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音乐人不完全下架简史 | 董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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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历来看重音乐加文学的力量，尤其是有词有曲的诗歌，更被高看一眼。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古代的诗是可以唱的，所以孔子这番话也就是在说有词有曲的诗歌。《毛诗序》就更吓人，说诗歌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简直就是宇宙间唯一真理，完全可以救一切苦厄。
正是因为把诗歌放在这么牛逼的位置上，历朝历代对待诗歌的态度也就非常重视。这个历史有一大长串，不过那不关我们的事儿，因为我们要说的是现当代歌曲的被禁遭遇。
现当代诗歌因为已经没有乐曲，所以成为单独的文学形式。而和可以唱的古代诗对标的，只能是流行歌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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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时间线，华语流行音乐被封禁的历史先从海峡对岸的台湾岛开始。当年在蒋氏父子统治下，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曾因各种奇葩原因，都被封禁过。因为台湾实行的是出版事后审查的制度，唱片上架之后，因为审查被下架。这也是华语音乐人下架的由来。
歌曲下架的原因无外乎这么几个：
第一是政治不正确
国共对抗，台湾进入戒严状态。对音乐文学等出版物查禁得非常厉害。1974年上半年，台湾“新闻局”就查禁了超过53万件的出版作品。据台湾作家廖信忠回忆，80年代初，台湾实施严格的歌曲审查制度，未通过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审查歌曲每周一次，1979年到1987年共审查了320期，930余首歌曲遭禁。
比如齐秦的姐姐齐豫，最近凭借《我是歌手》又大火——她的代表作《橄榄树》，刚出来不久之后就被禁了，为什么呢？因为歌词开头就写“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被认为有影射。影射什么呢？国民党战败逃到台湾来这样的背景。
台湾有位歌星包娜娜，七八十年代被评为远东十大巨星之一，当年在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唱过一首特别火的歌《三百六十五里路》。话说包娜娜有首歌叫《向日葵》，也被台湾文宣部门给下架了，原因说出来能笑死你。因为大陆当时正在歌颂“葵花向太阳”。后来唱片公司把歌名改为《金黄色的花蕊》，送审才算通过。
第二是格调太低下
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国民党当局还查禁了不少情歌。可能是觉得会软化斗争的激情，麻翻硬汉的神经。于是抒情歌曲被扣上“靡靡之音”的帽子，纷纷下架。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热情的沙漠》——不错，就是庾澄庆又唱又跳的那首——此歌原唱欧阳菲菲是少有的红遍日本的台湾歌手，1980年代以爆炸头低胸装的摇滚范儿闻名。《热情的沙漠》歌词里边每句唱完了有个“啊”，结果被有关部门认定那个“啊”有性暗示，有伤风化。于是查禁。
1980年，蔡琴出版的第一张专辑《出塞曲》，里面有一首歌，叫《抉择》，梁弘志词曲。这是一首写女孩等待恋人的心情的歌。没想到送审歌词不通过，而且改了三次。当时的审查委员坚持，你不能够让这个歌里面的男女主角分手，一定要有结果。原歌词写的是：“朦胧的眼，朦胧的雨，脸上交横的是泪是雨。”后半句被逼着改为，“眼前呈现着美好远景”。原歌词的最后一句是：“也许雨一停，我就能再见到你，也许雨该一直下不停。”但审查人员认为这样不可以，不能含混不清，不能是开放式结局。于是就改成：“如果雨一停，我就能再见到你，那是我最好的抉择。”
看来该审查者对大团圆结局有着强迫症一样的爱好。
第三是莫名其妙
如果说认为歌曲政治倾向有误，或者格调不高而下架，还算是师出有名的话，另外一些歌曲被下架的原因，压根就是莫名其妙。
李泰祥和齐豫合唱过一首歌《一条日光大道》，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据说这首歌被禁是因为歌词里有这么一句：“啊KAPPA KAPPA上路吧~”
KAPPA是什么？KAPPA是日语的河童，河童是日本神话里面的妖怪。当年审查委员在审歌的时候，特别不喜欢歌词里面夹杂外语，于是莫名其妙禁掉。
更奇葩的遭遇来自歌手吴楚楚，后来的飞碟唱片公司老板。在1977年的时候，吴楚楚发表了一首叫作《好了歌》的作品，这首歌当年居然也被查禁，下架禁唱了。因为歌词灰暗，格调不高。可是吴楚楚感到特别冤枉，因为这首歌的作词人，叫作曹雪芹——《好了歌》的歌词，出自于《红楼梦》第一回。
直到1987年，台湾撤销了出版审查制度，查禁歌曲这个事情才算告一段落。台湾歌手郑智化有一首政治讽刺歌曲，名字叫《大国民》，网络上多年传说他因此歌被封禁，事实并没有——这首歌从来未遭下架厄运。至今可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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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的音乐下架是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毕竟此前并无流行音乐可言。随着国门渐开，港台音乐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内地。而刚从文革中走出的人们，意识形态还很僵化，听到了轻松抒情的通俗歌曲，立刻视之为洪水猛兽。于是，当时红透港台的邓丽君在进入大陆的同时，就开始被封禁。在七八十年代交界之时，因为听邓丽君歌曲被劳动教养的案例并不鲜见。
