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个人决定600万人如何去死—— “万湖会议”八十周年祭 | 青年维也纳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德国的故事 Author 孙小平
15个人决定600万人如何去死
—— “万湖会议”八十周年祭
本文全长１６０００字，一一梳理了《万湖会议》15位参加者的人生轨迹和最终下场，内容详尽、颇具价值。
万湖会议会址，现为对公众开放的纪念馆
2022年1月20日是“万湖会议”80周年纪念日，为此德国电视二台（ZDF）拍摄了历史纪实片《万湖会议》（Die Waanseekonferenz）。这部电影的剧本系严格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稿完成，其中的15/16位与会者也都实有其人。在这部2022版电影之前，美国HBO也于2001年拍摄了相同题材的故事片《密谋》（Conspiracy），两部影片相较，德国版《万湖会议》更加注重还原历史真实。
朋友们在观看《万湖会议》之后，普遍对会议的15位参加者，那决定六百万欧洲犹太人如何去死的15位精英的确切身份和他们各自的人生踪迹，特别是在战后有没有遭到清算产生了兴趣。本文的目的就是将与会的15/16人的确切身份以及其会后或战后的命运做一个梳理。
“万湖会议”在此建筑中举行，此房产原属于一富商，纳粹时期成为帝国保安总局招待所
在与会的15人中，只有6人在战后受到了法律清算，3人被处死刑，3人被判处徒刑，但是实际服刑时间均不长。另有5人已在战争期间死亡。其余4人活到了战后，且基本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万湖会议”的所有记录文件因为其敏感性均在战争末期被销毁，唯有发给马丁·路德博士的，编号16的复制件阴差阳错地存留于世并被盟国军事法庭偶然发现，惜之为时已晚，没有能成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及其他重要审判的呈堂证据。因此“万湖会议文件”的真实性以致“万湖会议”本身也往往被右翼势力和阴谋论爱好者质疑。
本文只是简述与会的15/16人是如何卷入以及他们各自的下场，若要了解他们在会议上的表现和言论可自行点击本文末链接的《万湖会议》。与会者中如海德里希，艾希曼等人的情况已经在本号不同的文章里都有较详细的介绍，本文中因此从简。
“万湖会议”的15位与会者
1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
(Reinhard Heydrich 1904 - 1942）
万湖会议召集人和主持者，党卫军上将（SS-Obergruppenführer，相对应建制军衔为上将），帝国保安总部首脑，帝国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首脑。海德里希原为帝国海军军官，因为长相出挑，还会拉小提琴玩击剑之类的撩妹手工活，招蜂惹蝶，欲望驱使之下同时向两女许诺嫁娶之事，结果事不机密，女方闹到单位，被海军“不名誉”除名。悲愤莫名的海德里希随即投向当时还处于创建阶段的党卫军，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得到希姆莱赏识，上蹿神速，在帝国强力机构系统中成为一人（希姆莱）之下，万人之上的“王储”。
在主持万湖会议四个月后，海德里希于1942年5月27日在布拉格遭到捷克爱国志士刺杀，同年6月4日死于伤口感染。
希姆莱（左）与海德里希
海德里希遇刺前晚与其妻丽娜在布拉格出席活动
海德里希死后，希特勒参加葬礼
海德里希于1931年与丽娜（Lina，即当时因为阴阳婚约闹到单位的女事主之一）成婚，婚后育有一子三女，长子克劳斯于1943年10月死于车祸。海德里希是纳粹大屠杀的最主要策划和组织者，战后因为海德里希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其阵亡军人抚恤金被取消。遗孀丽娜从1956至1959年为此打了三年官司，后胜诉。法院认定，海德里希无疑策划和领导了灭绝犹太民族的严重犯罪行为，但他最终死于战场亦是事实。丽娜得以享受优厚的阵亡将军抚恤金至1985年去世。
2 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 1906 - 1962）
负责筹备万湖会议并负责会议记录，党卫军中校（SS-Obersturmbannführer，相对应建制军衔为中校），帝国保安总局负责犹太人事务的 IV B 4部门长官。为万湖会议犹太种族灭绝的“最后解决方案”的总协调人。1935年艾希曼与Vera成婚，从1936年到1955年之间共生有四子。
