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牛哥：两次入狱，疑似新冠，莫名痊愈后的志愿者人生 | 易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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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哥夹杂在一群志愿者中，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脸上始终保持一种亲切的微笑，那笑容里有种莫名让人安心的东西，温暖，纯真。
那时候我已经在武汉呆了好几天，试图寻找新冠肺炎痊愈者的线索一断再断，每个人都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整座城市似乎都在拼命忘记过去。我非常能理解他们，人都有忘却创痛记忆的需要。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里面借人物之口写出了这种遗忘被提起的愤恨：
有一次，一位年轻女子用套话询问我的童年和故乡时，我竟会勃然大怒：“你凭什么要我接受已经逃离了的现实。”
初见牛哥是在Figure影像创始人，《在武汉》总导演张悦和武汉民间志愿者聚会的饭桌上，那天晚上张悦突然拍着牛哥的肩膀对我说：“你可以写写牛哥，牛哥很传奇的。他是作为志愿者被感染了的痊愈者。”
“牛哥”真名叫牛志澜，今年51岁，身材高瘦，宽肩乍背，格子西服里面搭着白衬衫。淡眉深目，额头宽阔，颧骨略微凸起，鼻子上有道疤痕，不说话的时候面容显得柔和，眼睛睁开就有精光爆射。不需要多看几眼就可以知道这是个很有些经历的中年人。后来才了解，他鼻子上的疤痕是打架留下的，他年轻一点的时候还试过以一敌四。
作为半个重庆人，我从小到大看过很多牛哥这样的汉子——武汉和重庆、九江这些城市差不多，自古交通要道，漕盐集结之地，为了地盘和帮派抡扁担打码头，强悍和义气始终是码头汉子的左右双拳。
2020年11月17日，我在武汉市江夏区沙羡街见到了牛哥，他开着一辆北汽福田的面包车，这是他现在的主要谋生工具，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接送一批郊区工厂的农民工，晚上四五点再接送一趟，加上随叫随到的叫车电话，一天大概能挣到一百多块钱。
作为官方认定的痊愈者，牛哥对此不太认同。他说一辈子从来没有感冒过，没打过针，那段在医院的经历一直被他坚称为“疑似”，因为整个过程中他从未有任何明显的新冠肺炎症状，前后做了17次核酸检测，除了第二次在侨亚医院检测出来是阳性，其余都是阴性。
但是无论如何，这不由他说了算，甚至核算检测的结果说了也不算，在所有口径中，牛哥就是一名确定的新冠痊愈者。
牛哥租住的是一个农民自建房，家具简陋，墙面简陋，地面简陋，铺着廉价的复合地板，之前为了省钱，他把二楼转租了出去，自己住三楼。防盗网把窗户隔得很压抑，房间里靠窗的位置晾满了杂七杂八的衣服，把仅有的光线遮挡得严严实实。茶几上还摆着头天的剩菜——看上去，这就是一个单身汉敷衍衰败的潦草生活场景。
牛哥结过婚，17年的时候离了，女儿已经成年了，跟着前妻。他觉得有些对不起女儿，奈何这些年始终没能走得更近。
这种“孤家寡人”的状态，也正是他最初投身江夏区志愿者的缘故：“1月23号封城，我一个人在家倍感落寞，看着人家外面（阖家欢聚），24、25号那时候还不是很紧张，人们的意识里面还没有觉得那么恐怖，你一瞄窗外隔壁左右，依然能看到家里灯火辉煌，举杯换盏的……”
1月27日，按农历算是正月初三，牛哥接到个香港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个女孩焦急地说她的爷爷奶奶去做检测，从早上排队一直到下午四五点，安排不了床位，又担心他们回不了家。她恳求牛哥去接送一趟老人。
