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清明节，我们要祭奠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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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的K还在寻找可以拍摄的新冠肺炎逝者家属，身为武汉人的她居然请求我的帮助。

前几天，在靠近殡仪馆的现场，她被工作人员赶走——毕竟连领取骨灰，都需要社区工作人员陪同，更何况她还是一个“添乱”的记录者。

也没有人想要接受她的拍摄，用她的形容，大部分的人对于这段悲痛，大概太痛了，一点去触碰的想法都没有。

截止今天，全球感染的人数已达100万人。

明天就是清明节，但是一切似乎都无法追思。这100万人的数字里，一定有朋友的朋友，亲人的亲人。我原本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是经过这次，我只能相信：上帝无法呵护每个人的命运，所以只好用概率来统治世界。

总有人以为自己会幸免，直到有一天被冷冰冰的概率选中。

生命是场伟大的奇迹，我们这些遗留下来的幸存者极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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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拉回四个月前。

2019年12月，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有些消息在网上流传：“武汉海鲜市场出现了疑似SARS……”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传唤8名网上“造谣者”，并依法进行了处理，1月3日签训诫书。

这8个人“造谣”的地方分别是：武汉大学临床04级群、协和红会神内、肿瘤中心。

他们的身份都是一线的医生，有的甚至是最早参与抗疫的医生。

2019年12月31日，我的朋友陈砺志，在首都机场收到一位重要朋友的微信提醒，正是李文亮警示肺炎的微信截图，当即采取应对措施，全程戴口罩防护，特地绕开了武汉往返。他在后来一篇名叫《为一个公号不能写的人，我哭了一晚上》的文章中写下了这一段经历，他说：“我欠李文亮的……”

李文亮医生

2020年1月20日，针对湖北武汉等多地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依然回应说，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朋友圈的热点突然从“第一个开车进入故宫的女人”转换成了全国的病例有多少，不止一个朋友在疑问：“既然爆出来境外那么多例，怎么可能国内其它省市都没有？除非病毒长了眼睛会挑地方……”

也就是这一天，公司的行政跑遍了所有药店，在早上买到两只口罩之后，就再也买不到了。

第二天下午我从虹桥机场出发，有一半的人戴了口罩，大多都是年轻人。飞机上我用衣服自带的帽子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也抵挡不住隔壁小两口不停的叽叽呱呱，有的没的、家长里短。

——回想起来，这一幕像电影里的铺垫，所有高音部分的前面，都会有一段舒缓的节奏，大概只有以上帝视角才能看到：灾难之将至，人类的无知无识。3

春节在家，没事的时候重温最喜欢的僵尸片《生化危机》，浣熊市为了不让病毒扩散，封城的时候没有任何预警，连自己城市的警察部队也一起封了。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有生之年会亲眼见证这种科幻电影里面的场景，武汉居然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浣熊市，人们不安、恐惧，一直到23日武汉封城，500万人涌了出去。有个读者在群里说：“我都不敢回想那个夜晚……”

只要不是身处武汉的人，谁能理直气壮说出“感同身受”这四个字？我们谁不曾是心存侥幸者，并且固执地认为自己不会是感染者，总以为命运的轮盘不会偏向自己。

那个新闻里报道的因为疫情无法转场的养蜂人刘德成，我写过的进过ICU的孙教授，还有我认识的武汉人，志愿者黄佳丽……他们的命运都被改变了，尽管他们都是大时代下的一粒普通的尘埃。

我永远都会记得黄佳丽回忆的那段：一个护士朋友告诉她，有天去武汉中心医院，发现有四具尸体停在那里，有一具尸体都流水了，看样子肯定超过了20个小时。但是没办法，在最初那些混乱的日子里，医院里所有的清洁工、临时工都辞职了，医生们每天忙完之后，要把所有尸体上的病毒都清理干净，才能送去殡仪馆。

她说自己一点都不感动，“感动这个词太塑料了，背后有很多悲情的东西。”

她发过来很多“平淡”的照片，疫情下的武汉，街道清冷，每个人都以疏远的姿态出现。

photo by 黄佳丽

每天刷很多武汉的新闻，读到各种各样的悲哀，有天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对某种强烈的感情很陌生了？我对清明这样的节日如此陌生，十几年前的某一天，当我在电话里听到妈妈说外公去世了，我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流，就像《局外人》里面的主人公，感受不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带给我的任何触动。

