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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元宵节，也是进入疫情状态的第20天。
街上空无一人。偶尔碰见的行人，面戴口罩，神情冷漠。坏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新增病例几乎以几何级数在增长。抗疫前线不断传来新药研发的消息，但在普通人看来，没有特效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改变。许多小区都封闭了，人人自危。日本撤侨详细查验之后的报告，简直令人绝望，其中的多数案例，竟然是无症状的带病者。从现在开始，我们与任何人的接触都有潜在的风险。你不能通过发烧、咳嗽、咽喉疼这些情况去判断他人是否是带病者。我们必须关在家里，不见任何人。可是，生活还要继续的啊。即便一再延长假期，我们仍然将要面对返程的高峰；我们要买菜，我们会生病，我们得挣钱养家糊口……人类毕竟是群居动物，现代社会，再严格的自我控制，也免不了接触。在过去的20天里，人性的光芒和幽暗，同样炙热。越是在瘟疫肆虐之下，一个民族的伦理与人道，越是在经受着考验。在这样的考验之中，我们表现如何？
一、“坏人”
一位公司在港的女高管邓某，1月21日将在武汉的父母接到了香港。到达时，年过七旬的父母已经出现了低烧症状。但是邓不予理会。在一周时间里，她将父母分别安排住进三个不同的五星级酒店，并且带着他们在香港的繁华地区吃饭、逛街。香港的官方在他们入住第一家酒店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举报，但在“不能强迫市民去看医生”的价值底线面前，无法阻止这一家人的病毒传播。到了1月29日，由于没有任何一家酒店愿意接纳，他们终于被香港卫生署接入医院。![]()
1月18日，一位69岁的老人，从汉口坐动车到达成都，然后乘坐私家车返回雅安的天全县。在此期间，他四处走动，密切接触了100多人。更严重的是，他在防疫人员面前撒了谎，声称自己并没有武汉旅行史，导致了30多名医护人员和他发生了密切接触。1月23日武汉封城。在此之前，一共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其中四分之一，是正常的学生放假回家；另外一大部分，是打工人员返乡，有一大半是回到湖北的其他区域；另外一部分打工人员，分别返回了包括湖南、重庆、江西等地方。如果这些人情有可原，那么“不可原谅”的是，在1月22日，收到封城消息的一批人，紧急逃出武汉。根据武汉铁路局的统计，共有29.96万人在22日晚间逃出武汉。加上私家车等其他方式，数字应当大大超出30万。传闻，封城之日，从武汉逃往上海的人数，达到了30万人。这个数字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发布，无法采信。但是，从网络和朋友圈发布的情况上看，在23日和接下来的几日中，开往上海的高速公路和入城关口排起了长队。这与往年的情况背道而驰。可见，全国各地在此期间进入上海的人，都不在少数。疫情时期，这些都恐怕是“坏人”吧？至少，几乎所有的网文中，对他们都口诛笔伐，义愤填膺。上海人更是觉得委屈：这个向来在卫生上洁身自好的城市，如何便成为了这些“坏人”的目的地？可是，我们怎么可以责怪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求生本能呢？上海是一个公共资源、管理能力和医疗条件名列全国榜首的城市，在任何时期内，涌入上海求医的人数，何止万计？哪怕新冠肺炎还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案，可是前往一个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求生，难道不应该是人的本能吗？而香港的女高管和雅安的69岁老人，他们都一样的心存侥幸。邓某在她自己的朋友圈中道歉说：“再次自责和愧疚，兵荒马乱的一周，需要很快反应做各种决策。我本应该第一时间通知防疫中心并且安排父母去医院。老人倔强认准没有病症是小毛病，我很自责不应该没有预见到没有公众意识，迁就老人也有侥幸心理。”
《实习医生格蕾》中有一段话，当一个人面对灾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否认”。他们和所有确诊病人一样，都在自我否认，甚至有意地去忽略自己的症状。他们只是想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呀。我们谁不曾是心存侥幸者，并且固执地认为自己不会是感染者？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没有坏人。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跟你我一样的、有求生本能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是那些明明知道已经患了传染病，还要到处去散播疾病的人。