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种缘分 ——日本翻译家松冈荣志访谈录

每年的9月30日是联合国宣布的国际翻译日

翻译是一种缘分

——日本翻译家松冈荣志访谈录

曹新宇 金锦珠 松冈荣志

采访者按：“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是我国首次系统向全世界推广外文版中国典籍的重大出版工程。这项工程吸引了多家出版社参与，选题包括哲学思想、文学、科学技术、历史和军事等110种。被翻译成日文或计划翻译成日文的共25种，东京学艺大学名誉教授、日中翻译文化教育协会会长松冈荣志（Matsuoka Eiji）翻译并出版了其中的《诗经》（2015）和《宋词选》（2017）。

松冈教授长期从事汉语语言学、中国古典文学和汉字的研究，曾于1986年至1987年担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①]兼任教授、主任教授助理，2007年至2008年担任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为日本的汉语教育、中国的日语教育、中日两国翻译教育、中国典籍在日本的翻译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撰写并出版了《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1995）、《历史书的文体》（1996）、《汉字与电脑》（1997）、《汉字：七个故事》（2010）等多部著作，主编或参与编写了《例解新国语词典》（1984）、《皇冠汉日词典》（2001）、《超级皇冠汉日词典》（2008）等汉日词典，主编并出版了《北京的街角》（1994）、《汉语发音指导20课》（2010）等多本汉语发音及入门教材，翻译并出版了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中的《诗经》（2015）和《宋词选》（2017），并于花甲之年发起成立了日中翻译文化教育协会，与国内高校合作，成功举办了7届中日翻译实践研讨会（现已举办9届）。

中国典籍在日本传播已久，传播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诗经》在日本有各种译本、古写本、日本所藏的中国古代刻本和日本学者研究《毛诗》的著作。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请松冈教授重译《诗经》，而不是使用已有的译本，不免让人思考其中的缘由。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就《诗经》和《宋词选》这两部古典诗词的日文翻译过程以及中国典籍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等问题对松冈教授进行了访谈。

曹新宇（以下简称“曹”）：在翻译成日文或拟译成日文的25种典籍当中，其他都是购买版权直接使用已有的译文，只有《诗经》和《宋词选》是由您重新翻译的。而且，据不完全统计，“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的译者多为中国本土译家，只有少量是国外汉学家（任东升、高玉霞，2014：103）。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参与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的翻译工作的？

松冈荣志（以下简称“松冈”）：我是外文出版社的日语顾问，出版社请我推荐《诗经》的译文，我推荐了几种，出版社都不太满意。比如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②]先生翻译、岩波书店出版的《诗经》质量很高，但是只翻译了《国风》，没有《小雅》《大雅》和《颂》，还有很多过去的日文本都不能算是翻译，只是训读和大意而已。

汉文训读是日本对中国文言文释译的重要方法，它把中国文言原来的表记保存下来，并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汉文训读的做法可能从奈良时代已经开始了，到江户时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训读法，到明治四十五（1912）年文部省整理并颁布了专门的训读法，训读法才最终统一起来。历代文化程度较高的人都可以直接读汉籍，所以训读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翻译方法。就《诗经》来说，海音寺潮五郎[③]进行了真正的翻译，但他是30多年前翻译的，语言比较老，其他译本大部分是汉文训读和概述大意而已。

2015年3月28日，我去外文出版社拜访，出版社就请我来翻译。那年是我退休前的一年，学校给了我4个月的休假。出版社一开始给我3个月的期限。我3月30日回国，4月1日就开始翻译，2个星期翻译完了160首《国风》。但是后来眼睛不行了，不能使用电脑，就用纸和笔手写，然后请博士生和年轻的老师帮助输入，最后8月25日全部交稿。

我一开始问出版社什么时候可以出版，出版社说不能确定，国家重大项目一定要几位专家审稿，短则半年，长则5年10年。10月底我又去北京的时候，出版社告诉我：“审校稿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了，审稿的老师说从译文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请向松冈老师表示感谢”（笑）。

出乎意料，我翻译的《诗经》很快就出版了。12月28日我又去北京的时候就收到了样书。这次出版社又请我翻译《宋词选》，给了我4个月的时间，先说定翻译80首左右宋词。等我回国之后，出版社给我发邮件说，《宋词选》也是国家重大项目之一，起码得出上下两本，所以最后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翻译了232首宋词。就这样我翻译了两本书。这就是我与这两本书的缘分。

