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在小城录像厅认识的张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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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都能记得黑暗中的那条光束，打在静默的观众席，他好像在窥视一面镜子似地时刻都盯住摄影机，嘴里唱个不停，他的眼睛隔着薄薄的大屏幕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他所占据的那块地方散发出微弱的光，仿佛在等待观赏者在这光中寻觅到光明。
整个中学时代，那家录像厅是一个避风港。只要我迈进入口的第一步，就能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一间宽敞而辉煌的圣殿，不必为学习和愁眉苦脸的家长，一本正经的老师和乱糟糟的作业，永远弄不明白的学校规则而烦扰。
那个年代，整天出入录像厅的都是“不务正业”的“坏孩子”。当我们三四个人跌跌撞撞，呼朋唤友地向那个录像厅挺进，仿佛朝圣似地一步步登上台阶，敛声屏气地坐在那排冰凉生硬的长条木板凳，为张国荣的每一首歌鼓掌叫好时，那样的日子居然充满了叛逆的快感和难以名状的柔情蜜意。
工人文化宫面前的那一片，是整个小城最繁华的地方，有时，夏天的黄昏，录像厅的窗户洞口，百叶窗拉上拉下的声音、摩托车声、人声，市中心的各种声音涌进来，曾经有过几只小燕子飞了进来，安静的观众席热闹起来，男孩们吵吵着掏出弹弓，现实生活的浮动喧嚣和银幕上的虚幻世界合二为一，那样的时光变得分外地魔幻。
印象之中最深刻的是，也不知道是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大卡车的缘故，还是因为音响效果，冰凉的水泥地时不时就会震动一下的感觉，那块白色的大屏幕就像突然被赋予了生命似微微颤栗，音色其实不算太好，就好像大屏幕上的张国荣也是因为冻得厉害，在那里面哆哆嗦嗦地唱着：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会想，想起我？可会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录像厅的大部分人都在肆无忌惮地跟着哼唱，尤其是放到那首《风继续吹》的时候，全场所有的人都在跟着大合唱。
录像厅的生意太好，逃课来看的学生络绎不绝，我们时常凑合着挤在一起，逃课带来的紧张和光影世界带来的冲击，在遮天蔽体的狭小空间里，几乎汇集成一股青春期独有的荷尔蒙的热量——那是一种少男少女气息和汗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还有密闭空间里的那种阴暗陈旧的味道，就好像少年时代的孤独一下子就被击碎了。
在录像厅的日子应该是我难得和人群融合在一起的时刻，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我其实是一个有很多怪癖的人了，不仅仅在于我几乎不和班上同学作任何交往。我惧怕所有的玩笑，仿佛是对语言这种东西过敏一样，恐怕我的青春期就靠某种和张国荣有关的微妙的绳子维系着，才不至于沉没到阴影之中。有的时候当我顺着窗户望向远处那块转动的牌子，录像厅的光线像浮木一样在黑暗的海洋中升起……
录像厅门前的海报上的名字不断地更换着：“张国荣演唱会”、“谭咏麟演唱会”……那些花花绿绿的海报像一株蔓藤植物，慢慢地爬上了我的视线，我之前并不知道那会和我的人生发生什么样的联结。
不仅仅是我，学校的同学们都有自己的偶像，张国荣、谭咏麟、刘德华，我们各自为战，疯狂地进行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把他们的一颦一笑化作一场场戏剧性的事件：结盟、合纵、出征、联合。
——还能指望苍白的小城有些什么故事呢？街道就是十字口那一条，新华书店连塞林格的书都没有见到过，学校里面有个老师，因为春夏之交事件里面不正确的立场进去了，除此以外你在小城找不出来任何一个眉飞色舞高谈阔论外面世界的人。就连整个国家都有种要消融生活之外所有东西的暗流。小城像是独居世界一隅的一个小甲虫，在灰暗的天空下压抑地挣扎蠕动，还能有什么人能够像张国荣那样，分毫不差地落到小城，拯救我们贫瘠无聊的时光？
那家录像厅开到很晚，是小城最后一盏熄灭的灯光，也是这片黑暗海洋惟一的光标。每天的同一时间，当最后一辆公共汽车在黑暗中慢慢驶过去的时候，录像厅的灯光才会慢慢地熄灭。
我总是在这个时间才钻到被窝里躺下，凭空想象他所在的城市：散发着温暖气息的地铁站，熙熙攘攘的人流穿行其中，大理石地板的店铺，从不打烊的超市、明亮宽敞的商店，闪闪发光的高楼大厦，候车室四周的墙壁咕咕哝哝，昼夜不息，报摊和咖啡店总是很忙，走在大街上，甚至不会有人因为你是个孩子，或是穿着破洞的裤子就对你另眼相看。他有时候坐在咖啡馆靠窗的地方，街道上的景色永远都望不够似的，行人身后就是熠熠生辉的维多利亚海港……
1997年，还是在录像厅，看到了《霸王别姬》，还记得海报上是张国荣幽怨的神情，仿佛化身成悲剧的血肉。电影里的每一帧画面都好像同时凝聚着剧情和诗意：评论家们说它使得张国荣从偶像层面，真正成为一位伟大的演员；在这部电影里，每每看到他，都会有心灵为之一颤的感觉。