像之前曾经出现过的，已知自己是HIV携带者，却到处进行无防护性交流的人；还有，这一次传闻的，即将被隔离却往健康人身上吐口水的人。而香港女高管、雅安老人、逃离的武汉人、进入上海的外地人，他们都只是求生者而已。他们应该得到的，并不是谴责，而是同情，至少是同理心。现代社会最伟大的进步，在于人性得到解放，个体主义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个体主义的其中一个核心，恰恰在于公共职责。个人的发展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而从这个社会而言是，风是公共的，雨是公共的，而个人也是公共的。因为只有公共领域总体健康，个人的安全和权益才能得到相应的保护。那些将自己隔离在武汉的人，不仅是对个人负责，也是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健康负责；那些在外地将自己的武汉旅行史暴露出来的，是对地方的公共健康负责。他们都是具有现代公共性的个人。虽然这是现代人起码的自我修养，但在一个危难的时刻，能够保有这种公共伦理，抑制自己的自私本能，他们值得尊重。逃离者、否认者、行走者，我们不应痛恨、不应谴责、不应歧视。但是他们是缺乏现代公共伦理的自私主义者。在疫情爆发之后，我们首先面对的，就是社会公共伦理的大面积缺失。
二、乌合之众
武汉人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了，甚至成为病毒的代名词。离开和逃出武汉的五百万人，面临了比滞留当地还要悲惨的命运。他们到处被拒绝，到处被歧视，到处被放逐。湖北人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几乎在城市和乡村都被拒绝进入，路障和封锁遍地皆是。如果他们没有及时地返回家乡的话，都成为丧家之犬。网络上看到的封锁触目惊心。封村，封路，封城，到处都在用我们的水泥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还有带着土制武器的猛士在守四方，包括那些粗野标语……所有的地方，都在用粗暴并矫枉过正的方法，保护自己。![]()
这是病毒恐惧之下的乌合之众。他们在群体内部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从而排斥外界的任何信息与矫正。他们以为，只要内部形成了铁板一块，拒斥外来的风险，就能够安然无恙，度过危机。然而，事与愿违。到处存在的封锁与拒斥，带来了几个严重的后果：其一，逃出群体中的带病者被迫流浪。根据研究，病菌在离开人体后能够存活48小时，根本无法有足够的信息了解病菌停留在什么地方，之后任何形式的接触，都将扩展病菌的传播，这些传播无从监控；其二，封城封村，导致政府和民间的物资流通极其困难，加剧了物资的短缺和无法有效的分配；其三，在缺乏足够医疗条件的农村和贫困地区，一旦有人感染，急救、监控、物资配送都将十分困难，一旦发生次生灾害，便是毁灭性的。乌合之众的歧视和封闭，在于它并不会带来整体福祉，反而会制造更加剧烈的恐慌。乌合之众并不掌握核心的信息和专业知识，对于权威信息往往置若罔闻，他们多数根据以讹传讹的信息而行动，于是便容易造成大面积的失控。我家乡福建的一个小县城，在两天的时间里哄抢大米，一时造成了大米短缺；而多数地方，“神药”板蓝根早已缺货，后来双黄连也在全网断货。歧视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自然是社会分裂。控制疫情的传播，核心在于信息的透明和公开，民众之间的互助和关怀，以及政府与民间的协作。生活在歧视和排斥阴影下的武汉人和湖北人，其本能的反应是隐藏自己的身份，甚至隐瞒自己已经出现的症状——雅安老人就是典型的案例。而那些有着湖北旅行史的人，到处都可以发现自己的危险处境。在没有足够信息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及时救治的情况下，他们能做的是什么？缺乏信息流通和民间及时反馈的政府，被迫孤军奋战。在全国都已经有确诊病例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员、资源和物资储备，它只有依靠“人民战争”的力量：及时的信息沟通，民间物资的全面捐助，有能力者的物流与知识援助。但是壁垒森严、各自为战的状况，使全国一盘棋的抗疫战争，处处碰壁，举步维艰。流浪的武汉人和湖北人无法定位，物资和人员无法及时到位，城市和村庄中的带病者无法及时发现，便会造成逐步的失控。前期各自为战的潜在风险，将会逐渐的呈现出来。这些乌合之众，在自我保护的旗帜下，面临着被大规模反噬的危险。全民性的对武汉人和湖北人的歧视，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人群撕裂；在未来的灾后重建中，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卢旺达大屠杀之后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对抗，迄今仍在继续；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便来自于长久的备受歧视。