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先驱克鲁伯之功过

文| 何勇

 Alfred Louis Kroeber

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

1876.6.11-1960.10.5

今年原本是要写篇文章纪念美国人类学开创时期的一位宗师、我们系的老学长——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Alfred Louis Kroeber）的。克鲁伯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纪念原因有三：1）120年前的1901年，克鲁伯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是哥大第一位人类学博士；2）毕业后，他于同年应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下简称为伯克利），成为伯克利的第一位人类学教师；3）今年是克鲁伯诞辰145周年。然而动笔之际，忽闻素以他为荣的伯克利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要去除该校人类学系所在的“克鲁伯楼”上他的铭名。这样一来，文章再标以“纪念”为题也就不合时宜，所以我把题目改成了《美国人类学先驱克鲁伯之功过》。

我先说说克鲁伯是何许人也，然后再介绍他有什么功，有什么过。

克鲁伯其人

克鲁伯出生于纽约，父母是第一代德裔移民。双亲在子女教育方面一直保持着德国家庭的治学传统，非常重视孩子在文学、美学和古典语言方面的修养。由于父母在家都说德语，所以克鲁伯的德语自然没有问题，幼时他还在父母的督导下去私教班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都为他日后的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克鲁伯天资过人，1892年被哥大录取时才16岁。他本硕博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1896年获本科文凭后，一年即获硕士学位。因为家学渊源，克鲁伯本硕读的都是英国文学专业。硕士毕业后他正在考虑下一步方向时，遇到了甫任教哥大的人类学教授博厄斯（Boas），并参加了博厄斯组织的一次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语言的研讨会。这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克鲁伯的一生，他由此迷上了人类学，决定拜博厄斯为导师。

1939年5月11日《时代》周刊封面上的博厄斯

哥大的人类学系是美国人类学的重镇，为博厄斯一手所创。在博厄斯悉心指导下，克鲁伯于1901年顺利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讨的是美国蒙大拿州阿拉帕霍印第安人的装饰象征（decorative symbolism of the Arapaho Indians of Montana）。哥大人类学系系史上记载着三个第一：博厄斯是哥大第一位人类学教授、克鲁伯是博厄斯的第一个博士生、克鲁伯是哥大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此外克鲁伯还拥有一个第二：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个人类学博士。美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是他的同门师兄亚历山大·弗朗西斯·张伯伦（Alexander Francis Chamberlain，1865–1914) 。之所以说二人是同门师兄弟，只不过因张伯伦在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时，博厄斯是克拉克大学人类学系的系主任，几年后才转去哥大。

1901年伯克利正在筹建人类学系和校属博物馆，获悉克鲁伯从哥大毕业，马上向他发出聘书，克鲁伯欣然接受，成为该校新成立的人类学系的第一位教员，此时他只有25岁。克鲁伯在伯克利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直至1946年退休。从1909年到1947年，他还担任了加州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馆长。博物馆最初设在旧金山，1931年迁至伯克利。

克鲁伯与他的学生、后来在伯克利担任语言学讲师的托马斯·沃特曼（Thomas Waterman）合作编写了一本名为《人类学》的教科书。这本书在当时及其后的许多年中，一直是美国唯一的一部人类学教科书。

克鲁伯是他那个年代美国人类学家之佼佼者。他的老师博厄斯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他则被学界称为“美国西部人类学之父”。在20世纪的上半叶里，这对师生一东一西，遥相呼应，确立了年轻的美国人类学在学界的领先地位，令其他学科都以在自己的名字上挂上人类学为荣（现在不乏听到有音乐人类学、电影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甚至还有文学人类学等）。克鲁伯培养了两代训练有素的人类学专才，毕生发表过500多部学术论文和著作，其中某些篇幅甚至超过千页。

克鲁伯担任过美国人类学学会（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民俗学会（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和美国语言学会（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会长。此外，还获得过哈佛等5所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并荣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奖章。同在伯克利任过教的赵元任在他的《早年自传》中说，“在（伯克利）教职员俱乐部里我享受会员的礼遇，常常在那儿吃饭，还弹过钢琴。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碰到人类学大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的。” 足见克鲁伯名气之大。

克鲁伯对人类学的贡献

克鲁伯和博厄斯对人类学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对19世纪盛行的“单线进化论”（unilinear evolutionism）提出异议。这里所说的进化不是指物种进化，而是文化和社会的进化。

“单线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单线进化论”者认为社会文化进展的动因是单一的，由简单的低级阶段（原始甚至是野蛮的阶段）线性单一发展到复杂的高级阶段（所谓的文明阶段），各民族的发展大体都经过相同的流程。“单线进化论”用一种假定的衡量四海而唯一的等级制度，来给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排名次。这种学说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它认为欧洲白人居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高级或文明阶段，而所谓“落后”民族和部落居于社会文化发展的低级或野蛮阶段，为种族主义的论点提供文化之间有前后、优劣之分的依据。