牛哥当时没有任何可以防护的东西，就连口罩也只是一次性的那种，但他还是没有任何犹豫，开车去了医院，搀扶老人，开车送达，一直忙活到凌晨四五点。一周后牛志澜觉得自己有点呼吸急促，不过他并没有在意，心想也许是每天运送医疗物资、接送医护人员导致的劳累反应吧，过两天就会好的。
然而过两天并没有任何变好的迹象，有人建议说还是做个CT吧，确定没问题就可以安心做志愿者。片子出来显示右肺部有玻璃状阴影。
在1月份的武汉，对新冠肺炎的诊断因为核酸检测试剂盒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一直使用CT判定：感染患者在胸部影像学上，早期呈现多发小斑片影及间质改变，以肺外带明显。进而发展为双肺多发磨玻璃影、浸润影，严重者可出现肺实变，胸腔积液少见。
2月9日，国家卫健委根据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建议，规定将CT影像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病例的诊断标准，这一规定只限于湖北省内。
肺部的玻璃状阴影在当时就是确诊新冠的标准，在侨亚医院的核酸检测为阳性，协和医院做检查的医生要求牛哥马上隔离。酒店隔离结束之后，牛哥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干部来接他，说带他去进一步检查，然后直接把他塞进了医院。
牛志澜之所以被称为“牛哥”，和他的人生经历脱不了关系。
年轻时他在湖北煤矿机械厂子弟学校教过书；1989年全民下海，他也跟着去了深圳倒腾汽车，赚钱最多的时候一年百把万。豪气的他对着当时的女朋友说“500的衣服？买！”“700的鞋子？买！”“没坐过飞机？坐！”回村里的时候，乡邻亲戚大都躬着身，殷切地问好：“牛老板您回来了？”
1994年他回到湖北，在咸宁市做了几年警察，不料却迷上了赌博，有时一个晚上输掉70多万。年轻的时候胆子大，搞来搞去挪用公款，事发判了8年刑。因为有文化会写文章，给监狱里给新生报、塑新报这类内部报刊投稿，拿了不少奖分，刑期减到6年半。
2007年出狱之后正是房地产大干快上的年代，牛哥有亲戚干基建工程，就把送料权给了他——工地上打地基的时候需要混凝土，那些黄沙碎石之类的建筑材料，你就往那边送吧，你自己该怎么抽成怎么抽成，争取早点站起来。
那个时候建筑材料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拳头说话的行业，这一点和千百年来的武汉三镇码头并无什么不同：“就相当于这个地盘，你搞这一块，我搞这一块，各干各的说好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结果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偷偷搞鬼，直白地说吧，就把筷子夹到我碗里了，那就不地道了，一冲动就跟他们打架……”
牛哥掏出枪，对着一面墙鸣枪警告，有个人却从墙上掉了下来，子弹正好击中了屁股。牛哥又因为非法持有枪械、伤害他人身体致残，又被判了6年半。
两个六年半，人生最好的十三年，牛哥都浪费在监狱里面。
第一次出狱之后，父母亲都过世了（分别是在2009年4月和8月）。母亲一辈子都在遭受父亲的毒打和家暴，儿时有一次，在田里干活的父亲用一把铁锹向母亲砸过去，然后拖着母亲的两只脚，像拖牲口一样把母亲拖走，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的血流满了脸。“我成人懂事的第一天就对父亲说，但凡被我知道再有一次你打妈妈，我绝对饶不了你。”
监狱里最盼望的就是家里人的消息，每当听到谁谁谁有家书，耳朵会竖得如同天线，恨不得下一个就是自己。那种无来信、无汇款、无接见的人，在监狱里被称为“三无人员”，这样的人处于鄙视链的最末端。
牛哥特别担心自己成为三无人员，又不可抑制地滑向这最恐惧的深渊——第一次入狱，妻子去探望过他三次，第二次入狱探望过一次——去找他签署离婚协议书。入狱之前整天粘着自己的闺女，再也不主动和父亲说话了。