金锦珠（以下简称“金”）：过去翻译中国典籍多用“训读法”，吉川幸次郎先生也用训读法翻译了不少典籍。您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松冈：我翻译的方法不是太复杂，直接用现代日语翻译成日文。《诗经》的开篇《关雎》，吉川幸次郎（1958年岩波书店版）译为：

關睢(かんしょ)

かあかあミサゴ關關睢鳩　　関関(かんかん)たる睢(しょ)鳩(きゅう)は

在河之洲　　河(かわ)の洲(す)に在(あ)り

窈窕淑女　　窈窕(ようちょう)たる淑(よ)き女(むすめ)は

君子好逑　　君子(くんし)の好(よ)き逑(つれあい)

かあかあと鳴くみさごの鳥は、川の中州にいる。[そのように] ものしずかなよい娘は、立派な方のよいつれあい。

我的《诗经》译为:

つがいのミサゴ鳥が　二羽

河の中洲で　鳴き交わす

若くて　きれいな　あのむすめ

ほんとに　ぼくに　ぴったりだ

曹：诗歌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要用另一种语言再现诗人的情感，是一重困难，将讲究格律的中国古诗词译成另一种语言又是另外一重困难。您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松冈：先说翻译《诗经》的情况。《国风》我是在电脑上翻译的，每天七八首，最多的时候每天翻译十几首。有的时候我的4个孙子孙女都到家里来玩儿，我就不能继续工作。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只要一坐到桌子前面，一看原文，译文就全出来了，就像自己是打字机的感觉。打着打着，两个星期就完成了160首的翻译。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不是我翻译的，是老天爷要命令我替他翻译打字的感觉（笑）。

金：您原来研究六朝文学的经验是不是对您的翻译有很大的帮助？

松冈：这是当然的。我给学生上了40年“中国文学史”课，讲《诗经》《楚辞》《唐诗选》、明清小说，也讲鲁迅等现代文学。我年轻的时候还跟着我的老师一起编写《汉诗的注释及鉴赏事典》[④]。1984年访问苏州大学时我将这本词典送给钱仲联教授，他非常欣赏。后来钱教授介绍杨松涛先生翻译成中文，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这本词典的中文版很受欢迎，第一版出了10万册。日文原版中有不少地方是我写的。这个经历对我以后的翻译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1975年大学毕业，考进了东京大学的研究院，同时还开始在日中学院教汉语。日中学院是日本很有历史的中文学校，是一个民间学校，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仓石武四郎[⑤]先生所创立。当时日中学院在神田神保町内山书店楼上。上课之余，偶然看到陈原先生写的《语言与社会生活》，其中写了很多关于新词诞生和旧词被淘汰的案例，感觉到汉语特别有活力，很有意思。所以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将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出版了。

27岁的时候我又开始编《例解新国语辞典》（1984），我的岳父林四郎（Hayashi Shirou，1922—）先生是主编。他现在97岁,是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名誉所员、筑波大学名誉教授，1985至1988年担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第一任日方主任教授。这本词典我既是编委又是秘书长，所有的稿子都由我来审核。参与编写的还有国立国语研究所原所长野元菊雄[⑥]和国立国语研究所名誉所员南不二男[⑦]等很有名气的日语学者。后来我又主编了三省堂出版的《皇冠汉日词典》（2001）和《超级皇冠汉日词典》（2008）。这些词典现在还被卡西欧（CASIO）电子词典收录。编撰词典对汉译日有很大的帮助，丰富了我的词汇量，使我对同义词和近义词之间的差别了解比较清楚。

金：您从事了很多跟语言编辑，或者是跟语言有关的工作，所以很年轻的时候就对语言非常敏锐。

松冈：是的。此外，我是外祖母养大的，从小跟着外祖母从早到晚听收音机，当时还没有电视，所以日本比较古老的浪曲、落语、讲谈等曲艺形式我都比较熟悉。而且我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每天都送报纸，没事的时候就看报纸，所以我的日语词汇量还可以。因为没有父母，家里很穷，我初中毕业就找工作，在我的母校做半工，业余之暇努力读书。我考进高中的时候，高中一些新来的老师的日语水平跟我差不多，他们每次出差都要我来代课，尤其是中国古典（汉文）的课。