邓丽君
这个时期之后的邓丽君歌曲，从民间的角度看是解禁了，市面上可以买到她的磁带、录像带、宣传画等产品了；而从官方的角度来说，邓丽君还是禁区。在她的有生之年，中央电视台从未正面报道过她。
1982年，诞生了一本划时代的巨著：《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原《人民音乐》副主编、中国音乐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伍雍谊对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做出了详细的分类和解释。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封面及目录
第一类是表现女性期望男性的爱。
如《郎是春日风》，采用比喻的手法，表现一位女性对于男性的渴求:“郎是春日风，侬是桃花瓣，但等郎吹来，侬心才灿烂。郎是春日风，侬是静空云，但等郎吹来，偎郎一同奔。”许多表现妇女失恋或被遗弃时哀怨悲苦情调的黄色歌曲，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些被凌辱的妇女的同情，也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不幸，而是为了她们要博取廉价的怜爱的需要。
第二类是描写男女两性的结合的歌曲。
这种结合，大多是萍水相逢，一见钟情。如《满园春色》中描绘的“好花前，明月下，双双对对似神仙，人生结合多奇幻，萍水相逢，一见情牵。”这种所谓奇幻的结合，如歌中所赞的，是“好一段欢喜姻缘。”这种姻缘不是结为终身伴侣，而是时间有限的“一段”，而结合的机缘仅仅是偶然的相会。由此种种条件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所宣扬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结合了。
第三类的主要内容是描绘女性的美色。
如在当时曾广泛传播的《妹妹，我爱你》一曲，表现一位男子对一位女子的赞美，逐一形容她的头发、眉毛、眼睛、脸蛋、嘴唇如何如何美，这些都是他所以爱她的原由……歌中描写男性生人公为女性而“陶醉”的，只是她们肉体的外表。在这里，人类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两性之间产生爱情的种种因素都消失了，在起作用的实际上就只不过是一种动物性。
书中还将矛头指向了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以下是其中一篇文章的摘录：
《何日君再来》不是汉奸歌曲，但它是首黄色歌曲；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一首调情歌曲；不是艺术歌曲，而是商业歌曲，是有钱的舞客和卖笑的舞女的关系，是舞场中舞女劝客人喝酒时唱的。
30多年过去，这本定价为两毛二的小册子，如今在旧书网上被炒到了300元以上，身价增长了上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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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其有幸，赶上了音乐类APP的大发展，各种音乐类应用层出不穷。智能手机和HiFi耳机的高度。
在度过了改革开放初期对流行文化的过度反应之后，歌曲下架这种事渐渐比较少见了。然而多少还是会有的，比如台湾歌手陈升。
陈升的歌曲在华人圈基本上算是家喻户晓，去KTV的人们差不多都可以吼上几声“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或是“one night in北京”。然而，不知何故，陈升的歌曲在一夜之间，从各个音乐APP全部下架。不明觉厉。
因为歌词内容被下架的歌手，其实还不少。骚客文艺作家周云蓬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中国孩子》，堪称是良心之作，然而各大音乐网站和APP都无迹可寻。
自称摇滚师的行为艺术家左小祖咒，被下架的不仅仅是歌曲，还有他本人。2011-2015年，四年内左小祖咒都不准演出，不过基本都是因为一些音乐之外的事情。在此只能略过不提。
从音乐类型来讲，说唱音乐无疑是被下架最多也是最频繁的。毕竟，当年说唱这门音乐类型在美国兴起的时候，就没少被封禁。而华语说唱在早期默默无闻，直到台湾歌手姚中仁（MC Hotdog 热狗）出山才开始进入主流音乐圈的视野。姚中仁作为歌手并未被封杀，但他的作品中比较有挑战性的部分，如《韩流来袭》《我行我素》《我爱台妹》等均遭下架处理。其实《我爱台妹》这首歌非常棒，张震岳和MC Hotdog在2006年金曲奖现场的演出，堪称金曲奖历年现场的高潮，唯有去年陈奕迅26联唱差可比拟。
内地说唱歌手虽然未能成大气候，但是被下架仍然是应有之义，甚至说唱艺人都被直接封杀。2018年1月，出道才短短半年时间的选秀说唱歌手PG One（王昊），从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直接变成连发微博都会被删的小透明。因为此事，广电总局发布了最严的禁令，明确规定节目中纹身艺人、嘻哈艺人、亚文化（非主流文化）、喊麦说唱、丧文化（颓废文化）不得请用。
最近一次的歌手作品全部下架，发生在2019年4月，涉案人员不说了，应该都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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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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