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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昂 | 一个人的小说课

2017-08-27 巫昂 骚客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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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日,我只身去往美国,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起飞时,坐在靠窗位置的我猛然失声痛哭,跟个瓷娃娃跌碎了胳膊腿儿一样,哭得那么大力,那么没道理。边上是一对儿来看中医的美国夫妻,他们不住地给我递纸巾。她这是怎么了?他们一定在心里问,但没有真的问。

我选了三个1的那一天,作为新生活的开始,人说的“两世为人”,从此与过去的那个我别过,用一场痛哭来说:再见了!签证要求我三个月回国,但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没准儿我走向了一条没有回头路的路。

那一年我三十三岁,作为一个人,肌体已不再新鲜可感,确乎自闭了将近一年,在自己的小屋。从春节过后开始就不再接任何新的工作,写少量不能断掉的专栏文章,几乎不见任何人。忘了抽烟或者喝酒没有,只记得有一天,有个喜欢开快车的朋友问我要不要一起去高速上兜风,因为害怕见人,我谢绝了,之后,独自一人驾车上了高速,速度超过一百八十迈,在呼啸而过的暗夜当中,听周杰伦的一张专辑。

那段时间,我总是在深夜独自出门飙车,有时候往东,去河北,有时候往南去,也只能去河北,没有一次能够开到山东或者辽宁,总是去完河北,天还没亮就悻悻地回来了。我的生活失去了方向,未来乱七八糟,有一百种可能性,我想过去昆明,或者南京或者成都这样的城市,住上两三年。买回了几本当时已经出版的《孤独星球》,依旧没有任何头绪。

最终我去往美国,理由有二:在美国有最多的老朋友,其次,我想去美国上写作班,算是很无聊的生活里面当中,唯一堪称亮色的事。经过一番周折,辗转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和加州,去过纽约之后,我打算住到波士顿去。比起其他特别美国的城市,那里看起来比较像一个能找到写作中心的城市。听不懂课的那些时间,我在赶奥运专栏,在教会上语言课,跟一群来自土耳其或日本韩国的家庭主妇们一起练习口语,去中国超市买菜做饭,每天下午喝一瓶两美元的劣质红酒,喝得醉醺醺的,躺在破旧的浴缸里,一边洗漱一边构思我的晚饭,如果手边能有个剃须刀,一定会避免胡子拉碴地出门。

在波士顿我几乎没有朋友,每周去教会两次,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在教会的团契上认识了一个叫“一只米”的日本女黑管演奏家,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那段时间,我已经找到了grudstreet写作中心,开始上半懂不懂的课,我注册了他们的会员,只报小说课,初级班上了几次,压根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然后碰运气报了那种半天的工作坊。

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他是个过去的古惑仔,一身都是纹身,果然胡子拉碴,他说自己吸毒,打架,还坐过班房,挺无恶不作的,用这些经历写了两个长篇,还出版了。很奇怪,那节课我差不多大部分话都听得懂,他说写作的第一准则是诚实,如果用自己的经历写小说,涉及家丑或者好朋友的隐私,最好跟人事先打个招呼,请求对方理解自己的工作,诸如此类。从那天起,我突然听懂了其他的老师的课,语言班显然也不用再上了,否则一定会练出大阪口音的英语。

我跟一只米经常见面,我们去吃越南炒米粉,逛博物馆,我无论去哪里都逛博物馆,又省钱又长见识,她也很喜欢这种高雅的人类行为。有时候我们坐着火车到波士顿附近的海边小镇瞎转悠,我跟她谈一些主要靠想象力维系的事情,她居然都听得懂,她会请我去听她们乐队排练,不要门票,有一回还蹭到了马友友。我觉得她在台上的模样非常迷人,对本来不熟悉的乐器黑管,也有了好感。

我把我想写而写不出来的小说,统统讲给一只米听,她居然听得如痴如醉,有时候还会追问我:“然后呢?”为了让她高兴,我瞎编了不少故事,事后都忘掉了。应该是09年初秋,我发现了波士顿另外一家写作中心,真名叫做“剑桥成人教育学院”,因为在国内成人教育学院约等于野鸡大学,我一直没有留意里面居然也有写作课,而且老师们来自波士顿大学和哈佛。

剑桥成人教育学院的学费比前面那家学校便宜,于是我按着课表报了那一年所有的小说课,压根没有考虑过自己上得动不,现在我还保存着当时的课表,课程的题目挺有意思的,诸如:

“灵性自传”,讲课的是个老太太老师,她第一节课让我们先画个自己理想中的自己的画,我画了个耶稣,班上的同学以家庭主妇为主,大部分人的都把自己画成强壮的女性,或者男性,体格强壮,站在高山上,那样。

“livingstory”,不知道怎么翻译,总之,老师看起来特别像个不得志的小说家,八节课他介绍给我们八个短篇,并让我们完成了一个短篇,我没写完,因为害怕接着往下写逃课了最后两三节,他还发email来问我为什么不去上课,我吓坏了,说自己生病了。然后最后一节课,他希望我带个吃的,来参加结课,我也没去。那个班最有意思,同学干什么的都有,有个八十一岁的老太太女同学,说自己想做个女诗人,结果她也许是老眼昏花,报了个小说课。有个中年男同学是个狱警,他写了自己监狱里一个死刑犯的故事,两人对话跟真的一样,真让人羡慕。还有一个女同学是图书管理员,她总是扶着眼镜腿儿上课,昏昏欲睡。这个班家庭主妇比例大为减少,老师其实很专业,而且很爱鼓励人,让你感觉自己每个句子都有自有道理。

我还报了“如何修改你的小说”,因为我没有可以修改的英文小说,全程都在旁听同学们如何修改自己的小说,真是枯燥极了,女老师,她也枯燥极了,每次上课都是对人的伤害。“发展真实的人物”,是专门讲人物设置的,也要八周的时间,简直不知道怎么上下来的,我大概大部分时间都在走神,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多印象。

我喜欢一个小课,讲课的是哈佛来的黑人女老师,主题是“如何写好的你的二号和三号人物”,这种口子开得特别小的课程太有意思了,我们在课上把自己手头正在写的小说的二号和三号人物描述了一遍。我讲了过了好多年才写完的《瓶中人》的男二号和女二号,虽然故事特别飞,老师居然听懂了。我怀疑美国老师说“你这真是个好主意”是个口头禅,压根不代表她内心的,真实的意见。但是对一个半吊子小说作者来说,任何表扬都很有意义,我突然发现了自己上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小说课,最大的意义,是为了找到写小说那些有迹可循的东西,不是抽象的,没来由的,即兴的,凭借灵感的,小说的写法一定另有条路可以走。

2010年初夏,我回国,回到北京,开始了另外一段完全没有预期到的生活,那年整个夏天,我都躲在好友白小姐借给我的宋庄辛店的一个小院儿里,继续写《瓶中人》,院子里有残存的一棵大树,大雨过后,树上会落下来很多雏鸟,浸泡在雨水之中,但夜里我往往不在,暴雨过后,下水道堵塞,总是要求爷爷告奶奶地让村里来修,他们也总是不能够来。在等待下水道通畅的时间内,我就着又一场午后的暴雨在躺椅上睡个午觉,非常偶然地,会有个朋友来小院看我,更多的是邻居老太太猛地出现在客厅,打听我的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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