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 看中加关系

有好多人简单地把中加外交危机和香港问题归结为democracyy and tyranny的冲突， 我认为是极不准确的。

zhang-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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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熟悉中国历史的就会发现，中国的领土扩张并不是靠古罗马式的对外Zhengfu来完成的，而是相反，先是被侵略，后侵略者的国家反而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之所以会是这样，与中国的特殊的文化有关系。

西方在对内政策上与对外政策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内政策中奉行自由主义， 开放与包容；在对外政策上，则是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做主导， 纵观历史，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殖民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突出案例都发生在西方，凸显出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的冲突，自相矛盾和不一致。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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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所讲的修齐治平在对外政策上同样适用，道家的怀柔的政策和儒家的以德服人的理念在外交上贯穿始终。

西方人不太了解中国的和平理念，与对中国哲学和历史缺乏了解有关。

回到对内政策的自由主义的议题上，需要指出的是， 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并不是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而是出于认识论， 更具体地说是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笛卡尔，休谟和约翰密尔就是这些理论的几个重要的奠基人。

苏格拉底有句非常著名的话， 他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句话是不可知论的一个典型的宣言。道家有“道可道，非常道”， 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名句， 阐述的都是真理的相对性。

约翰密尔对这个议题从自由的角度进行说明， 他说既然我们总是对过去加以否定， 过去经常被证实是错的，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质疑现在， 因为现在那些看似真理的东西在未来也可能被证明是错的。

约翰密尔的话是freedom of speech and assembly等各种freedom的理论基础之一。

既然我们可以怀疑过去和现在，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怀疑未来和freedom本身， 这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那么，这种批评应该是没有边界的，不允许对自由本身进行批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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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是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譬如中国的道家就强调无为而治和顺其自然，与自由主义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道家同时强调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个自由是基于”道“的基础之上。

既然我们看这个世界有如此多的视角和方法， 那么我们在讨论中加关系和香港问题时也可以把这些议题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上。那就是我们在在democracy and tyranny之外可以设想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代西方民主仍可以做大幅度的修补和调整，在西方民主之外可以有另外的民主，等等。

正是因为自由主义不是基于自由意志的理论基础，自由才不是一种压制，胁迫，而是宽容，谦逊和尊重。我们也可以怀疑自己，容纳批评。黑的可以怀疑白的， 但这不意味着白的就是错的，反过来也是如此， 这是自由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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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外交cris和HK issue，如果放到这个广阔的角度之下去看， 就会发现强制要求中国变为西方模式是有违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

这种强制只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方法，在中国问题上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都行不通。

西方的民主转型是在长期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完成的，靠外力进行外科手术式转型的成功的不多。

中国的未来的转型要依赖中国自身的创造，外科手术很可能会弄巧成拙，这应该是我们讨论中加关系和香港问题的基点。

老特鲁多在49年前与中国建交时正处于中国的文革时期，而老特鲁多本人同时也是自由宪章的最有力的推动者；前总理克雷蒂安执政时期让中加关系步入黄金时代， 克雷蒂安在年轻时以打架和好斗闻名。

与中国建交和保持良好关系不意味着老特鲁多不懂自由， 也不是克雷蒂安向tyranny屈服，我认为他们的理性的态度恰是自由主义精神的体现。

以自由的名义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不允许有新模式新观念，这只是打着自由的旗号行专制之实， 与其他tyranny没什么区别。

在中加关系和香港问题上，我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回归到自由主义的思想的灵魂， 回归理性。请记得， 仇恨，极端，偏见和暴力不等同于自由， 更不会带来所谓的democratic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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