艾希曼战后逃亡阿根廷，1960年被摩萨德绑架至以色列审判，1962年被执行绞刑。
阿道夫·艾希曼
艾希曼在以色列被关押期间放风
3 约瑟夫·布勒博士
（Dr. Josef Bühler 1904 - 1948）
驻克拉科夫总督府（德国占领军当局）国务秘书（Staatssekretär im Amt des Generalgouverneurs in Krakau）。出身低微，父亲为面包师，寒窗苦读，1932年获法律博士学位。1939年与 Hedwig 成婚，育有二女，成人后均为教师。
纳粹占领波兰后，作为总督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的大内总管犯下大量反人类罪行。1945年1月逃离克拉科夫，后被美军俘获。曾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汉斯·弗兰克案证人出庭。
汉斯·弗兰克（即在中译本《第三帝国的兴亡》扉页上被误译行刑前说出“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的纳粹法学家，波兰总督）被判处绞刑后，布勒被引渡波兰受审，1948年被处绞刑。
约瑟夫·布勒博士
约瑟夫·布勒博士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后被美军移交给波兰当局
4 罗兰·弗莱斯勒博士
（Dr. Roland Freisler 1893 - 1945）
参加万湖会议时任帝国司法部国务秘书（Staatssekretär im Reichsjustizministerium），后任专门严酷残忍镇压杀戮对纳粹政权不满人士的“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院长，有“嗜血法官”（Blutrichter）之称。
1945年2月3日，正在对“720”事件暗杀希特勒的参与者开庭的弗莱斯勒在美军对柏林的空袭中被炸死。
弗莱斯勒1928年与 Marion 成婚，育有二子。1985年，媒体曝出弗莱斯勒遗孀 Marion 一直在领取国家发放的明显超标的公务员抚恤金，引起轩然大波，政府为此公开表态，认为弗莱斯勒为因公死亡，如果他活到战后，应该不是大律师就是司法界高官，因此其遗孀领取高额抚恤金并无不妥。
罗兰·弗莱斯勒博士
5 奥托·霍夫曼
（Otto Hofmann 1896 - 1982）
党卫军中将（SS-Gruppenführer，相对应建制军衔为中将），党卫军种族与定居总局局长（Chef des Rasse- und Siedlungshauptamtes der SS）。曾为葡萄酒商，有两次婚姻史，第一次婚姻有一继女，第二次婚姻育有二子。在纳粹时期，军人出身的酒商霍夫曼从所谓酿酒方面的生物学家变成了人种学专家，其领导的部门是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驱赶和灭绝的主要部门之一。
1948年，霍夫曼因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被判处25年徒刑。1954年获赦免出狱后在巴符州经商。
奥托·霍夫曼在为新招募的荷兰籍党卫军军人做动员报告
战后被盟军拘押的奥托·霍夫曼
6 格哈德·克罗菲尔博士
（Dr. Gerhard Klopfer 1905 - 1987）
党卫军中将（SS-Gruppenführer，相对应建制军衔为中将），纳粹党中央办公厅部长级主任兼国家法律部部长（Ministerialdirektor in der Parteikanzlei der NSDAP und Leiter der Staatsrechtlichen Abteilung III），1927年获耶拿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为纳粹党内为数不多的法学专家，与威廉·施图卡特博士，维尔纳·贝斯特等党内法学家过从甚密，有异于粗鄙无知，在街头打打杀杀出身的那些建党老干部们，形成了党内新一代知识精英集团。
因为其专业特长，解决了对犹太人种族灭绝时的诸多法律方面的不便，在党内升迁神速，被希特勒亲自任命为帝国领袖马丁·鲍尔曼的代表，预示着克罗菲尔将接管党务。1945年初，眼见帝国大势已去，脑筋活络的克罗菲尔逃离“党都”慕尼黑，加入从意大利北撤，滞留在阿尔卑斯山北麓“元首禁区”的凯瑟琳集团军群。当凯瑟琳部继续溃败，克罗菲尔即逃亡柏林，后化名奥托·昆兹（Otto Kunz），把家人从慕尼黑附近的纳粹高干新村“太阳角”（Siedlung Sonnenwinkel，后曾为联邦情报局 BND 驻地）接到奥地利萨尔茨堡湖区匿居。一年之后因持有伪造身份证件被美军逮捕并作为重要战犯羁押。