我的外公临走前，独自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乡村小屋里面住了近十年，他的亲生女儿去探望他，得到的答复是：“不要指望将来我会有钱留给你，你不要再来看我了。”其后果然，他把自己封闭到去世一周才有人发现，女儿一年后才得知这个消息。

外公亲历过民国的富家公子生活，参加过抗美援朝，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最后还是没有逃过文革时候的牛棚……

他似乎一辈子都在逃，离开那些没有安全感的东西，但他最终躲不掉孤独，无边无际的孤独，那是不曾经历战争的我们无法体会的感觉。在大的劫难中，一个普通人，一无所有，支撑他的，就只能是活下去的本能。

外公的去世是我第一次面临至亲至爱的人离开，然而，他的生命似乎更像是他自己拥有的生命。并不像这几个月，每报道一个普通人的经历，就连毛发也会跟着疼，而李文亮医生走的那天，我掉的眼泪比任何一次为“他者”都还要多……

早在2002年我去美国采访，那时候的9·11事件刚过去，我还在文章里面感叹说：“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经济萧条，没有见证过世界大战，我们行色匆匆，我们只是历史的过客。”

而春节那天，偌大的国家，从武汉到北京，从上海到成都，街道都如此萧索，人们戴着口罩像是出没于末日，此后的每一天，世界都在天翻地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生化危机》的寓意：

贪婪的人类可以不顾一切多次开合潘多拉的盒子，病毒不过是放出来的其中一种灾难而已。

最可怕的，不是电脑，不是丧尸，不是怪物，而是人类自身。4

方方在“结束”日记里写道“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2020年，某些程度上和17年前并无不同。看到那些非典的关键词，其实只是可怕地轮回了一遍。它一点都不美好，它在提醒着人类：如果选择遗忘，深渊就将随时征服你。

也许我们，远远低估了上帝对武汉的折磨，远远高估了人们亲历人间地狱的精神承受。如同我看到过的那张去殡仪馆领骨灰的图片：像是一张有声音的照片，能听得见轻微的呼吸，长长的队伍，静默而压抑，每个人的背影，都是一部家庭的悲剧。

图片来自网络

纵然到了今天，我也不会忘记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不会忘记，不会忘记那个普普通通的吹哨人，不会忘记八君子的遭遇，不会忘记红十会的心是黑的，不会忘记不会带口罩的市长，不会忘记口口声声“可控可防”的专家，不会忘记坚持要说真话的作家方方，不会忘记那个在桥头痛哭之后，跳下去的中年男人，不会忘记灵车开走，跟在后面嚎啕大哭的年轻女孩，不会忘记跟着自己的院长丈夫一路尾随告别的另外一位医生，不会忘记那些护士的痛苦和愤怒，不会忘记养了17年健健康康，交给村委会几天就死去的孩子，不会忘记那个在阳台上敲锣打鼓要进医院的中年女人，不会忘记李文亮烈士走的那一夜，我们点过的蜡烛，不会忘记我们捍卫过的“老子到处说”。

还有我们说过的加油，募捐过的口罩，道别过的逆行者，感慨过的逝者——所有的这些都不只是冷冰冰的数字，并不是死了五万人，而是死亡这件事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了五万次。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没有什么失去比丧失记忆更严重的事情了，没有。

阎连科老师说：“让我们默默地站在一边，成为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而这也才是清明节之于我们的意义。

最近重新开始读起了村长给我推荐的《人·岁月·生活》，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作者爱伦堡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内战、斯大林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同代人多已烟消云散，在1960年代写作这部回忆录的时候，爱伦堡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曾经在巴黎见过列宁的“老革命”。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纪，爱伦堡坦诚地说，自己并不比别人勇敢，也并不比别人聪明。既然命运让自己逃过了一次次劫难，那么自己就有责任把过去的一切都写下来，“活着”的同时还必须“记住”，一个依然深陷在苦难中的民族也就有了延续下去的意义。

听说明天会全国降半旗并且鸣笛，我不清楚会有多少人因为祭奠而心碎，在朋友圈所有的追思中，我只记得张丰老师引用的一句巴恩斯的话：我不信上帝，但我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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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余子野   值班编辑 | 小窗

这是第 859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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