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尔维尔的困惑——《白鲸》解读
赫尔曼 • 麦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1819-1891
赫尔曼·梅尔维尔，19世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出生在纽约一个有名望的家庭，幼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2岁时，父亲去世，梅尔维尔辍学帮助养家，做过农夫、职员、教师、水手、海军等。20岁到25岁的这5年，是他集中在海上漂泊的5年。这几年对他的创作影响巨大，被他称为自己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1847年到1850年间，他接受了爱默生超验主义的某些影响。1850年，他和霍桑成为好友。主要作品有《白鲸》（Moby Dick, 1851年），《泰比》（Typee, 1846年）、《奥穆》（Omoo,1847年）、《白外套》（White Jacket,1850年）、《比利·巴德》（Billy Budd, 1891）等。梅尔维尔于1891年9月28日去世。他生前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同，却在死后被重新发现，甚而被视为美国的“莎士比亚”。
《白鲸》是麦尔维尔的代表作。主要内容是捕鲸船“裴阔德”号船长亚哈在一次捕鲸过程中，被白鲸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于是他心怀复仇之念，带领一众船员，万里追捕这条白鲸，终于与它遭遇。在最后一天的较量中，亚哈用鱼叉击中白鲸，但船被白鲸撞翻，他被鱼叉上的绳子缠住，掉入海中。除了水手以实玛利外，其他人全都葬身海底。
麦尔维尔的困惑——《白鲸》解读
文 | 薛琴
赫尔曼 • 麦尔维尔 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 今年距离他去世刚好130周年。《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写于 1850 年，出版于 1851 年10月18日，距今刚好170年。在这样的时候，聊聊他的《白鲸》，应该很有意义。
《白鲸》是一部了不起的书。哥伦比亚大学学者雷蒙德 • 韦弗 (Raymond Weaver）说，“《白鲸》是无可争辩的最伟大的捕鲸小说”。[1] 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认为，“作为命运的启示录，这本书太深刻了。决不只是揭露悲伤，它超越了感觉。”[2] 中国学者常耀信说它是“一本包罗一切的百科全书。”[3] 这部小说讲述了“裴阔德”号捕鲸船船长亚哈带领一众船员万里追击一条之前咬断了他一条腿的白鲸（莫比·迪克）的故事。船上有以亚哈为代表的宗教怀疑论者，以大副斯达巴克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以以实玛利为代表的基督教徒，以魁魁格为代表的“野蛮人”以及以费达拉为代表的袄教徒 等，生动地织构出一幅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大致面貌。这和“裴阔德”号跌宕起伏的航程以及神秘的大海和白鲸一起，使得小说既气势非凡又意味隽永。因此，小说的阐释也得以向多个层面敞开。
有论者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把亚哈对白鲸不懈的追索解读为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的侵扰并因此遭到报应的寓言(“裴阔德”号上的全体船员除以实玛利外皆葬身海底)；有论者从心理分析的视角把大副斯达巴克理解成亚哈的自我，亚哈自身是其本我，而以实玛利则是亚哈的超我；有论者从宗教原型的角度指出小说是麦尔维尔对《旧约》的摹写；也有论者将这部小说和《老人与海》以及《红字》等作品进行比较解读。但是，通过《白鲸》研究揭示麦尔维尔潜在的思想困惑这方面的文章尚不多见。在《白鲸》里，麦尔维尔对人和自然态度暧昧。暧昧的背后，是他在宗教信仰和人道主义之间的左右摇摆。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如果我们遵从上帝，我们就得违反自己；正是在这种违反我们自己中，包含有遵从上帝的困难。”[4]
一、麦尔维尔对人的困惑
沃伦和韦勒克（Warren & Wellek）认为，“文学作为某一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只能发生在某一社会的环境中。”[5]《白鲸》的产生离不开麦尔维尔生活的时代。这部作品创作于 1850 年 2 月，那时的美国，人道主义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工业发展迅速，西进运动持续向前推进，殖民主义向外疯狂扩张，宗教改革不断深入，这些运动相互激荡，给麦尔维尔以极大的思想震撼，其结果是，“( 对宗教) 他既不能相信，也不能不信”。[6] 恰恰因为在“相信”和“不信” 之间反复摇摆，才有了作者对人和自然困惑的态度。作者经受的这种精神震荡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其作品中。