而博厄斯和克鲁伯则不以为然。博厄斯和克鲁伯笃信“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认为各民族的文化有其自己的特点，未必按照同一模式单线发展。一个群体的文化信仰或行为只能在自己的文化中得到解释。克鲁伯和博厄斯提出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逻辑和世界观，认为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不应该用单一的标准衡量不同的文化。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主张人类学者应该要做田野调查（fieldwork），进行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在当时的情况下，“田野”指的主要是美国的印第安部落。

文化之间没有优劣，只有不同，这个论点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对师生为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人类学有四个分支：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这个划分是博厄斯首创并被人类学界普遍接受的（英国的人类学一般只有三个分支，不含考古。考古通常属历史专业）。现今的人类学家一般只从事其中某一分支的研究，如能在这一个分支里有杰出贡献就已令人仰慕了，而克鲁伯在这四个人类学分支的三个领域——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都卓有建树，所以20世纪的人类学界除了他的老师博厄斯，难有他人能望其项背。

在文化人类学方面，克鲁伯继承并发展了博厄斯倡导的田野调查和ethnography。Ethnography一词常常被译成“民族志”，但我认为这种译法是不准确的。“民族志”往往令人感觉研究的对象是少数民族，但其实 ethnography 指的是基于田野调查和参与性观察而对某个群体的文化所做的细致描述，我们对自己所在社区进行的田野调查和文化描写也属ethnography。语言学里的ethnography of speaking或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就是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对语言进行调查与研究。

克鲁伯从1903年就开始带学生展开对美国西部特别是加州印第安部落的系统研究。在此之前还没有人类学家关注和研究过这一地区。据统计，克鲁伯和他的学生调查了250多个印第安部落。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克鲁伯不仅关注印第安人的物质文化，如他们使用的器皿、工具、武器、住房等，还特别重视对印第安人文化中的社会结构、社会角色、精神信仰、图腾、象征的研究。他设计的文化要素细目竟细致到3000多点。1925年克鲁伯将他20多年的调查成果发表成书—《加州印第安人手册》》（Handbook of the Indians of California）。这本书是人类学研究著作中的一本经典，对今天的学人仍然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书中描写的不少印第安部落现在已不复存在，对他们的历史记忆只存在于这部著作中。

克鲁伯和同为人类学家的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

克鲁伯对文化本质的研究是他对人类学理论的巨大贡献。他的思想观点集中体现在他于1952年出版的《文化的本质》(The Nature of Culture)和与克拉克洪（Clyde Cluckhohn）合著《对文化概念与定义的批判性评论》(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两本书中。现今学界在谈到文化的定义时常常会说“有人类学家列出160多种定义”，这里所说的人类学家其实就是克鲁伯和克拉克洪，他们觉得这160多个定义都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文化的本质，于是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文化由显性和隐性行为模式组成，它通过象征符号来获取和传递，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独特成就，同时也体现在人类创造的制品中。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历史形成和选择的)理念，特别是它所附带的价值观。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们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制约其后行为的因素” 。

在考古人类学方面，克鲁伯两次去墨西哥（1924年和1930年），三次去秘鲁（1925年、1926和1942年）进行考古，此外还长期在美国的祖尼人（Zuni）地区进行考古研究。克鲁伯选择去墨西哥和秘鲁考古是因为他认为这两个地方是美洲古文明的两个中心，可发现的古代文物最多。

他首创可控挖掘法并通过细致的发现物顺序依次排列法来确定文物的年代。他根据在墨西哥所做的考古，写成了关于中美洲印第安文化前古典亚期研究的最早论文。1944年他将在秘鲁的考古研究成果发表，即《1942年秘鲁考古》一文。在克鲁伯之前，美洲考古学还不很成熟，而克鲁伯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础。

在语言人类学方面，他率先对美国印第安人进行方言调查并对美洲的土著语言进行分类。他去世前几个月完稿的最后一部著作是《约克茨方言调查》（Yokuts Dialect Survey，约克茨是加利福尼亚的一种印第安语言)。此项调查涵盖了他1900年以后60年的研究结果。美国语言学起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对印第安语言的研究，对此，克鲁伯功不可没。在他一生所写的500余篇论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语言学有关的。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确定了加利福尼亚各印第安语言的语言谱系。他在语言研究中运用了基本词项列表和统计技术、最早的成分分析方法、亲属称谓的语义分析，呼出现代语言学目前使用的一些方法之先声。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他还发明了一种圆筒蜡管录音机，用于记录加州土著语言和音乐。克鲁伯当年用自制录音机记下的很多语音资料是现存的关于印第安语言的唯一音频资料。现在伯克利的语言学系和加州保护土著语言倡导者组织（Advocates for Indigenous California Language Survival ）每两年联合举办一次名为“生命之息”（Breath of Life）的工作坊，参加者多为希望了解自己先人的印第安后裔或专门从事研究和保护濒危语言的学者。克鲁伯当年录制的语音资料一直是工作坊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