监狱里四面高墙，除了电线电网，漫长岁月里别无其他。放风时候看见流浪汉在垃圾桶里面扒出个馒头，苍蝇满天飞，手拍一拍就吃。“看了都羡慕，自由太可贵了，我宁愿也出去捡馒头吃。”
一辈子敢打敢杀进出监狱如同家常便饭的牛哥，却永远流露出一种和他的码头汉子形象看起来格格不入的脆弱，他说自己现在眼窝子特别浅，“随便看一个抖音里讲孝顺父母的短视频，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和我见过的那些遭逢坎坷的人很不同，牛哥从来没有流露出一点“自怜”，在遭受了生活的捶打之后，他反倒柔软而坚定，把本该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的保护欲和勇敢，用在了疫情期间需要帮助的医护人员或者其他人身上。
他曾经有一天经过商场，看到有辆车把停在路边的另一辆车给刮蹭了。他就问那个要逃逸的司机：“你怎么这么没有社会公德，起码应该给人家留一个纸条。那个人破口大骂：“关你x事，少在这里多管闲事！”然后扬长而去。
牛哥停下车，写了一张纸条放在被刮的车上：“你好，车牌尾号xxx刮了你的车跑了，如果你需要报警协助，我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了，你可以打我电话，我提供给你。”
在那么多志愿者中，牛哥是唯一一个说不怕疫情的。他像是那种天生无惧的人，更像我在《永别了，武器》里面读到过的：
“呼吸重症第10床。”牛哥对协和医院的记忆非常清晰。
牛哥清晰地记得，他进去的时候，9床的女病友已经住了一个月了，跟他一样能吃能喝什么症状没有。旁边11床的女病友，也差不多类似这种情况。牛哥一直没症状，然而很快，他的一些亲戚还有朋友都确诊了送进来。整个协和医院，从21层到三十几层，全部是当时接诊的确诊患者。
他形容协和医院的经历犹如“坐监”：每天发两个口罩，病人口罩必须戴，一天三餐的饭都是送到病床前。病房里面配有厕所，就是连房门都出不了。每天定点消杀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天八点半左右医生开始查房，一天量两三次体温。然后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空气净化。打针吃药，做雾化（就是带着那种氧气罩，然后注射一种药物注射到呼吸罩里面，有助于呼吸）。
牛哥带了一件防护服进来，出于好奇，又闲不住，他会穿着防护服到处溜达，那时候每栋楼除了护士台的护士，基本上都看不到一个走动的病人。病房里则是另一种场景：狭小的空间里，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忙成一团。
“那些医务工作者忙得不得了，忙着救人、拿仪器、拿氧气罐、推车，有时候氧气罐没氧气了还要跑去库房里拿起氧气袋……”
他说病房里有一个场景让他终生难忘：“大概是二十几号病房吧，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呼吸困难，难受得不行，她身上插着各种管子，两只手在空中抓，旁边医生护士一起使劲儿按着她，那种呼吸不上来的痛苦真是太可怕了。”
然后他跟我科普从医生那里听来的知识：“新冠患者为什么那么痛苦？说白了，人的肺就像汽车的空气滤清器，沾满了灰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高压气泵吹一下。新冠病人的肺就像空气滤清器上面粘上了黏黏糊糊像奶油一样的东西，完全无法呼吸。病毒的代谢物全部裹在肺上面，最后肺没有一丝空间，就变成了白肺，造成人窒息死亡。”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进入协和医院后，从头到尾，牛哥每一次的核酸检测都是阴性，体温正常，除了最初的偶尔呼吸急促，没有过任何典型的新冠肺炎症状。有一天他跟协和医院的医生抱怨自己的遭遇，对方马上说：“你压根没有病，不要占着床位了。”
协和医院之后，牛哥数次核酸检测结果，均是阴性
方舱医院不让进。