麦尔维尔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歌颂人的力量，勇气和意志，也对处于底层的人们抱有深切的同情，从他对亚哈、魁魁格，以实玛利和斯达巴克等人物的态度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裴阔德”号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绝对的恶，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善。他们都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善和恶的合体，只是善和恶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侧重程度不同。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兰波的“哪般灵魂无缺陷”可以很好地概括出《白鲸》中的众生百相。这些人物的人性缺陷，和霍桑笔下的“原罪”根本不同。霍桑认为，人来到世间，携带着原罪的基因，所以其悲剧性的命运在所难免。麦尔维尔对他笔下的人物，态度却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讴歌人的力量，勇气和意志；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些品质会把人带向何方心存不安。其原因一部分来自家庭的影响。他的母亲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所以他自小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加尔文教宣扬命定论和有限的拣选论。亚哈的腿被莫比·迪克咬断，万里追索白鲸，和白鲸同归于尽，一切都是命定，唯有以实玛利被拣选得救。另一部分原因来自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美国在 19 世纪上半叶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人道主义改革运动，改革强调人的价值。再者，其时新英格兰文艺复兴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当属超验主义运动。超验主义高扬人的神性，所以上帝的绝对统治地位遭到削弱，“《白鲸》产生的时代正是美国‘新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加尔文教信仰发生动摇而个人主义和乐观主义日渐流行。”[7] 强调人的价值和信仰上帝的至高无上有相互矛盾之处，麦尔维尔在加尔文教和人道主义之间艰难地挣扎，这种挣扎塑造了麦尔维尔对人物矛盾的态度。
麦尔维尔对亚哈的态度典型地体现出他对人矛盾的立场。在他笔下，亚哈有时是英雄，有时是魔鬼。使他成为英雄和使他成为魔鬼的都是他对白鲸不懈的追捕。亚哈第一次出场时，“亚哈船长那只象牙腿紧插在那只洞孔里，他抬起一条胳膊，抓住一根护桅索，笔直地站在那里，直瞪着那颠簸不停的船头的远方。在这种笔直向前，固定不动、不畏不惧的目光中，含有一种无限的、最坚决的、不屈不挠的的神气，一种坚定不移的、永不妥协的顽强精神。”[4] 117“笔直”“不畏不 惧”“坚决”“不屈不挠”“坚定不移”“永不妥协” 透露出麦尔维尔对亚哈的欣赏，但是当亚哈意欲用金币悬赏首先发现白鲸的水手时，作者又撤销了这种赞赏，亚哈转瞬间变成撒旦，“他两臂一甩，以无比狠毒的声气高声叫嚷起来，‘是呀，是呀！我要走遍好望角，走遍合恩角，走遍挪威的大涡流，走遍地狱的火坑去追击到它后，这才撒手。······要在海里，要到天涯海角去追击它，直追击得它喷出黑血，落尽鱼鳍。’”[4]155 作者态度转变之快从表面上看的确令人难解， 但是考虑到他的加尔文教背景，一切便在情理之中。加尔文教要求它的信徒遵从上帝的旨意，过有道德有节制的生活。而亚哈的行为显然违背了该教义，这让作者深感不安。虽然人道主义运动的影响使得麦尔维尔对宗教已经无法完全“相信”，但这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如此。一旦超越了度，他敏感的神经就会受到触动。于是，他只能让亚哈的形象在英雄和魔鬼之间游移。在第一百三十二章，作者又描述了一个人情味满满的亚哈，“靠拢来，站拢来，斯达巴克；让我来仔细看看一个人的眼睛；这比望望海，望望天都要愉快；比抬头看看上帝都更快活。”[4]516 这里的亚哈浪漫而多情，敏感而善良。而且，作者虽然认为亚哈有时恶毒，但是他认为亚哈并不为这恶毒负责，“是什么欺诈的、隐藏的统治者和王君，和残酷无情的皇帝在控制我，才弄得我违反一切长情的爱慕，这么始终不停地硬冲、硬挤、硬塞；弄得我这么轻率地随时去做那种按照我的本心本意说来， 我绝不会那么勇敢去做的事呢？是亚哈，亚哈嘛？是我， 是上帝，还是谁？”[4]516-517 他似乎认为上帝是这一切的操盘手；人只是被其摆布的棋子。因为亚哈背离上帝的训诫，所以“裴阔德”号只能遭到上帝的惩罚。在加尔文教和人道主义的较量中，宗教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 麦尔维尔的心性战胜了他的智性， “我宁愿做一个有心性的傻瓜，而不愿做有智性的奥林巴斯的主神朱庇特。”[8]
二、麦尔维尔对自然的困惑