曹：您认为翻译中国的古典诗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松冈：翻译最难的是文体风格的体现。《国风》译文是我自己直接输入电脑的，但是《小雅》《大雅》和《颂》的译文是博士生和年轻老师帮助输入的。输入过了一半的时候，年轻老师问我：“《国风》的稿子中用平假名比较多，但是《小雅》《大雅》和《颂》用了很多汉字，要不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以的，《国风》和《诗经》其他部分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国风》主要是各地的民谣，比较轻松，所以我尽量用假名字来表现其风格。然而《小雅》《大雅》和《颂》风格比较严肃，所以翻译时就得用很多汉字来表现它们的风格。

两年前我在中国海洋大学跟林少华先生一起吃饭，并闲谈翻译是什么。林少华先生自夸自己的翻译是文人的翻译。其实村上春树的原文比较俗，但是林老师翻译得比较文雅，译文跟原文似较脱离。我认为如果原文比较俗，译文就不能雅。翻译方言也要有所对应。贾平凹先生的作品中使用了很多陕西方言和农民的土话，有的日本译者用大阪的方言来翻译。大阪方言是商业性质的，很轻松俏皮，但陕西方言和农民土话很淳朴厚重，用大阪方言来翻译上海话可以，翻译陕西方言就不太合适了。

翻译的时候还要考虑读者。《宋词选》中文版前言和日文版前言都是由我写的。审稿的一位老师说，“这本词选翻译得非常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中文版和日文版序言内容不太一致”。这是理所当然的，中文版的前言是为中国读者写的，中国读者从小读宋词，所以我写中文版前言时不需要介绍词的渊源和历史。日文版前言是为日本读者写的，就很需要说明词是什么诗体。差不多1500年来，日本的知识分子常读唐诗，作旧体诗，但是读词、作词的人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词是什么诗体。读者的背景不一样，我在写前言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金：有些“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的译者认为，“多数典籍的主要读者群体是专业人士和对特定主题感兴趣的一般读者，而不会像小说、科普类译著那样有较广的受众面”（王烟朦、王海燕、王义静、刘迎春，2019：6），松冈老师翻译的时候心目当中的读者是哪些人？

松冈：3年前在我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做讲座，讲《诗经》翻译。有一位东京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也问同样的问题：“松冈老师的读者是什么样的读者啊？”我马上回答：“我的读者是未来的读者。”《国风》里面有很多谈恋爱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如果用训读来翻译，读起来会有很古旧的感觉，不能表达出年轻人谈恋爱的气氛，所以我要翻译给孩子们、孙子们看，让他们好好欣赏这样的气氛。如果他们感兴趣，以后就会继续读中国古典的东西。

曹：您在翻译诗歌的时候，文字转换上的难点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松冈：有很多文字转换上的困难。有一些词可能在日本没有对应的词，有些词意思跟日文的意思有不同之处。比如关于动植物的专有名词，“辛夷”一般是翻译成“こぶしkobushi”，但是“こぶしkobushi”是日本原产的，只有日本有。中国原产的“辛夷”一般指紫玉兰，中医中将木兰科有冬芽的白玉兰也作为辛夷入药，所以两者是不能对应的。

图1.こぶしkobushi（小布丁，2016）

图2.紫玉兰（Poco.cn.，2007）

再比如《诗经》中的“兰”不是郑板桥笔下的春兰，也不是蝴蝶兰。古人把兰草缝进衣襟、衣领等里面，当人出汗或空气湿润时，香味儿就会渗出来。古代的兰草是现在日本的藤袴（フジバカマ），还是“秋之七草”中别的植物（秋之七草分别是萩、葛花、抚子花、尾花、女郎花、藤袴和朝颜），我在家里费了4年时间才最后确定下来。第一年花开了，但是没有闻到香味儿。第二年花开之后，我们把花和叶子弄干了，但还是没有什么香味儿。第三年花开之后，我们没有管它，让它自己慢慢枯萎。第四年的时候花开了，我们同样不理它，花和叶子慢慢凋谢。过了几个月，下起雨来，开窗，突然就闻到了很香的味道。这时才知道《诗经》中的兰的香味原来是如此。花就是这样的（见图3），即藤袴，也叫佩兰。