牛哥带着我转了半天，一直转到方舱医院的后面，那里有一个虚掩的小门，一看就不是给人进去的那种。牛哥扒拉开小门，让我和他一起进去。停用的方舱医院就是原来的体育馆，内部所有的门都上了锁。他刚要隔着玻璃指给我，哪里原来是什么科室，突然就跳出来一个工作人员，声色俱厉地斥责我们：“你们是谁？要干什么？为什么不从前面走，为什么不打申请报告？”
牛哥马上给对方递烟，对方语气稍有缓和，但神情依然严肃，坚持把我们赶了出去。出来后牛哥神秘地对我说，之所以不让我们进，据说是因为方舱医院并没有拆完，怕万一疫情有反复还能重新启用。
牛哥在方舱医院门口
牛哥热爱书法和阅读（散文），热衷于每天早上给朋友发送一长串“鸡汤”问候语，但他同时也有着武汉人身上鲜明的“江湖气”——他喜欢走南闯北，走到哪里都能交到新朋友。朋友送他一条中华烟，他也毫不吝啬地散给叫车的乘客。“本来可能人家会说车钱太贵了，散完烟之后，人家就不计较了。”
这是他的“生意经”，也是他的“社会性”。听他说起往事，很容易把他和香港电影里的那些经典形象联系起来，就连他的长相，也酷似扮演黑社会硬汉的李子雄。
牛哥在做志愿者的时候也是条硬汉，不分昼夜地开车接送医护人员，开大卡车转运全国发过来的捐助物资，几吨重的货物，他一个人装卸，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十点。其实身高1米8的牛哥，体重常年不到65公斤。但他既不叫苦，也不喊累，他从来都觉得其他人更“不容易”。
有一次，他接协和医院一位护士长下班。聊天时护士长说：“你知道吗？原来医院的走廊上的窗户都可以推开，现在全部用螺丝钉焊死了。因为怕有人太压抑了跳下去……”
当我们抵达康复驿站的时候，发现这里已经废弃了。牛哥轻车熟路地带我穿行在一人高的野草里，指引给我哪里是曾经的鲜花夹道，哪里是隔离区，哪里又是他曾经的床位。
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住在康复二区，也清楚地记得自己床位的具体位置
和之前《在武汉》纪录片里的人声鼎沸相比，如今的康复驿站仿佛荒原。好像整个人生都在倒退，牛哥遥远的背影浓缩成一个小点，其它的人和事都是一片模糊。
牛哥平时喜欢关注国际形势，但他说自己是小老百姓，那些大事自己够不上，他痛恨被滥用的公权力，不愿意和某些“当官的”打交道。但从康复驿站出来的时候，他深深赞叹：“通过这场疫情，真的得说，还是社会主义好。”
因为“我们在康复驿站每天的生活标准都是一百八十二，国家真是出了大价钱来补贴，我都不好意思说，有些人都是什么没带进来，离开的时候大包小包五六个包带回去。”
对于每天的开支明细都十分清晰的牛哥来说，做志愿者的时候，他花了两千多的油钱，至今没有地方也没有人或部门可以报销，然而他并不在意——他仅有的抱怨，和另外一些志愿者都差不多，就是纳闷为什么得不到一个公家承认的“志愿者”证书。
回归到现实，牛哥并没有什么不满的，只是之前本来可以从安装充电桩赚钱的生意做不了了，疫情过后的衍生伤害也波及了他，他要生活，要为自己赚养老钱，因为“进去过”，没法开滴滴，做美团外卖等相对赚钱多一些的工作。
从他家到协和医院到方舱医院再到康复驿站，牛哥带我转悠的时候，特别像是“人生回顾之旅”。他今年也51岁，所有的因缘际会都如同一段一段的路，走过去就只能一个人回味。
但我还是觉得他无比强悍，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超人奥特曼的强悍，也不是与人决斗从不落败的强悍，而是不管发生什么，无论世界多么艰难，都要晃晃悠悠地活下去。
从康复驿站回来的路上，牛哥问我有没有听过一首叫做《失去爱的城市》的歌。他说疫情期间有一天在车上听到这首歌，明明知道和自己没关系，却感觉直戳心窝，赶紧把窗户摇下来，稀里哗啦地哭了个痛快。
“我是不是太脆弱了？”他问我。那一刻我想起跟他去探访康复驿站和方舱医院时，自己悬在嗓子眼的心和发软的双脚，用力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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