在面对清算时，精通法律的克罗菲尔一路过关斩将，将所有责任均推诿到上司，特别是失踪的马丁·鲍尔曼身上，在1946 - 1962年间成功躲过了一次次审判，化险为夷，只是在“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程序中被定为三级，即“负轻度责任”，判处三年监外刑期（后通过上诉减为两年）并罚款2000德国马克。
成功回归正常生活的克罗菲尔行事低调，因为巴伐利亚州政府根据去纳粹化规定拒绝了克罗菲尔的律师开业许可申请，遂静悄悄迁居乌尔姆（Ulm），1956年取得了巴符州律师执照。在经营律师业务的同时，克罗菲尔还于1958年购买了一处农庄，专门种植并储存麦中珍品“斯佩尔特”麦（Spelt，德语为Dinkel麦），并宣称这是为了践行纳粹“鲜血与土地”信条（die Blut - und Bodenideologie），是为了与“布尔什维克”决战而准备的。克罗菲尔于1987年在乌尔姆病逝，是万湖会议所有参加者中最后离世的。
克罗菲尔的后半生活得小心翼翼，尽量不引起社会关注，然而其亲属在报纸上发表的死亡讣告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方面人们对克罗菲尔这样一个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多年的双手沾血的纳粹要人居然岁月静好地在乌尔姆颐享天年感到困惑，另一方面讣告中对死者的褒奖：称其度过的是“尽其所能造福于所有人的完美无憾的一生”，引起了普遍的愤怒。不仅是乌尔姆居民因为感到被欺瞒而气愤，在全国媒体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质问“所有人是不是也包括那些被谋杀的数百万犹太人？”，以致发布讣告的克罗菲尔夫人罗索（Rosl Klopfer）公开道歉，说明讣告中所涉及的“所有人”系指克罗菲尔在战后服务过的客户。
在社会压力之下，乌尔姆地方检察院曾经对克罗菲尔夫人立案，但案件调查不久即搁置，称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克罗菲尔夫人对讣告上的文字事先知情。克罗菲尔育有四女，在他去世时，膝下已有19个孙辈，含饴绕膝，享尽天伦之乐。
7 弗雷德里希·威廉·克里钦格尔
（Friedrich Wilhelm Kritzinger 1890 - 1947）
帝国总理府部长级主任（Ministerialdirektor in der Reichskanzlei），为一具有法学学历的专家公职人员。一战老兵，1938年加入纳粹党，党龄较短。克里钦格尔1923年结婚，育有三个子女。他与克罗菲尔同时被希特勒亲自提拔。参与制定驱逐犹太人，剥夺犹太人财产的诸项法律。克里钦格尔本人尽管参加了万湖会议，但是在战后被清算时，他被专业机构评估为可能并不了解大屠杀的全貌。
在参加万湖会议之后不久，克里钦格尔曾试图辞职未果。柏林被苏军合围后，1945年4月20日克里钦格尔被委任负责组织从柏林撤退和疏散政府各部及其工作人员。4月23日克里钦格尔投奔在北德的邓尼茨小朝廷，任国务秘书。5月23日，邓尼茨小朝廷成员被英军系数逮捕。克里钦格尔被捕后，因为其帝国总理府高官的身份，受到盟军清算机构重视，被辗转关押，反复审讯。
在所有万湖会议参加者中，克里钦格尔是唯一明确承认自己与会的事实并承认会议的“犯罪特质”（der verbrecherische Charakter）的。克里钦格尔表示，他为自己作为纳粹国家的高级官员感到羞耻。1946年4月克里钦格尔被盟军释放，同年12月重新收监，因为健康原因又被释放，次年4月于纽伦堡病逝。
弗雷德里希·克里钦格尔
克里钦格尔被盟军拘捕后的在押人档案
8 鲁道夫·朗格博士
（Dr. Rudolf Lange 1910 - 1945）
党卫军上校（SS-Standartenführer，相对应建制军衔为上校），帝国保安警察和保安总局驻拉脱维亚首脑。曾任东线战场特遣队A的分队长，以特遣队A代表的身份参加万湖会议。朗格1933年获耶拿大学法学博士。
朗格出生于一个铁路工程师家庭，与纳粹并没有天然的共情。在大学求学后期，朗格作为法学生必修的司法实践课系在盖世太保机构完成，也许这一经历是改变朗格世界观的契机。完成学业以后，朗格相继加入党卫军和纳粹党，并在纳粹强力机构中一路蹿升。1941年6月纳粹开辟东线战场，希姆莱与海德里希合谋建立了四支由党卫军，盖世太保以及保安警察组成的特遣队（Einsatzgruppen），跟随进攻苏联的各作战集群捕杀当地犹太人，其中由朗格出任二支队队长的特遣队A出手尤为凶残，从1941年6月下旬开战至同年年底已经在波罗的海国家屠杀了25万犹太人。