  图3.《诗经》中的兰（松冈教授摄）

图4. 现代意义的中国兰花（红枫种苗，2016）

还有同形词的问题。《宋词》中经常用到“愁”字，日语是“愁いurei”。那么“春愁”怎么翻译呢？《日本国语大辞典》（日本大辞典刊行会，1988：1108）中对“春愁”的解释有两个，一个是“春季时无端感到闷闷不乐、忧闷的样子”，比如《济北集》中的“春愁薄处吹芦管，午梦残时啜茗杯”。另一个是“大多数人在青春时期特有的伤感情绪”，比如国木田独步的“茫然眺望庭院[……]年少的心里泛起又哀又乐的情绪，这就是春愁吧。”例如柳永的一首《凤栖梧》:

凤栖梧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许渊冲先生的英文版本如下：

I lean alone on balcony in light, light breeze;

As far as the eye sees,

On the horizon dark parting grief grows unseen.

In fading sunlight rises smoke over grass green.

Who understands why mutely on the rails I lean?

（许渊冲，2013：27）

这个“春愁”不是模糊的，parting grief就是男女离别的悲伤。如果用日语“春愁”或“春の愁い”来翻译，意思就会不清楚。

翻译好像是“冰山一角”，要做好翻译，一定要掌握水下的部分，包括源语国家的文化、历史、生活等。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原文的背景就不能正确地翻译。即使是中国人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也需要下功夫，对原文要有比较深的理解。所以我的感觉是翻译跟研究不能分开。

曹：汉语的古诗词一般通过押韵或平仄来形成抑扬顿挫的节奏和旋律，您说日文的诗歌没有平仄和押韵，也没有类似英文的轻重音节，元音和辅音的对比不像汉语和英语那么明显，那么，翻译的时候您是怎么做的？

松冈：重要的是节奏感。我尽量使用日本传统的五七五俳句和五七五七七的短歌的节奏来组合。我试译，请我的几位博士生、年轻日本老师，还有我爱人看看，看像不像诗。他们觉得可以，我就继续翻译。比如，我已介绍的《关雎》开头的译文:

关雎   ミサゴ鳥

关关雎鸠  　つがいのミサゴ鳥が　二羽

在河之洲　　河の中洲で　鳴き交わす

窈窕淑女　　若くて　きれいな　あのむすめ

君子好逑　　ほんとに　ぼくに　ぴったりだ

看日译文，尤其是第三句和第四句，就能感觉到诗的节奏感。汪榕培先生的英文翻译如下：

The cooing

The waterfowl would coo

Upon an islet in the brook.

A lad would like to woo

A lass with nice and pretty look.

（汪榕培，2008：3）

这个译文有英文诗的特点，押“脚韵”。因此，原文的第三句和第四句的顺序颠倒了。中文诗翻译成英文诗的时候，可以押韵为先，但翻译成日文诗的时候，应该保留原来的顺序。欧美的诗歌翻译成日文诗也是如此，一般不会颠倒句子顺序。

曹：您自己写诗吗？

松冈：我不作诗，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做过业余导演，导演过日本的新剧，还有国外的戏剧，比如美国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剧本，还有日本过渡时期的戏剧，这个体验对我锻炼语音和语感很有帮助。

曹：中国的传统典籍很早就流传到日本，你认为目前还有哪些没有被翻译成日文的中国典籍需要介绍到日本去？

松冈：汉籍在日本介绍和传播历来非常多，但还有一些问题。最近有朋友赠送给我他们翻译的《杜甫诗选》，他们几个人组织一个团队进行了翻译，但是还是采用了训读加注释的老办法，这样一来就不是翻译了。诗歌一定要翻译成诗歌，需要有诗歌的感觉。而且过去的翻译往往是献给自己的老师，用的日语比较古旧，年轻人都看不懂，感觉到别扭、陌生。所以我自己如果有机会，一定要重新翻译中国的其他诗歌，而且是翻译成现代日语。英国诗歌、法国诗歌都是翻译成现代日语的，汉籍翻译因为有训读这个传统，就很少翻译成现代日语。

