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 | 描情圣手张爱玲——离乱时代的“临水照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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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神奇的归来者，张爱玲其实曾很久失踪于文学史。然而真正闪亮的珍珠并不会因为阴翳遮蔽，就黯淡无光。张爱玲终究是天纵之才，脱去意识形态的桎梏后，重新照亮了文学史。而她对于情爱之描摹，又深入万千读者的心。上海开埠一个多世纪，真正和这座城市刻骨相爱的，唯有张爱玲。9月30日，是张爱玲出生的日子，骚客文艺将连续推出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以志纪念。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张爱玲在《茉莉香片》的这句话余味悠长，胡兰成说张爱玲“像陌上桑里的秦罗敷，羽林郞里的胡姬，无论对方怎样地动人，她亦只是好意，而不用情。”
张爱玲一生创作过五百多部中短篇小说，关于爱情的占据了其中的六成。她写过的爱情千姿百态：生离死别的爱情（《半生缘》），斤斤计较的爱情（《倾城之恋》），暗藏杀机的爱情（《色戒》），人性入微的爱情（《红玫瑰与白玫瑰》），甚至还有纯洁美好的爱情（《爱》）。若没有一点经验主义和对爱情除却荷尔蒙之外的深刻理解，如何才可以轻描淡写地就成为书写爱情的“临水照花人”呢？
1995年张爱玲去世后，中国文学界仿佛重新发现了这位失踪者，人们跳出来撰文哀悼缅怀，对其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从那个时候开始，张爱玲从锦灰堆里被打捞出来，被定位成现代文学的大师。细想起来，张爱玲最为称道的几个作品，无论是《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还是李安拍过电影的《色，戒》，把爱情的各种形态一一道尽，说她是“爱情描摹大师”也许更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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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大热，原作者亦舒被封为写爱情小说的“师太”，亦舒出道之后一直是张爱玲的粉丝，亦曾为张撰文大骂胡兰成。不过有野心的人，偶像终究是一定要踩在脚下的。1978年，亦舒发表过一篇文章《阅张爱玲新作有感》：
今夜读皇冠杂志（东南亚版第十四卷第二期）中的《相见欢》，更觉爱玲女士不应复出。我有我的道理，一一细说。
整篇小说约两万许字，都是中年妇女的对白，一点故事性都没有，小说总得有个骨干，不比散文，一开始琐碎到底，很难读完两万字，连我都说读不下去，怕只有宋淇宋老先生还是欣赏的。
爱玲女士曾说，抄她文字文笔的人不少，以致她猛然一瞧，仿 39 38672 39 15287 0 0 1195 0 0:00:32 0:00:12 0:00:20 3530佛是做梦时写的（大意）。抄她的人是极多，可是大都能青出于蓝，把三十年前的张爱玲时代化鲜明简化，读者看惯抄袭的货色，反而觉得如假包换的张爱玲难以接受，像以下这一段：“荀太太……织锦缎丝绵袍穿在身上一匝一匝，像盘着条彩鳞大蟒蛇……别人是鹅行鸭步，是她就是个鸳鸯……鹅蛋脸红红的，像咸鸭蛋壳里透出蛋黄的红影子……”
请原谅我贫嘴，我觉得这一段像到了动物园，又像早上吃泡饭：咸鸭蛋都用上了。
批评张爱玲真需要伟大的勇气，无畏的精神，中国人迷信名字，连胡金铨这种唬洋人的武侠片，尽见开门关门与跑步的“空山灵雨”，都被捧成经典，斗胆碰张爱玲的恐怕要受乱石打死。
可是张爱玲女士真的过时了。
我始终不明白张爱玲何以会再动笔，心中极不是滋味，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究竟是为什么？我只觉得这么一来，仿佛她以前那些美丽的故事也都给对了白开水，已经失去味道，十分悲怆失措。世界原属于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这是不变的定律。
也不单是为了回应亦舒的这篇檄文，张爱玲在半年后特别发表了《表姨细姨及其他》，教大家怎样读《相见欢》：
短短一篇东西，自注这样长，真是个笑话。我这不过是个拙劣的尝试，但是“意在言外”“一说便俗”的传统也是失传了，我们不习惯看字里行间的夹缝文章。
后来有文学评论家提及这段往事，说亦舒的笔端出卖了她想迫不及待取代张爱玲的心情。那么，同样是写爱情，“张爱玲之爱”和琼瑶、亦舒式的“爱情”又有什么不同？
当然大不同。
当代绝大部分的爱情小说基本都归入通俗文学的范畴，审美旨趣往往不足。张爱玲什么时候通俗过？如果说那些通俗小说是给读者描红画绿，而她连迎合的姿态都不要有，就像胡兰成说的——“好的东西不是叫人安，而是叫人稍稍不安。”她是不多见的严肃文学当中写爱情能够写到“街知巷闻”的，而通过这样一位“临水照花人”的建构，仿佛那个时代的一切都在她的笔下与我们交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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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琴咿呀咿呀，桀骜孤清如张爱玲，胡兰成固然曾经让她“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最后还是辜负了她想要的“现世安稳”。胡兰成在自传随笔《今生今世》当中，极尽所能地渲染过张爱玲的才气，但是在《民国女子》那个章节中，看到他对她说“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缅邈，山河浩荡”，心里不由得一惊，男女之间的荷尔蒙，即便不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也应该是“他坐在那里，有着金粉金沙的宁静，漫山遍野都是今天”，这种突兀的表述里面，或许有欣赏，或是钦佩，却惟独看不到足够的爱。
