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丨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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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年轻时候，你能认出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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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18岁的那年，小一留在自贡混社会。我考上大学去了重庆，行囊里装着一套契诃夫的小说。

我们出生长大的自贡是四川的一个小城，一度辉煌的时候车牌还是川C。它属于丘陵地形，一条十字型的大街是它的主干道，站在十字末梢从坡上望下去，釜溪河的水流像一块脏兮兮的抹布一样。

就是这样一个索然无味的小城市，我们在这里长大，却又不知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除了读书的孩子，有的打架，有的早恋，像我这样的笨孩子，就以发呆来杀时间。

读大学之后有一年回家乡遇到过一次小一，在沙湾饭店挨着的河边，是当时最潮的舞厅，里面晃动着许多影子。我看见小一搂着以前中学的校花，那个所有人只敢仰视的漂亮姑娘，当时他没有看见我，我也就没和他打招呼。他嘴里喷出一股烟，校花娇嗔着躲了他一下。

那是他的生命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二十几岁我又从重庆去了更远的北京，为了留在这座城市，我流过无数的眼泪。有一次为了一个我为自己设定的采访，走了太远的路程，公交车加地铁加步行，又累又饿，那天是北京的初雪，我还在地上摔了一大跤。

没隔多久，像是命中注定，我读到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寓言似的文章，我当时未必读懂了它真正的意义，但是，我看见文中的“我”一路上询问人们却没人知道梦想在哪里。“我”想搭便车，快速抵达梦想，但梦想被社会洗劫了。“我”在哭而其他人都在笑。

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

18岁，就是我们丢失梦想的时候。我和小一被一本契诃夫分成了人生的两条分叉路。我和小一在一个大院长大，有点“青梅竹马”的意思，我们同一天走进同一个幼儿园，就读过同一个小学、中学，某种程度上，我们有着重叠的生命印迹。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另外一个年轻记者的故事，那时候他还年轻，刚刚发表了一本小说，在哥伦比亚获得了一个文学奖，却在巴黎漫无目的地漂着。

在1957年春季的一个雨天，当他走过巴黎圣米歇尔大道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认出了他的偶像正走在马路的另一边，年轻人一时激动，把双手罩在嘴上，就像人猿泰山一样，从这边的人行道喊向另一边“大——师！”而偶像也第一时间回头，举起他的手，用孩子气的西班牙语对喊道“再见，朋友！”。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只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这一面。他写道“他看起来那么有活力，让人很难想象仅仅在四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文学仿佛以某种神奇的方式获得了传承。

1961年7月2日，加西亚.马尔克斯漂泊的生涯仍在继续着，这一天他来到了墨西哥，来到了胡安·鲁尔福所居住的城市。在此之前，他在巴黎苦苦熬过了三个年头，又在纽约游荡了八个月，他已经三十二岁了，妻子梅塞德斯陪伴着他，孩子还小，他在墨西哥找到了工作。已经出版了《枯枝败叶》，而另外的三本书《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也快要出版，他的天才仿佛初露端倪，可是他的写作进入了死胡同，他找不到可以钻出去的裂缝。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阿尔瓦罗·穆蒂斯提着一捆书来到了，并且从里面抽出了最薄的那一本递给他，《佩德罗·巴拉莫》，在那个不眠之夜班，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福相遇了。

那一天，其实也正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开枪自毙的那一天，命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伸出了触角，但这仍然是一本书和一个人，一个文学家和另外一个最为动人的相遇了。当然，还有让·保罗·萨特在巴黎的公园的椅子上读到了卡夫卡；博尔赫斯读到了奥斯卡·王尔德；阿尔贝·加缪读到了威谦·福克纳；波德莱尔读到了爱伦·坡；尤金·奥尼尔读到了斯特林堡；毛姆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外面的世界是通过内在世界的发现才能真正进入的。《佩德罗·巴拉莫》成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的一道亮光，回头想想，契诃夫小说也是我的。

