伟大的赞赏之外，她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这个层面上，《孤味》是非常容易与内地观众的共情的，就像许承杰所说，“有共感的东西一定不是只有台湾会有共感，因为全世界的人都会有共感”。
《孤味》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把《孤味》编剧黄怡玫用来形容《孤味》的话放在《你好，李焕英》这样的电影上，似乎也并不那么违和，“2020年，台湾的性别观念已经来到另外一个进步的水准了，但是面对我们上一代的女性，我无法、也不应该就把一个新的时代的价值、进步的性别观强加在她身上，要她接受，要她一瞬之间改变。”
对于家庭情感的部分，内地观众可以很容易地共情，但电影中很多有关文化的展示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就颇有距离了，比如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场景台南鹿耳门天后宫，对于电影中故事的发生地台南来说，妈祖是最普遍最重要的民间信仰，2019年富豪郭台铭宣布参与政党初选的时候，还要宣告是“妈祖托梦叫我一定要出来”。
《孤味》里还有颇为猎奇的一幕，民间神鬼信仰和佛教信仰以一种打擂台的方式同时出现，这也反映出台湾目前的信仰问题，早在2018年的时候，台湾的宫庙数量就已经超越1.2万间，妈祖庙也超过3000间，在台南建宫庙甚至是热门生意。
以《孤味》为代表，我们能够看出台湾电影中越来越多对本土价值的追求，过去这些年，外省人的叙事逐渐走向弱势，本省人的故事开始成为台湾本土电影创作的主流。
对于这一代年轻导演来说，这种本土意识也在逐渐加深，就像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庄佳颖在评价《孤味》时所说，“我觉得（台湾）主体性的追求会成为接下来大概好几年的主流，这个基调应该不会改变。”
但越来越多的本土价值的追求，也就意味着内地观众对台湾本土电影的文化认同也会逐渐削弱，除了共享同样的文化根源，那些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相似性其实是逐渐变少的，这让我想起《孤味》里的一句台词，孙女小澄听着大人念出陈升的歌词，突然反问了一句，“陈升是谁？”
因为没有审查制度，台湾本土电影乐于关照社会现实，关怀社会边缘群体，同时在恐怖片等类型电影领域发展迅速；虽然台湾本土电影市场规模非常有限，但借助于 Netflix 这样全球性的流媒体发行渠道，台湾本土电影也有机会被全世界观众看到；同时一批或有海外电影教育背景或扎根台湾乡土的新导演，都展现出了不俗的创作力，而以上这些条件的结合，也就促成了台湾本土电影新的“出头天”。
很多台湾媒体都会解读去年金马奖将终身成就奖颁给侯孝贤的这个决定的意味，有人说这是台湾电影界大团结的宣誓，这一点从李安在颁奖礼后连跑六个庆功酒会也能窥见一斑，也有人说这是期许台湾老中青三代电影人可以借由传承，继续团结打拼，缔造台湾电影逆势成长的奇迹。在外部环境出现急剧变化的时刻，台湾电影人却迎来了新的生机。
但我觉得一切似乎也没有这么复杂，这只是属于电影的美好，就像拿到金马最佳剧情片的《消失的情人节》制片人叶如芬在金马奖颁奖礼上说的，“我们会像同学一样团结，抬起腿，我们就继续拍电影吧，迈向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