麦尔维尔笔下的海洋时而神秘可怕，时而温柔恬静。一次次神秘的喷水，快速地出现，快速地消失，逗引亚哈和他的船员一步步地向死亡逼近，“神秘的喷射有时发生在满天星斗的夜空，都没有一定；有时隔了一整天又再现了，有时却隔了两三天；而且不知怎的，似乎每回的出现，都跟我们越隔越远，这种孤零零的喷射似乎一直在诱导我向前。”[4]222亚哈被一种神秘而邪恶的力量致命地诱惑着向前，这种邪恶的力量，像白鲸令人恐怖的白色，像柯勒律治笔下信天翁的白色，是死亡的牵引。而这恐怖， 似乎直接诞生于海洋中某种神秘的力量，“抛呀，执呀，险恶的海洋还在无休无止地起伏，仿佛它那浩大的浪潮就是一颗良心。”[4]223 海上的生活经常让亚哈感觉孤寂凄凉，“在无情的海洋上度过四十年！……我想到我所过的这种生活，它孤寂凄凉；是用石头砌起的城墙般的与世隔绝的船长生活，它从外边的青翠的陆地所能获得的同情只是那么一点点---烦厌呵、沉重呵！”[4]515但是大海也不时地让亚哈感觉到温情，“当我们伏在船弦边往下凝视时，远处在上面这个稀奇的世界的下边， 却另有一个更为奇特的天地映入我们的眼帘。因为贴在这种水晶宫里的苍穹中，漂泛有许多在哺小鲸的母鲸的形体，还有一些从它们那粗大的腰围看来，似乎不久就将做母亲的母鲸。”[4]367海洋时而恐怖，时而孤寂，时而温柔，恰如亚哈，时而英雄，时而魔鬼，而他却不是这两方面的终极源头，上帝才是。同样，在超验主义哲学里，自然界是上帝的化身，所以自然加诸人的各种感受之源头，都来自上帝。人和大海和白鲸都是上帝的造物，所以麦尔维尔对他们矛盾的态度只能是起因于他对上帝的疑惑 --- 上帝也是一个善恶不定，阴晴不定的存在。套用庄子的观点，在善恶并存方面，人与物“齐”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 贝克(Ulrich Beck)在《自己的上帝》中指出，“宽容与暴力”是“宗教的两副面孔。”[9]既然如此，大海、白鲸、人作为上帝的创物，展现出截然相反的面貌就在情理之中。
麦尔维尔对白鲸矛盾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他对白色的处理上。他借以实玛利之口说，“最使我害怕的就是大鲸的白色。”[4]180 白色暗含着无以言说的恐惧。无以言说，因为它的存在，超出人的理解和认知范围。作者紧接着说，“虽则在圣徒约翰的《启示录》中，白袍是专给赎罪的人，专给二十四个穿着白衣、站在伟大的白色宝座前的长老穿的，而且坐在那里的上帝也像羊毛一样洁白。……但是，在这种颜色的最深切的臆想中，却隐藏有一种无从捉摸的东西，这种东西，其令人恐惧的程度，实在远远超于赛似鲜血的猩红色。”[4]181 这种恐惧，因为白鲸的迟迟不出场，因为一次次神秘的喷水，也因为它一次次地被不同船上的人所提起，逐渐被强化。从上面的引言看出，白色既是纯洁的化身，也是恶的显现。或者说，在恶的深处，可以看到纯洁的影子；在纯洁的内里，隐藏着恶的魅影。白色的纯洁和险恶均指向上帝---这一切背后的无形之手， 像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两首诗《羔羊之歌》和《老虎之歌》 所暗指的那样。也似柯勒律治笔下的信天翁，是上帝的显灵，也是死亡的招手。白色复杂的意指，在下面这句话中也表露无遗，“一切鬼神都是出现在乳白色的迷雾里的 --而且，当这种恐怖慑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甚至那种恐怖的帝王一旦化身为福音的传教士，骑的也是苍白色的坐骑。”[4]183-184作者对白色的复杂情感，表现了一个受加尔文教深刻影响的作家，在19世纪上半叶风云激荡的社会背景下灵魂深处所体悟到的深重不安。刘娴说，“《白鲸》不仅对特定时代的宗教观念有深刻的反映，而且对作者本人宗教信仰上的沉重矛盾有所展现，进而对作者意识深层的精神探索有所揭示。”[7]174 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三、结语
沃伦和韦勒克（Warren & Wellek）说，“既然每一个作家都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社会的存在来研究。他的传记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但对作家的研究还可以扩大到他所来自和生活过的整个社会环境。这样就有可能积累有关作家的社会出身、家庭背景和经济地位等资料。”[5]94 因此，研究《白鲸》就要追溯到麦尔维尔所在的时代和家庭背景，然后才可以找到其作品的最佳理解入口。那个时代各种因素的风云际会，他的家庭所施予的加尔文教影响一起造就了一个困惑的麦尔维尔：他受到超验主义的影响，但是又对超验主义的乐观表示怀疑；他有浓重的加尔文教情结，但是又对上帝的拣选和人的顺从说心怀不满；他看重人本身的价值，但是又对人的意志力能够把人导向何方感到不安。种种困惑让他感到“恶” 在心底的悸动，因为他认为这是在精神上对上帝的某种背离，所以他才会对霍桑说《白鲸》是一部邪恶的书。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多的张力场存在，才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本文最初于2016年发表于《北方文学》，现已经过作者的最新修改。
作者介绍
薛琴，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主要教授课程为：英美文学，中国传统文化。
编辑 | 郭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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