“那种没落贵族的高雅气质，那种哀怨而骄傲的眼神，那种轻柔又充满感情的动作，无一不让人心牵程蝶衣的所有一切。”他的情感，他的心情，他爱的人与他妒忌的人。这是大陆电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角色和剧情。
那一天，我又梦见自己像他一样，从很高的地方去俯瞰世界。好像把他的角色变成了我的，演绎着他那些复杂而多情，诗意却神秘的生活。
这个时候我已经长得更大些了，像所有人一样把关注的重心更多地放在所谓的“前途”上面，好像很长的时间都想不起再迈进那家日渐老旧的录像厅，有的时候匆匆路过，还能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海报，门前高高的门柱被小燕子筑了巢，它们明目张胆飞来飞去，真是“门可罗雀”的写照了。
而那根微妙的绳子依然存在，每当我精疲力竭的时候，我会反复地去听他的歌，《风再起时》、《明星》、《沉默是金》、《怪你过分美丽》，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类似镇定剂的东西，然后我就可以顺着脚下的绳子再次爬到遮蔽了现实那巨大的羽翼之下喘息。
后来我才发现，一代又一代的小城年轻人都把那个录像厅视为业余生活的圣殿。
在自贡，那个距离香港1760公里的地方，港台艺人的海报和影碟像一茬茬收割不完的小麦在所有的街道疯长，孩子们把舌头捋起来，一遍遍练习着粤语发音——此后从未见过哪座城市像小城那样个个时髦青年都精通广东歌的。
而我们就好像，在一个苍白而贫血的地方，把那些遥远的生活里永远都不可能上演的恩仇、青春、成长和光亮假装过成了自己的剧本。
2003年，我正在事业的第一个台阶上努力攀爬，却在大洋彼岸传来了他跳楼身亡的消息。
是W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的，她是当年和我一起逃课去录像厅的女孩之一，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立下了一生的志向，她要去深圳，将来去香港，靠近张国荣，而她也真的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是没有她的勇气和决绝吧，就连走到今天，也多半是命运使然，她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我们其实很久都是不动声色的成年人了，早已脱离了小城，成为行走在办公间的一个麻木的幻影。
那一年，当我们两手空空地走出录像厅，放学的学生们潮水似地涌过来，我们站在喧嚣的街道，回过头去在人来车往中看远山静默，我曾经以为那个遥远的事实如此甜蜜：总有一天我会慢慢地加入到那些成年人之中，成为像他一样的大人，过着自己要想的生活，去那些看上去陌生得一塌糊涂的地方。
假如不是为了清理旧物，那个纸箱还会呆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落灰，它的悲伤也不会暴露出来，今天是2021年4月1日，距离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8年了，只有那些大头贴、海报、杂志，所有的旧资料堆积在一个盒子里——仿佛在等着我的少女时光归来。
我还忘记说，0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回来的时候在香港转机，也是我第一次来香港，在人潮汹涌的铜锣湾，我和W见面、道别，第二天我们又将在相距几千公里的两座城市开始各自庸碌的生活。
我不想告诉任何人，我有没有去文华酒店，有没有去哀悼那个陪我度过所有寂寞的男人。
夜半的香港，它的生命力才开始释放出来似的，除了月亮离得太近，维多利亚海港果真和我想象的分毫不差，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关心过音乐和艺术，除了生存本身，我谁都没有再信任过。回到酒店房间，某个电视台在播放着张国荣的一部旧电影，某个场景里面他眼里噙满了泪水，多少年前我们正是从那相同的瞬间开始，拥有了不明所以的力量，离开了被时间吞噬着的小城。
看完电影我放了那首《这么远，那么近》伴我入睡，他的嗓音在空寂的夜晚响起：
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离开小城的那一年，早就已经找不到录像厅了，问了许多同学都一直摇头，他们大多在小城附近安家，像许多正常孩子那样长大，唯独没有逃课和叛逆这样的环节。我差点都疑心自己撞进的是聊斋里面的坟墓了，而矗立在一大片废旧空地的文化宫，曾经包容过我青春期唯一彩色的地方，一切的秘密和旧时光都被它静默地封存在里面了，此后的岁月中，在这个发展缓慢的城市里，它只有被动地等待，等着被夷为平地，灰飞烟灭。
我忘记说了，直到现在，18年过去了，我没有为张国荣掉过一滴眼泪，真的，你怎么会为自身消逝的一部分而流泪？他的死亡早就包含在某颗种子里面，飘散在茫茫的时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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