朗格是以“践行家，实干家”的形象出现在万湖会议会场上的，根据记载，万湖会议前一天，1月19日，朗格还组织了一次对近千犹太人的屠杀，随后登上了飞往柏林的飞机。万湖会议之后，几乎每个月，朗格都要组织数次千人规模的屠杀。朗格行凶有个特点，即根据自己的情绪，随性随机杀人，因此每当朗格出现，在囚犯中都会引起恐慌。1944年冬，东线德军败局已定，朗格受命领导执行“特别行动1005”，旨在毁灭德国在波罗的海国家实施种族灭绝的所有痕迹。1945年2月23日，朗格在现波兰波兹南受伤，为防止被苏军俘虏，朗格自尽。围绕朗格的死亦有不少阴谋论的传说，但迄今为止鲜有可靠的证据出现。
鲁道夫·朗格博士
9 乔治·莱勃朗特博士
（Dr. Georg Leibbrandt 1899 - 1982）
以帝国行政局主任，帝国东部占领领土部首脑（Reichsamtsleiter des Reichsministeriums für die besetzten Ostgebiete，缩写 RMfdbO）身份参加万湖会议。
莱勃朗特出生于乌克兰敖德萨附近的希望谷（Hoffnungsthal），为当地三代日耳曼移民。莱勃朗特自幼聪慧，能熟练掌握德语，俄语，乌克兰语，法语和英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攻入乌克兰，莱勃朗特曾经为德军翻译，充当带路党。
十月革命爆发后，莱勃朗特逃亡德国继续学业。1927年莱勃朗特获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为19世纪早期施瓦本人向俄罗斯的移民运动，施瓦本人是聚居在德国西南部和瑞士的，在历史上曾经在日耳曼各氏族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支，莱勃朗特的祖父是移民运动的领袖，因此帝国的东方对莱勃朗特来说乃是念慈在兹之处。
取得博士学位之后，莱勃朗特即开始游历世界，他去了英法，又听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妇女领袖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 1857 - 1933）的建议去了苏联，而去美国则是在与纳粹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成行的。莱勃朗特的东部移民家庭背景，使得他对主张东扩获取生存空间的纳粹党有天然的亲近感。莱勃朗特在求学期间已经与纳粹组织十分接近，1933年入党以后，因家庭背景，学养见识更使他在党内鹤立鸡群。
莱勃朗特入党后即进入纳粹党对外政治部（Außenpolitisches Amt der NSDAP，缩写APA）分管东方事务。纳粹德国的官僚体制因其专制性和随意性被弄得相当复杂，党务政务系统叠床架屋，各机构之间互相钳制互相倾軋。莱勃朗特所属的党对外政治部的首脑为党内意识形态“教皇”，帝国领袖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senberg 1893 - 1946）。罗森贝格的对外政治部权限极大，除了掌控意识形态，因为所谓防御国际犹太人和国际布尔什维克阴谋的需要，还涵盖外联领域，因此与主管宣传的戈培尔和外交掌门人里宾特罗甫等人龃龉不断，各方争相在希特勒面前告状邀宠，元首对制约或平衡这种内卷则显得相当享受。在罗森贝格系统中，莱勃朗特被誉为仅次于罗森贝格的坚决反苏反俄推行帝国东扩战略的“思想先行者”（Vordenker），而在与之作对互掐的戈培尔阵营中混江湖的，则必须特别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任何时候都泾渭分明，不与“对外政治部的莱勃朗特博士”合作。
1938年根据反苏斗争需要，罗森贝格提议莱勃朗特主持推出了关于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系列丛书，重点为罗森贝格所著《俄罗斯的瘟疫》（Pest in Russland）简写本和莱勃朗特所著《莫斯科对欧洲的征伐》（Moskaus Aufmarsch gegen Europa）。莱勃朗特在书中一方面污蔑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本质植根于亚细亚游牧民族，对领土有着本能的无穷占有欲，另一方面诋毁苏联的与帝国主义理念相结合的新意识形态（大致相近于我们提出的“社会帝国主义”概念）是国际犹太人的阴谋。面对“低等人种”（Untermenschen）的入侵威胁，莱勃朗特狂妄地认为德国应该义不容辞为欧洲文化站岗放哨。