金：中国的典籍在日本受读者欢迎吗？

松冈：大家都知道，战败以前日本的知识分子一般从小开始学习中国典籍，比如《论语》《文选》等。江户时代以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学习，但到了江户时代，商人和富农们也在民间的私塾（“寺子屋”）里学习。战败以后，一般爱好唐诗的老年人比较多，因为他们读中学的时候学过，所以汉文课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年轻人对中国古典（汉文）的了解就不是那么深入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理工科的学生却很喜欢汉文，文科学生反倒不一定喜欢汉文。十几年前，我在东京大学的教养学部讲过中国文学，有40多个学生选课，一半的学生都是理工科的。

金：中国典籍在古代日本的接受情况是什么样的？

松冈：唐代的时候，日本的遣唐使要去长安才能买书回来，所以汉籍非常宝贵。江户时代虽然锁国，但是主要禁止信仰基督教，还是有很多中国书来到日本，尤其是中期的德川吉宗（执政时间1716—1745年）时期。江户时代还有不少中国古籍的活字版本是经由朝鲜半岛过来的。朝鲜的活字版流传到日本之后，日本国内很重视，很多版本在添加训点[⑧]以后在日本重刻，叫“和刻本”。以《康熙字典》在日本的传播为例，江户时代中期，《康熙字典》一出版，日本就马上进口了，除了将军（政府）以外很多日本人（主要是“大名”，即大领主）购买。浙江沿海的书商先估计日本人能买多少，订购了之后卖到日本来。

曹：把汉籍翻译成日文的日本翻译家有哪些类型？

松冈：古籍方面的译者一般都是学者，比如前面介绍的海音寺潮五郎等小说家翻译的东西学术界一般不怎么接受。但是学者翻译一般都是献给自己的老师，用语比较古老，所以接受效果不好。日本战败之后，新的中国学越来越专门化，搞鲁迅研究的只懂鲁迅，其他比如唐诗什么的就都不太懂。所以搞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引用古籍会有个毛病，对中国古代的东西了解不够，经常会出错。

金：所以做翻译不能研究得太专业化了，要多方面学习。

松冈：自己母国的文化，还是可以专门化的。但是对外国的东西，文化、生活、历史等什么都不知道，就不可以。日本的馒头里面是有馅儿的，中国的馒头里面没有馅儿。还有日本的“あんこ（馅儿）”是“豆沙馅儿”的意思。所以对日本人来说，“肉馅儿”(肉のあんこ)感觉是很奇怪的东西。

曹：西方人往往会用所谓东方主义的、猎奇的视角看待中国文化，把中国视为神秘落后的国度。日本是怎样看待中国文化的？

松冈：两千年来，日本一直是向中国学习的。日本在战败之前，有文化的人小时候都是从四书五经开始读，当时的学问都是中国的学问，日本人也有信心和自信，所以尊重中国。但是到了昭和时代（1926—1989）的战败以后，学习中国文化的越来越少，实际上从明治时代（1868-1912）就已经开始洋化，政府要抛掉中国文化。在江户时代受过教育的人都有汉学基础，比如松尾芭蕉、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等，但是大正（1912—1926）时代和昭和时代出生的人汉学基础就越来越薄弱，所以这部分人没有什么自信，比较空虚，有的时候会看不起中国。

金：您是说对汉学的了解少所以就没有自信，但是如果对中国的了解比较深，就会对中国比较尊敬。与您有着类似认识的人在学界多吗？

松冈：我以为是不少的。高中毕业以后，我读了一年的私塾，那是在我老家滨松的一个很小的学校。我们班有三四个学生。那位老师是若井林一（Wakai Rinichi）校长，当时80岁左右，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到法国、德国留学的。在巴黎获得文学博士，论文题目是“《论语》的宽恕”。他小时候在寺庙里读过汉籍和佛经，很渊博、中西贯通，虽然长期住在欧洲，但是很活跃，非常尊重中国文化。我选择研究中国文化时，他很赞成，特别高兴。这位是我人生中最尊敬的恩师。

