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的态度够坚决，就没人能把我灌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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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唯一一次喝得有点微醺，是因为听见一位敬重的朋友遥远地说了一句：易老师你杯子养鱼啊……我就特别不好意思地一饮而尽。虽然没那么爱喝酒，但我们四川人酒风特别好，绝对不能不落教（仗义）。
想起来那些年我应该拒绝过很多的敬酒。而因为我的拒绝，我的人生途中表面上多了很多的阻碍……
第一次喝醉是在新华社《体育快报》的时候。当时的领导带着我和篮协的领导们吃饭，那时就是个刚出道的小朋友，在业界毫无名气，甚至于在单位能不能立足都尚未可知，再加上之前各种找不到工作或者被炒鱿鱼的经历，我只是一个在北京那个大城市战战兢兢想要活下去的北漂而已。
大部分时候我都是饭桌上的小透明，也没有人教过我应该如何跟别人打交道，除了新人卑微的那点真诚，我什么都不会。那天天色已晚，吃着吃着饭，领导突然说小易你赶紧敬个酒吧，指了指我的酒杯。饭店有点糙，没有专门的白酒杯，只有茶杯，桌子上也只有白酒，我没有喝过白酒，不懂得度数高低的区别。我当时吓得一激灵，大概立刻有了一种隐隐约约前途就捏在此刻的错觉，我像倒饮料一样马上给自己倒了半杯酒，哆哆嗦嗦地走到领导面前，啥也不会说就一饮而尽。
真是太难喝了，我的口腔瞬间受到了十万点暴击，充满攻击性的气味如同一把烧红了的匕首滑过喉头，我觉得自己瞬间变成了卓耿，吐出一堆火球来。
还没有撑过十秒，我就在洗手间吐得一塌糊涂，之后居然还知道把自己送上出租车，特别清晰地讲出住址。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喝过一滴这样的“敬酒”。即使有一次，某个篮协的官员说，你要喝了这杯酒，我就接受你的专访。那是我愿意为了工作付出一切的傻白咸时期，但我也长吸了一口气，忍住了。
后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在饭局上会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是因为有天我突然发现，the smoking thing可以帮我节省掉大量的敷衍对话：你好啊，你好呀，嗯，你的作品我看过了，觉得特别好呀，你觉得怎么样呀？啊我觉得从现实主义的表达方法方面来看，怎么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仿佛有了一种“凶悍”的保护色，让我显得好像对所谓的局面（如果有的话），有了一种掌控能力的气质，就好像，如果交一些事情给我，或者是跟我做朋友，我拥有一种没有什么搞不定的气质。
但还是不太会喝酒，和抽烟相比，喝酒才是一种social。每每去那种人多一点的酒局，看到有人气定神闲地穿梭其中，把场面话当作口香糖一般咀嚼，我并不羡慕，但却无比佩服。
六神跟我说，我看上去就像从小就是洪兴十三妹的感觉；混子哥则说，我抽烟的照片像是会随时暴走，把烟头摁在惹我的人手臂上。
——他们不了解我，大概还是因为没有真正和我喝过酒。
当我年龄越长，看过的世界越多之后，我知道我的内心住着一个暴走的林冲，即使风雪不降临，我也忍不住想说一点真话；或者我也有可能是一个不杀平民的武松，出生贫寒、心高气傲，用一拳一脚打出自己的江湖名声。
我的人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受限，然而对于喝酒这件事，却有了越来越多的条条框框：1、只和优质酒徒喝酒，怡情就好；2、不劝酒、不敬酒，不想喝酒的时候坚决不喝；3、不以喝酒的量论友情的深浅，但也不妨碍与至性至情的挚友一醉方休……
话不投机半句多，酒不醉人人自醉。图源：《杯酒人生》剧照
我有个特别好酒的朋友少镭兄，每次喝酒必喝多，然而张丰老师写过他一个段子：他2005年去内蒙古采访，自知酒量差，出发前就做好一滴不喝的准备。到了呼伦贝尔，热情的内蒙人怎么可能让“余记者”不喝，使出浑身解数，包括美女献哈达唱歌劝酒，他就是不喝，反来复去就一句：“我身体不行，不能喝酒。”人家来一句最狠的：“那不行，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他微笑着说：“我就是不行，各种不行，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个男人了。”
结果，少镭兄在内蒙十天，真的一滴不喝，全身而退。
当然，少镭兄只不过是深深地憎恶着“劝酒”这件事情。因此天天晒酒的他也在朋友圈说过：“我是好酒，也有酒瘾，但是我只跟喜欢的人喝喜欢的酒。”
当年因为从来不会和领导们喝酒交流，也不会和球员们喝酒交流，某种程度上，我就是一个他们眼中“尊重但却有距离”的记者。
我忽然想起《孩子王》中的段落：“学了很多字却不知生活是什么，什么是生活呢？就是活着，活着就得吃，就得喝，所以，这个活字，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个舌头。”
是啊，在北京十年，由于深居简出，那些什么“老男人饭局”对我来说就是传说。一年外出吃饭喝酒的机会不会超过三次，我是个没有生活的人。