有鉴于此，1941年4月11日，纳粹为入侵苏俄紧锣密鼓准备之际，希特勒委托罗森贝格建立了“帝国东部占领领土部”（RMfdbO），负责对德国攻入苏俄后所占领土的治理。莱勃朗特领导该部最重要的负责处理政治事务的部门。建部伊始，因为害怕引起正在和德国处于蜜月期的苏俄警觉，纳粹对外宣称该部是负责处理“异族”（Fremde Volkstümer）事务的，而事实上 RMfdbO 将要管辖的是德军计划攻占的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高加索和整个苏联。
1943年莱勃朗特突然辞去党政职务，转而进入德国海军建制，因此当1945年战争结束后，莱勃朗特尽管曾被盟军拘禁，并在纽伦堡“威廉大街案”审判（Wilhelmstraßen-Prozess，对纳粹德国外交人员参与战争罪行的专案审理）出庭作证，其本人则没有遭到法律清算。
据他本人声称，当他知悉纳粹种族灭绝计划时曾明确对罗森贝格表示自己不会参与如此疯狂的行为。1955年作为时任联邦总理阿登纳的东方问题顾问，莱勃朗特参与了解救尚在苏联服苦役的最后一批德国战俘工作，之后则进入私企担任高管。
10 马丁·路德
（Martin Franz Julius Luther 1895 - 1945）
外交部副国务秘书（Unterstaatssekretär im Auswärtigen Amt），曾任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罗甫的顾问。这位与反犹的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同名的大屠杀参与者的经历和下场在纳粹精英圈里是一个异类。与万湖会议参加者中的那些博士们相比，马丁·路德的学历则显得寒酸。他进了高级文理中学（Gymnasium），但没有参加毕业考试（Abitur）。一战爆发以后，马丁·路德自愿参军，在一个铁路运输军事单位服役，战争接近尾声时被授予少尉军衔。
战后马丁·路德利用战时积攒下来的资源和人脉成立了一个搬场公司，主要业务是帮人搬家。1933年3月1日路德加入纳粹党，在柏林达勒姆区（Dahlem）冲锋队部办事。时值希特勒已经掌权加上国会纵火案已经发生，因此不排除路德入党动机不纯的可能。路德因为成功经营过公司，在屌丝居多的党内很快就成了经济专家，得以结识炙手可热的冯·里宾特罗甫，并加入了里宾特罗甫团队。1936年里宾特罗甫奉调驻英国大使，路德为其操持从柏林向伦敦搬家事务并受其委托装修德国驻英国大使馆。里宾特罗甫升任外交部长后，即将路德调入外交部负责宣传并协调与党内各部门特别是强力机构如党卫军和保安总局（SS und SD，均属希姆莱的势力范围）的关系。从党内派系划分来讲，路德不仅属于妥妥的里（宾特罗甫）派，而且是派中大佬。1941年路德升任外交部“部长级”副国务秘书，正式享受部级待遇。
在犹太人问题上，路德的立场鲜明，并积极外交协调强力部门在已占领或未占领的仆从国家驱逐犹太人。1941年12月，在万湖会议召开之前，路德在一次会议报告中说：“必须利用这次战争的机会彻底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路德是作为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cäcker 1882 - 1951，1949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威廉大街案审判”中被判刑7年，后减为5年，八十年代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之父）的代表出席万湖会议的，在会议上路德代表外交部明确表示了对“最终解决方案”的支持。
1942年路德被擢升为冲锋队准将（SA-Brigadeführer），这一升迁多少显得古怪，路德在外交部的权势已经相当强大，一个冲锋队准将的头衔最多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装饰，没有实质性意义，况且1934年“长刀之夜”罗姆等人被杀害后，冲锋队被完全边缘化，成为党卫军的附庸，几乎只是一个兵源组织。因此这一升迁可能暴露了路德和里（宾特罗甫）派竞争对手的希（姆莱）派的勾兑，引起了里宾特罗甫的警惕。不久里宾特罗甫即指责路德在处理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犹太人问题上越权并擅自与希派的党卫军和保安总局合作，而路德在党卫军外国情报首脑瓦尔特·舒伦堡（Walter Schellenberg 1910 - 1952，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都读过《舒伦堡回忆录》）的鼓唆下，给希姆莱本人写了一份材料，指称里宾特罗甫精神不正常，不能履行外长职责，必须为德国被引入两面夹击的死胡同的国际困境负责，希望通过希姆莱对希特勒施加影响，撤掉里宾特罗甫的外交部长一职，此即后世所说的“外交部政变”事件。