胡兰成曾引用郭沫若《女神》里面的一段，对张爱玲性格和作品魅力做总结：“皇帝和共工大杀一遍之后，战场上变得寂静了。这时来了一群女神，以他们的抚爱是宇宙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这样，是人的发现与物的发现者。”
也许，他懂她，欣赏她，但还是处处留情，处处找见他的高山流水，所以在最后分手的时候，张爱玲会拿三十万的稿费，恨不得一下把过去断个干干净净。
而我，也或多或少在《色，戒》当中读到了这种男性的残忍和自私：
“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1940年代是张爱玲崛起于上海并实际奠定了自己文学史地位的10年。
1943年张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沉香屑 第一炉香》，从这个起点开始成为张爱玲真正的传奇的一年。
1944年8月，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
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
时间线索上，张爱玲最辉煌的写作时期，亦是她和胡兰成从男欢女悦到断袍绝义的全过程。因此很多人猜测这是为何她的爱情故事书写中，始终伴有一抹苍凉的底色。
许多人分析过张爱玲的童年对其写作的影响，以此印证弗洛伊德的说法。然而一个作家的作品，又怎会只是成年后对童年的观照？
毕竟作家作品，还是或多或少会被她走过的路、听过的歌、爱过的人、经历过的“风雨淋琅”所影响。
成年后的张爱玲也许并没有经历太多的世事繁芜，但看她的作品，会让人时时惊见自己的肉身，至少也像胡兰成一样，“重新看见自己和天地万物。”
张爱玲作品笔下的相当一部分人物，并非什么善男信女，他们并无法摆脱所依附的那个时代和传统的限制，他们的微小挣扎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张爱玲看到了这些人物在爱情和生活中跌倒的姿态，于是就简单赤诚地把人从虚妄的泡影当中拽出来。
比如《半生缘》里，许多年后，被姐夫强暴，生下孩子，结了婚又离婚的曼桢与世钧偶遇，神色哀戚：“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还有《色，戒》，王佳芝一厢情愿地在钻戒前想“这个人是真爱我的”，明示易先生走掉，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她晚年的作品《同学少年都不贱》里，赵珏念兹在兹的只是：“甘迺迪（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
在张爱玲的笔下，她是不分男女一视同仁的，让男人和女人共同面对着最原始的生存问题，并且时刻把有关自我得失那样的世俗功利放在第一位，而不会对爱情本身这个观念顶礼膜拜。
《红玫瑰和白玫瑰》当中的佟振保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对的世界——实际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就是怎么满足自己的情绪而不必对任何一个女人负责。所以他会在娇蕊认真之后，始乱终弃。
还有《倾城之恋》，张爱玲爱情小说中唯一一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
白流苏是寡妇，在一大家子莺莺燕燕中被富商范柳原相中。此后的故事发展，如果在《我的前半生》当中，会演化成一个弱女子，如何从一无所知慢慢成长为社会精英，而辅助她成长的霸王总裁也爱她，她最后成为人生赢家；要不然也应该是像《那年花开月正圆》那样的设定，她身边的管家默默爱她，她打过的少爷爱她，她经商路上的合作伙伴爱她，就连政府高官也爱她——为了爱情而强行写下的爱情，看着却是那样浅薄脆弱。
张爱玲笔下的《倾城之恋》就太现实了——白流苏所要的无非是“经济上的安全”，和一张长期的饭票，而范柳原的计划是要流苏做情妇而不是妻子。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打算，也对对方的想法心知肚明。
范柳原直接了当对流苏说：“我犯不着花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约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白流苏也知道，“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只是希望流苏“自动地投到他的怀里去”，做他的一个情妇。
这样的故事里面，哪里还有爱情小说的浪漫和美好！有的只是勾心斗角精明算计，逢场作戏装模作样。但是，白流苏的出走和其它强行赋予政治意义理想含义的女性出走不同，透露的是一些普通人对个体生命想要活着的强烈愿望。
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每每读到这里，都会想起胡兰成用过的标题《戒定真香》，在那种战乱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大部分的“世上人家”既不想推动历史也不想融入人群以永生，他们以蛮荒之力呼唤着活下去，而这也才是有诡谲、复杂、道不清说不明的感情本身。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由此改变了“倾国倾城”这个传奇故事原有的内在逻辑，张爱玲把倾城之恋的表层意义不动声色地消解掉了。
还记得倾城之恋当中那段经典的台词吗？“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做得了主似的。”