我还是一个人四处走走停停，每到一地，都会结交到新的朋友，只要我态度足够坚定，就没有人可以把我灌醉。因为我从来都不追求醉，我追求的是酒后那个神秘的世界。
后来读到张岱的《湖心亭看雪》，白茫茫大地好干净：“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在那样的末世，并没有哀怨，而是置一壶热酒膝前，火热的温度也就从天地之间蹿上心头，万物从未如此清楚地呈现在你的心里。
有一次一个朋友聊到谭伯牛：“他能够喝酒喝一宿，喝到天光大亮还精神抖擞”，因而总结“他是我见过最能熬夜喝酒的人”。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者，谭伯牛却一直以自己的“牛嗓”为傲，他曾经在喝酒之后，搅过中国最有才情的吉他手汪文伟的场子，还在卡拉OK厅里和陈升抢着唱《北京一夜》。
只是，所有认识著名媒体人龚晓跃的人都会表示反对，绝对的反对，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人夺走这一份独属于他的荣光？
上了一定年纪以后，龚晓跃喜欢戴个帽子，遮住他的小半个头，但他眼睛里的光并没有黯哑下去，就好像那里有盏微淡的火，从白天到夜间再到天亮。跳舞中断了，音乐停止了，晚宴结束了，只要有人聚拢在他周围，他仿佛就能无休止地转动下去。
忘记是怎么参与到此后无数个龚晓跃的饭局之中的了。“以有趣抵抗无趣”，这是当年年轻气盛的他给南体想的slogan，可是他的饭局，却是真真切切的“以无意义抵抗有意义”。一般的人一周分为七天，而他，分为七夜。
在他的饭局，会出现各行各业意想不到的“怪人”，他们不看春晚，不读《环球时报》，不喜欢鸡汤，对于美与好的判断有着独特的思考。就好像这里有一堆毛姆笔下的“拉里”，从一个饭局晃（膀子）到另一个，从身体晃到灵魂，从自我晃到无我，从时间晃到永恒。即使我这样完全不会社交也不讨人喜欢的人，都能够坐在那里安之若泰。
有一次大概是我过生日，一开始只是小部分朋友的聚会，吃完饭当我们移到KTV的时候，那个房间变成了一辆列车，每隔半小时就有人推门而入，到后来，整个房间被挤得像是个热闹的集市。上海著名的文艺一哥陈垦说，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疏离而客气的，是龚晓跃和这帮朋友，把这里变成了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加入的流动的盛宴。
过去几年我喝了不少酒，大部分就是和这帮朋友快乐地喝。
这样的酒局上，大家从来都是各顾各地喝，没有主宾之分，年龄之别，也不会连菜都按照顺序排列，就算有人敬酒，另外的人拒绝，也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在那样的地方，我们局部实现了喝酒的自由主义。
但我们的酒局，也逐渐变得稀疏起来，苦涩起来。总有人为了生计，提前离场，也总有人喝到一半，灵魂分裂，就着泪水溅得四处都是。
因此偶尔也学着喝一点点威士忌或者白酒，60来度，劲大、火爆，两杯下去就开始上头，然而某一瞬间它却突然就变成了媒介，撕开了那层不堪的坚硬。
冯唐说：“酒大到一定时候，下脚的砖石地面开始柔软，踩上去仿佛积了厚厚的尘土、积雪、落花，手里的玻璃杯子开始柔软，杯壁和酒连成一体，杯壁比平时柔软，酒比平时坚硬，流动而有韧性。还说大酒之后，看到女人而不是看到花朵，看到月亮而不是看到灯泡，想起你而不是想起其他比你完美太多的人。”
这明显就是嗜酒的人说的话。有时候我们哪里因为好喝去喝酒，而是因为对饮的那个人呀。
现在是凌晨四点的上海，酒醒了，窗外的有猫在叫，我旁边并没有肩膀，也没有抱着马桶吐。
突然想起野哥写过：“知识分子这个词，它不是工程师，不是某一个职业，它是一个天生这个词就含有要担当社会良知，要担负社会道义，要参与公共话题，要敢于抨击时政，批评黑暗，这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法国诞生的本意。”
我倒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更多的时候是个犬儒的中年文青，可是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因为不“遵守”社会规则，许多有趣的人已经被主流之外的“话语权”隔离起来，排挤到暗角里，渐渐边缘化，慢慢地，许多民众也就对他们的存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而我最喜欢的诗人张枣曾经描述他在德国的枯燥生活：
“尤其到了冬末，静雪覆路，室内映着虚白的光，人会萌生‘红泥小火炉……可饮一杯无？’的怀想。但就是没有对饮的那个人。当然，也会有几个洋人好同事来往，但大都是智商型的专家，单向度的深刻者，酒兴酣时，竟会开始析事辩理，层层地在一个隐密的象牙塔里攀沿，到了一个点，就可能争辩起来，很是理性，也颇有和而不同的礼貌和坚持。
欧洲是有好的争辩文化的，词语不会凌空转向，变成伤人的暗器，也不会损耗私谊，可是，也不见得会增添多少哥们的意气。于是，告别的时候，全无夜饮的散淡和惬意，浑身倒满是徒劳的兴奋，满是失眠的前兆，你会觉得只是加了一个夜班，内心不由得泛起一阵消化不了的虚无感。”
值班主编 | 刀哥 值班编辑 | 小窗
这是第 915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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