1943年2月，在希特勒表态偏袒里宾特罗甫后，路德被逮捕，他领导的外交部D部门亦被取消。路德被捕伊始，曾受到参加万湖会议的盖世太保首脑海因里希·缪勒的审讯，之后被关进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4年6月5日，希姆莱写信通知帝国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腾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称路德夫人给希特勒写信“告御状”，请求元首本人亲自出面改善路德的囚禁条件，希特勒将此信批复给了希姆莱，希姆莱遂决定将路德迁到集中营边沿处的一栋独立房里去优待，路德夫人也被准许一同居住。
战争结束时，路德死于已经被苏军占领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死因据说是心脏病突发。由马丁·路德为主角的“外交部政变”的实际脉络迄今为止仍然扑朔迷离，一般认为是马丁·路德觊觎外交部长一职所致，新近的研究有发现，是舒伦堡本人对部长职位有想法，才挑唆路德搞事。后舒伦堡发现风头不对，遂始乱终弃，终对路德落井下石。且不论“外交部政变”的是非曲直，路德的落难歪打正着，给历史留下了万湖会议唯一的一份会议发言记录，成为纳粹有组织有预谋进行种族屠杀的书面证据。
万湖会议结束时，艾希曼根据海德里希的指示，复制了30份会议发言记录，每份均有编号，盖有“帝国机密件！”（Geheime Reichessache！）保密章，定向分发给与会者及其所属部门。战后被发现的唯一一份复制件是分发给马丁·路德的编号第16的文件，其余29份复制件均已被销毁。路德的复制件被盟军查获的过程充满戏剧性：1943年2月，“外交部政变”失败，路德被捕，他领导的外交部D部门也被撤销，D部门所有的文件档案包括万湖会议记录稿均被封存，因而避免了在战争末期被销毁。
战后，美军先在马尔堡（Marburg）宫殿中发现了这批档案，1946年全部档案被运到柏林存放并进行缩微复制，1947年美军检察方在准备“威廉大街案审判”（Wilhelmstraßem-Prozess，对纳粹外交系统战争罪犯的审判）公诉材料时首次注意到了这份记录，而在1945年对戈林里宾特罗甫等纳粹首犯的纽伦堡审判时公诉方并不知晓万湖会议详情，只是根据查获的一份对奥托·霍夫曼的邀请书约略掌握曾经在柏林万湖举行过一次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会议。因此可以说马丁·路德的“政变”无心插柳，为坐实纳粹系统屠犹罪行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11 阿尔弗里特·迈耶博士
（Dr. Alfred Meyer 1891 - 1945）
“帝国东部占领领土部”国务秘书，北威斯特法伦大区党领袖（Staatssekretär im Reichsministerium für die besetzten Ostgebiete，Gauleiter Westfalen-Nord）。出身小官吏家庭，父亲为普鲁士政府驻哥廷根城建局公务员。迈耶1925年结婚，夫人原为一钢琴家，婚后放弃艺术事业，相夫教女，两人育有四个女儿。迈耶本人高中毕业后即从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色，擢升至营长，获颁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