1960年9月克鲁伯应邀去奥地利参加一个人类学会议，结束后和妻子去法国度假。10月5日在巴黎突发心脏病，一代大师溘然长逝，时年84岁。

1959年，伯克利为表彰克鲁伯对美国人类学特别是对美国西部人类学及他对学校做出的杰出贡献，决定把新建的一座作为人类学系、人类学博物馆、艺术实践系和沃斯·赖德美术馆新居的教学大楼命名为“克鲁伯楼”。然而时过61年后的2021年的1月26日，伯克利又做出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重大决定：把克鲁伯从大楼的名字中删除。这又是为什么呢？

克鲁伯之过

美国高校的不少教学楼都冠以名人、杰出校友或捐款人的名字，如哥大人类学系和心理学系所在的楼叫“舍姆霍恩楼”（Schermerhorn Hall）、哥大东亚系和东亚图书馆所在的楼叫“肯特楼”（Kent Hall）。威廉·舍姆霍恩（Schermerhorn）是哥大1840届校友，后任哥大董事会主席，曾给哥大捐款30万美元。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是哥大首位法学教授，肯特楼原是哥大法学院所在。伯克利当年把人类学系所在的楼命名为“克鲁伯楼”也是如此。

在2020年美国各地掀起的“反思”浪潮的背景下，伯克利校方7月收到了一份联名签署的请愿书，要求把“克鲁伯楼”中的“克鲁伯”删除，主要有三个原因：

1）克鲁伯在田野调查时收集了印第安人祖先的遗骸并运到伯克利博物馆收藏。克鲁伯收藏印第安人遗骸的目的是供研究使用。这种做法在当时虽然并不违法，但请愿人员认为这种做法即使是在当时也是不道德的。

2）19世纪，加州有个叫亚希（Yahi）的印第安部落，在一场种族灭绝的屠杀中仅余一男子幸存并从此成了野人，栖身荒山野岭几十年。1911年他在加州北部的一个山脚被人发现时已50岁了。克鲁伯听说后便收留了他，给他起名为伊什（Ishi），让他以看门人的身份住在加州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里，目的是对他进行采访和调查，当游客参观时也让他示范印第安人如何手工制做石器工具等。五年后的1916年，伊什因肺结核病故。他在临终前向克鲁伯表示希望死后不要对他进行尸检，火化后下葬即可。但克鲁伯并未按照他的遗愿行事，在伊什死后仍对他进行了尸检。

克鲁伯与伊什（Ishi）

3）克鲁伯曾宣称印第安一个叫奥赫龙（Ohlone）的部落在文化上已经消亡。美国联邦政府据此便不再承认奥赫龙作为独立部落的存在，致使奥赫龙人被剥夺了土地和政治权力。

伯克利校方在收到请愿书后，学校的“教学楼命名审查委员会”向全校师生征询意见。委员会收到了595份回复，其中85%的人赞成除名。2020年秋季学期委员会举行投票表决，结果一致通过此项除名决议。伯克利校长卡洛·克里斯特（Carol Christ）表示支持，她在给加州大学总校长迈克尔·德雷克（Michael Drake）的信中说，“克鲁伯的观点和做法显然与加大的包容价值观和我们促进多样化的信念背道而驰。删除克鲁伯的名字将有助于伯克利认识到我们具有挑战性的一段历史，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好地支持当今学术界的多样化。”

伯克利的工人在铲除克鲁伯的名字

此项决定受到伯克利的印第安裔学生的欢迎。学校的印第安学生发展部主任、也是印第安后裔的菲诺霞·鲍尔乐（Phenocia Bauerle）表示，校方的决定“看起来只是为了政治正确，只是一个姿态，但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姿态，因为长期以来，像克鲁伯这样的名字是不可触碰的。克鲁伯代表了一段特定的历史，如果伯克利愿意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将有助于推动社会前进。”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伯克利的不少教师表示克鲁伯对研究加州印第安部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印第安人的大量采访使得印第安的文化传统得以保存。伯克利博物馆收藏印第安人的遗骸也不是从克鲁伯开始，在他掌管博物馆前就已经有此做法。教学楼命名审查委员会主任保罗·费恩（Paul Fine）教授解释说，委员会建议将克鲁伯的名字从教学楼上取下，并不是要对克鲁伯重做评价，而是希望学校与美国原著民建立更好的关系。