并没有惊天动地，但读者也做不了主，不由自地地陷入到张爱玲让人久已遗忘的语言当中，看到那些并不动人，却无比贴近我们生活那袭华丽袍子上爬满的“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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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去了一趟洛杉矶的西木路，那是张爱玲最后的去处。1995年9月8日，适逢中秋节，张爱玲的美国房东发现她倒于公寓的地板上，穿着她生前最爱的赫红色旗袍，而距离她去世的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一周。
布鲁姆说过，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的相遇。
1949年以前，张爱玲已经预感到，如果留在国内，之后的每一场运动都没可能逃开。离开大陆之前，她对姑姑说：就当我死了，以后不必再联系，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是作家中特别稀罕、难得的一种，她在那个大时代中自我关照，她只是单纯地忠于自己的心和感知，以至于在人间烟火中如此遗世独立。
“超人是身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有着永恒的意义。”这就是张爱玲对于历史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出她文学作品以平淡琐碎的人生为底，谱写俗世男女的悲欢离合，意图蕴涵着一些永恒的意味。她的小说中除了《金锁记》当中的曹七巧，并不是大英雄大人物，他们是旧时代的广大行人。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
而所谓的历史，其实并不仅仅是秦皇汉武，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了帝王将相，还应该看到王佳芝、白流苏、曹七巧、顾曼璐、范柳原、佟振保，所有贩夫走卒平庸人生的历史，张爱玲的文学世界真真是为她所在的那个时代里的世俗男女所做的传记。而她的文学世界给我们展示了被大的历史脉络所遮蔽的这一面。
这种无论外界政治环境，自我的“安定”在当时也招致了一些批评，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多是“小情小爱，没有历史的批评”。
其实张爱玲也是有大视野的，譬如1942年，她曾经在《古今》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更衣计》和《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从历史角度看时代变迁。
很多作家强调社会性和思想性，始终以“社会性”来跟随文学，建构作品；然而作家当然也可以像张爱玲这样，超越时空界限，不去打量历史，始终站在潮流以外冷眼旁观。
“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倾城之恋》的这个结尾，看上去关心的只是儿女情长和普通人的人生，我们也看到了乱世儿女的仓惶无奈，人在时代洪水袭来时的命如草芥。
“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梭的个人主义是保护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是柔和、明净。”（《胡兰成论张爱玲》）
胡兰成将张爱玲比作继鲁迅之后在文学作品里寻找自由和新生的杰出作家，如果说鲁迅的反抗是男性的刚性的，而张爱玲的反抗是女性的柔性的，他认为从张爱玲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表达。
张爱玲用刻薄准确的语言，做冷眼旁观的叙述，她笔下的人物少有质朴善良憨厚，反而集中了自私刻薄恶毒贪婪无知软弱的性格特点。
中篇小说《金锁记》被誉为张爱玲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主角曹七巧“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而现在把镯子往上推，瘦得能一直推到咯吱窝。”
——乖戾又恶毒的曹七巧，她的爱情婚姻被无情地摧毁，她又一手导演出几出悲剧，每读一次她破坏自己亲生女儿婚姻的那几段，都会不寒而栗，她曾经饱满圆润的青春像她的血肉，在漫长而又残忍的磨砺之中，形销骨毁。
某种程度上，张爱玲不少作品里人物并所揭示的人性，和鲁迅的著名小说如《狂人日记》和祥林嫂等式思想性和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她说过不喜欢壮烈，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这句话是张爱玲一生的注解，也是她的爱情小说写入文学史的说明语。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写道：“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而她在那些道尽人性荒凉本质的爱情小说，真正做到了带领芸芸众生破壁而入，长久凝视那苍凉而又荒谬的生命和人性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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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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