2016年6月8日，《骚客文艺》诞生。我有的时候会在微信后台长久地关注各种留言，从七个作家开始，就总会有人发来或长或短的信息，讲述这样一个平台对他/她的意义。

偶尔我也会感觉所有的那些文章里面也像是在看有关自己往事的纪录片。余华老师在《爸爸出差时》里面写道，一部伟大的电影后面存在着千万部电影，不同的观众带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受去与这部电影接触碰撞，发出共鸣之声。观众会感到自己的人生豁然开朗，因为这时候别人的人生也加入到自己的人生里了——而文学作品，其实也一样。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或者是一个中世纪的人和一个现代人，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走过不同的路吃过不同的美食，爱上过不同的女人和不同的男人，属于各自不同的命运。可是有时候，文学可以使两个绝然不同的人成为一个人。因为在文学的世界里，他们忽然会发现彼此成为了一个人，流着相同的眼泪，闻到了同样的蔷薇。

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人与人的命运，有时候只差头发丝那样一点点。当年的小一和我之间，往大里说是命运，往小里说大概就是因为那本契诃夫才造成了这种差异。

那一年我们十岁，我和小一在院子里玩耍，爸爸拿着一本书晃晃，诱惑似地问我们：这个礼物给谁呢？

——那应该是一个玩笑，谁看得懂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呢？只有我迎了过去，迎向了那本契诃夫。

我永远都不知道老天为什么选择了马尔克斯和海明威在街道相遇，让马尔克斯和鲁尔福在那样的时刻相遇，正如我也说不出为什么让我们有这样的机缘做出这样一本厚重的mook《soul客文艺：聚响》，就像十岁那个神秘的下午，让我有机会抵达了文学的某一站。

小一下葬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参加，一个是他妈妈，还有一个是等着赚取丧葬费的商人。我远远站在那里，看着雨滴滴滴答答从伞的边缘掉下来。

那种场景太凄凉了，或许是我的臆想，大部分的人生并非“死”那么强烈，而是不生不死地麻木活着，也许吧，我只是把《了不起的盖茨比》嫁接到这里来了。

我离开自贡的那年，生命中的绝大部分事情已经物是人非了，其实并没有人告诉我小一的下落，有的人说他打架死了，有的人说他吸毒死了，也许对于一个在小城里混社会的孩子来说，那应该是仅有的出路。

我希望或许也会有一个孩子，捧起这本书，被其中的一篇文章触动，未必它会像《佩德罗·巴拉莫》成为某个人生命中的一道亮光，照亮绝处逢生的缝隙。但是命运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许多路只有回头去望的时候，才能了解到它的深意。

我偶尔也会望着夜空，想象小一会不会在哪片暗影的地方漂浮着，会不会觉得寒冷和孤寂？还是也会怕被人遗忘？就像我早已经不记得我的18岁什么样，但我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所有的事情都会烟消云散，包括我们的18岁。可是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一样东西其实可以跨越时间，就像历史上命中注定哥伦比亚人和墨西哥人相遇一样，就像少女时代的我与小一相遇一样，就像我们几个天南地北地汇聚在一起，和你们相遇。

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么也许这本《soul客文艺：聚响》与你们相见也是一种缘分。自贡的我，长春的董啸，吉林的曲飞和杭州的小窗，走在一起为了两个公号而努力，我要引用王小波在《舅舅的情人》里面那段话“这些路曲曲弯弯，居然在这里汇合，其中的机缘真不可解。”

易小荷

骚客文艺、搜历史出品人

那个时候并不会化妆，大概也很少人喜欢，不懂什么叫自信，人生愿望是有份稳定的工作，有个可以洗热水澡的房子租住，还可以寄钱给父母。第一次看到《我爱比尔》。

董啸

骚客文艺主编

十八岁的时候，骨头里的血都在不安地嚎叫。要活得和所有人都不一样，要去海洋的另一面，要死在世界的尽头。

曲飞

搜历史主编

那时候体重刚过百腰围二尺一，二十个引体向上面不改色，能读古文背单词解方程，熟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人生巅峰。喜欢周慧敏的《大时代》，所以想将来炒股票，每期必买《体坛周报》、《电子游戏软件》、《世界知识画报》，所以想将来当编辑，后来两个愿望都实现了，一个赔进去半付身家，一个赔进去半条命。

小窗

骚客文艺、搜历史编辑部总监

十八岁，在我记忆里，是自习室里桌上那杯冷掉的水，伸手想要抓住的湖边温热晚风，窗外永不停歇的暴雨。那时想在人群中退却，去密林深处，盖个小木屋，当护林员。

文中图片均来自“夹树街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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