伯克利人类学系主任查尔斯·赫希金德（Charles Hirschkind）说，他和许多教职员工都觉得克鲁伯的名字不出现在楼名中更好，否则总令人把人类学这门学科与它不必要再提起的那段历史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克鲁伯不重要。“我们把一些人看作是对我们学科做出杰出贡献的先驱，但也没有必要为他们立碑纪念。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毕竟还是有欠缺的。”

克鲁伯从学校的教学大楼上除名，是去年年初到今年年初的第四个因“名”而引起争议的相关事件。伯克利法学院2020年1月将博尔特（Boalt）的名字从其所在的博尔特楼上除名。同年11月，巴罗斯（Barrows）和勒孔特（LeConte）大楼也将这两个名字删除。他们都是具争议性的人物，窃以为其中最应该除名的是博尔特。

博尔特的全名是约翰·博尔特（John Boatl），他是19世纪旧金山湾区的一名律师。伯克利1911年以他的名字命名法学院大楼—Boalt Memorial Hall of Law （法学院博尔特纪念大楼）。博尔特不是伯克利校友，生前也没向伯克利捐过款。但在1901年（也就是克鲁伯入职伯克利的那年），博尔特的遗孀给伯克利捐了十万美元，用于建造法学院大楼。大楼以他名字命名后的近百年间，博尔特的名字甚至成了伯克利法学院的同义词，法学院的毕业生常被叫做 “Boalties”（博尔特们）。把他除名则因为他是个种族主义者，而且涉及排斥美国的华人。

博尔特的名字被从伯克利法学院的楼名里铲除

博尔特是当时排华浪潮的主要推手，他的种族主义论点成为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依据。这一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依据种族或民族来排斥一个群体的移民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博尔特写过《中国移民（对美国）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影响》（Chinese Immigration: Its Social, Moral and Political Effect）一文，还发表过题为“中国问题”（The Chinese Question）的演讲。他的主要观点是“（中美）两个互不相容的种族从未和谐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相处的方式只能是一个种族当另一个种族的奴隶”。伯克利法学院院长欧文·切梅林基（Erwin Chemerinky）在除名仪式上说，博尔特的观点 “显然是令人憎恶的，与我们法学院的立场是格格不入的”。

从去年夏季起，在美国掀起的除名浪潮与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密切相关。佛洛伊德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名黑人。2020年夏季他被警察跪压脖颈致死，引发了遍及全国的抗议示威，也由此引发了对美国几百年来种族歧视重新审视的呼声。在此浪潮中，美国很多地方的名人塑像被推到，以名人命名的建筑物被要求更名，皆因发现这些名人有过种族主义行为。就连耶鲁大学也被一些人要求更名，因为耶鲁大学是以17世纪英国商人伊利胡·耶鲁（Elihu Yale）之名命名的，以酬当年他给学校捐的许多钱款及图书。在这股浪潮中似乎无人能幸免，今年一月旧金山教育局做出决定将美国前总统华盛顿、林肯和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从44所学校的名字中去除，以期改换的名字不再与奴隶制、压迫、种族主义、种族灭绝或类似的不光彩历史有任何关联。

与博尔特和其他一些被“除名”的人士比起来，克鲁伯应该是争议最小的。他所持的文化相对论和文化无优劣之分的观点彰示他并非种族主义者，他被指责的三个不当之处里的两个——收藏印第安人的遗骸和违背伊什的遗愿在他死后对他进行解剖，并在尸体火化前将其大脑取出送往性质为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保藏（2000年已归还给相关的印第安人部落下葬）——充其量只能说是职业道德（ethics）问题。他的确没有给予印第安人应有的尊重，但还应端视当时的具体情况，伯克利人类学博物馆在克鲁伯执掌之前就已经有收藏印第安人遗骸的做法了。至于他被指责的第三个不当——宣称某个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已经消亡，联邦政府据此不承认此部落的存在——则很可能是他出自于学术的角度，而没意识到他的学术研究结果会被政府所利用。

总之，克鲁伯是功大于过的。他几十年来深入印第安部落实地调查，进行了大量“抢救性文化调查” （salvage ethnography）的工作，我相信伯克利未来的学生在走进人类学大楼时，虽然看不到这位人类学先驱的名字，但在课堂上老师还是会布置他们阅读克鲁伯的经典著作，让他们参观克鲁伯在100多年前执掌的人类学博物馆并进行研究的。克鲁伯的名字将永远与人类学同在。

END

作者介绍

作者读博期间曾在美国新泽西州William Paterson 大学教授过人类学课程，2019年故地重游。墙上贴着的是人类学简史

何勇，哥伦比亚大学人类语言学博士，现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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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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