访谈后记

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走进去”,如何提升外译文本及其背后隐含的中国文化在译入语国家的接受度的问题。为了提升外译文本的接受度，是选择本土译者，还是海外汉学家译者，亦或是中外译者合作的模式，曾引发不少探讨（胡安江，2010、2012；李景端，2012；张毅、綦亮，2013；刘云虹，2014）。这些探讨大多聚焦于欧美国家语言的译本的接受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汉日翻译中似乎并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从事汉译日的大多是日本汉学家。像松冈荣志教授这样的汉学家,对汉语非常熟悉，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愿意将中国的作品翻译成日文，愿意积极投身于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之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与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认同，松冈教授这样的汉学家译者群体功不可没。松冈教授的个人经历对未来外译者的培养也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①]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位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教育部与日本国国际交流基金为促进两国教育文化交流而共同创建的研究生院级的日本学教学与研究机构。

[②] 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ojirou，1904—1980），字善之，号宛亭，日本神户人，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日本艺术院会员，曾获“文化功劳者”称号。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修读中国文学，师从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教授（Kano Naoki，1868—1947）。

[③] 海音寺潮五郎（Kaionji Chougorou，1901—1977），本名末富东作（Suetomi Tousaku），日本鹿儿岛县人。获得过直木奖、菊池宽奖，也是紫绶勋章获得者，曾获“文化功劳者”称号。代表作《上杉谦信——天与地》《西乡隆盛》《孙子》《蒙古袭来》等。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在创作上受到海音寺潮五郎的提携，后人称二者为“文学上的父子”。

[④] 原书名为《汉诗的注释及鉴赏事典》（旺文社，1979年），2009年改为《汉诗鉴赏事典》，由讲谈社学术文库出版，主编是前野直彬和石川忠久。前野直彬（Maeno Naobin，1920—1998），日本东京人，著名汉学家，东京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主要著述有《中国文学的世界》《蒲松龄传》《中国小说史考》等。石川忠久（Ishikawa Tadahisa，1932—2022），著名汉学家，二松学舍大学名誉教授，樱美林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中国学会顾问，日本全国汉文教育学会会长，斯文会理事长，六朝学术学会顾问，全日本汉诗联盟会长，汉字文化振兴会会长。

[⑤] 仓石武四郎（Kuraishi Takeshirou，1897—1975），日本新泻县高田市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中学院院长，东方学会评议员，中国语学研究会理事长，勋三等瑞宝章获得者，日本朝日文化奖获得者，中国语学文学研究家。

[⑥] 野元菊雄（Nomoto Kikuo，1922—2006），日本语言学家，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名誉所员，勋三等旭日中绶章获得者，曾任国立国语研究所所长，松荫女子学院大学教授等。

[⑦] 南不二男（Minami Fujio，1927—），日本语言学家，曾任关西外国语大学教授，文教大学教授等。

[⑧] 日人以和音诵读汉文时，注在汉文旁边之假名与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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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红枫种苗.兰花[EB/OL].（2016-09-02）[2019-04-20] . http://m.sohu.com/a/113273694_444728.

[2] 胡安江.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 中国翻译，2010（6）:10-16.

[3] 胡安江. 再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以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4）：55-61+54.

[4] 李景端. 莫言获诺奖，翻译要加油[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10-15 （05）.

[5] 刘云虹. 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J]. 外国语，2014（3）：6-17.

[6] POCO.CN.紫玉兰[EB/OL].（2007-05-29）[2019-04-20] . http://www.poco.cn/works/detail?works_id=581692.

[7] 任东升，高玉霞. 《金瓶梅》对照版分层现象探究——兼评《大中华文库》[J]. 山东外语教学，2014（5）：99-104.

[8] 日本大辞典刊行会.日本国语大辞典•（缩刷版）第五卷[M]第1版.东京：小学馆,1974.

[9] 王烟朦，王海燕，王义静，刘迎春.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之《天工开物》英译者访谈录[J]. 外国语文研究，2019（1）：1-8.

 [10]汪榕培，英译.诗经.程俊英、蒋见元，今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1]小布丁.日本辛夷[EB/OL].（2016-06-19）[2019-04-2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ceea6980102wfp0.html.

[12] 许渊冲，译.宋词三百首[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

[13] 张毅，綦亮.从莫言获诺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作家、译家和评论家三家谈[J]. 当代外语研究，2013（7）：54-58.

原载《东方翻译》2019年第6期，第46-52页，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语言学世界”以及文献来源。

END

访谈者介绍

曹新宇，曾于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现就职于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金锦珠，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松冈荣志， 东京学艺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客座教授、外文出版社日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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