武汉人和湖北人，都是无辜的受难者。在过去多年的野生动物交易与消费中，菊头蝠所携带的新冠病毒，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爆发。武汉人不是有意的传播者，他们不是罪人，他们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是人类自以为是的发展观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成为了集体受难者，所以，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才是关键。他们身上的确存在携带病毒的风险，因此，将他们集中安置，定期检查，分配人员和物资进行及时的诊疗，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应有之道。以同情的心态去看待他们，让他们停止流浪，分配合适的医疗人员和资源进行集中的收治，这是现代的公共卫生常识，也是一种现代的基本人道主义。伦理从来看上去是无用的东西，但它恰恰总是最实用的药物。
三、好人
过去名不见经传的许多名词，如今成为了新的流行语。金银潭，上海医疗队，陕西、浙江、江苏，数十支医疗队逆行进入武汉和湖北，成为“战疫”的中坚力量。这既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非凡的勇气。![]()
当然不止这些好人。疫情严重，普通人常常会手足无措，甚至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状态。在疫情爆发的最初阶段，我也度过了数天极为恐慌的状态——既没有找到资源去援助武汉的医护人员，找不到物流通道，去寄送少量口罩和酒精；我连怎样的口罩和消毒液是适合医疗人员使用的，都无法确认。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具备专业能力的只是少数人：医生、护士、病毒学家、药品制造商、医疗物资生产者、政治决策者。但我逐渐发现，要做个好人并不难：那就是履行你的公共职责，帮助社会消除恐慌，反对歧视，建设有助于控制疫情和互助精神的公共精神，关心公共福祉与价值。那些追寻真相、破除谣言的报道者，那些协助运送物资和打破隔离的民间组织者，那些在路上给出温暖的拥抱者，那些把武汉人和湖北人留下来的收留者，那些大声疾呼反对歧视者，那些紧急出动保护被愚昧的宠物主人遗弃的动物保护者……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广东人作出表率。在排斥武汉人最严重时，他们给流浪的武汉人提供了集中的住宿，并且派医护人员进行检查；上海人是模子，他们从来不宣布封城，并且对于返回上海的人从来不做歧视性的处理，他们也从来没有泄露过任何一份武汉返回人员名单；日本人很温馨，在给中国的包装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所谓的好人，无非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更加重视和发挥自己的公共责任与公共伦理。没有一个政府是全能政府，没有一个社会是全能社会，没有一个地方有无限的资源与储备，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突发的危机和灾难中从容面对。但一个社会的粘合和健康，恰恰在于整体社会的协作、互助与关怀。20天之后，我们需要的是湖北人特别是武汉人的自我隔离与克制，既保护自己，同时也得保护别人；需要其他地区的人，同情与关爱武汉人、湖北人和有武汉、湖北旅行史的人，给予他们接纳和管理，提供他们生活所必须的用品和食物，抚慰他们惶恐的心理；需要有钱的出钱，从全世界范围内去购买物资；需要有力的出力，去安排物流、转运和其它抗疫所需要的事务；需要具有社会科学知识的人，不断地去发掘真相，反对流言，反对不作为者，反对祸国殃民的撒谎者。这便是瘟疫流行时期的好人——关心公共健康，关心公共价值，关心国脉。公共伦理与责任，是我们在40年超高速的经济发展中，缺乏训练的一环。以至于当危机来临时，人们本能地表现出来的自私、歧视、封闭、隔膜、暴力、恶毒、拒斥，都不过是在那一刻所呈现出来的自然反应。公共伦理与民主一样，是需要训练的。而这种训练，在瘟疫肆虐的时期，更加重要。因为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恰恰是最能够帮助控制和消灭疫情。不要被现代化的表象所吓阻。城市的扩张和现代办公的兴起，并没有改变人性。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不正是来自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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