不走运的是，迈耶于1917年4月被法军俘虏，在战俘营里呆到1920年，获释以后，德军规模因为《凡尔赛条约》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僧多粥少，迈耶被迫以上尉衔退伍。在战后萧条时期，已入而立之年的迈耶励志不辍，以工读形式，辗转于洛桑，波恩等地，攻读法学，政治学和国民经济学。迈耶1922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屈就”一矿场的法务管理员。1928年迈耶在纳粹党事业低潮时期入党，1930年为纳粹党赢得北威选区选战，并作为纳粹党议员进入帝国议会。次年出任首府驻明斯特的北威斯特法伦大区党领袖。在纳粹高层派系中，迈耶和乔治·莱布朗特博士同属罗森贝格派。1941年4月迈耶被正式任命为罗森贝格的“常务代表”，同年7月受命领导罗森贝格秘密组建的“帝国东部占领领土部”（RMfdbO），出任国务秘书，并具体负责政治，行政和经济三个要害部门，因而也深深卷入了纳粹在东部占领地区的战争罪行。
除了深受罗森贝格信任，迈耶担任的北威大区党领袖一职也使得他与希特勒走得很近。“大区党领袖”（Gauleiter）在纳粹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中仅次于希特勒（Führer）和“帝国领袖”（Reichsleiter，如希姆莱，马丁·鲍曼，罗森贝格等人），须由希特勒亲自任命，多为曾跟随希特勒打江山与之共患难的党内老干部。1945年4月11日，眼见大势已去，自感无力回天的迈耶在黑森的奥登多夫（Oldendorf）自杀。
阿尔弗里特·迈耶博士
迈耶博士（前右）与帝国领袖罗森贝格（中着大衣者）
大区党领袖迈耶博士（右）与希特勒
12 海因里希·缪勒
（Heinrich Müller 1900 - 1945）
党卫军中将（SS-Gruppenführer，相对应建制军衔为中将），帝国保安总局4局（盖世太保局）局长（Leiter des Amtes IV (Gestapo)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缪勒出生于慕尼黑一天主教家庭，父亲为警官。
缪勒从小有志于飞行，因此早早进入技校学习飞机机械。17岁时以志愿兵身份加入巴伐利亚空军参战，作为飞行员表现出色，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1919年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军队大规模缩编，空军则被取消，缪勒黯然离开军队。复员后的缪勒在慕尼黑警察局做辅警，很快就显示了他在维稳方面的非凡能力，不断得到擢升并组建了巴伐利亚警察局四处即政治警察处，主要任务是与德国共产党人为敌。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接管了巴伐利亚警察系统，缪勒接掌重新组建的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局，任务是“打击全巴伐利亚的与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不合者”。1934年，希姆莱奉调柏林担任国家秘密警察局长（盖世太保前身），缪勒春风得意马蹄疾，也跟着去了柏林，先后负责在全国范围整治“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及其附庸活动”和“信仰团体，犹太人，共济会，移民等”。
缪勒本人吹嘘是他策划组织了被希特勒作为入侵波兰借口的“波军攻击格莱维茨（Gleiwitz）电台事件”，虚实不论，缪勒升任盖世太保首脑确实是在德军入侵波兰一个月之后。从1939年9月开始，缪勒下达了无数“特别处理”（Sonderbehandlung）命令，系统杀害党的政治对手。1945年4月5日，在慕尼黑啤酒馆放置炸弹行刺希特勒未遂的乔治·埃尔瑟在达豪集中营被杀害就是缪勒直接下令。作为盖世太保首脑，缪勒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想必他本人也很清楚自己难逃战后的清算。1945年5月1日或2日，即希特勒自杀一两天后，缪勒曾在帝国总理府出现过，这是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之后便踪迹杳然。
因为缪勒的身份，盟军对他的失踪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围绕着对缪勒行踪的调查，阴谋论应运而生：一种说法为缪勒在柏林陷落时，飞去了瑞士，再转道南美，其间与美国情报部门勾兑，后为美方工作；另一说是缪勒早就是苏联间谍，战争期间一直和苏方有电台联系，柏林被苏军围困时缪勒落入苏军手中。苏联说的始作俑者是党卫军外国情报首脑瓦尔特·舒伦堡。纳粹时期，舒伦堡和缪勒均受到希姆莱赏识，两人因此成了激烈的竞争对手，很可能为了拱倒缪勒，年少气盛的舒伦堡利用他掌控的情报优势栽赃缪勒。战后舒伦堡在被美军情报人员审讯时仍然坚持缪勒是苏联间谍而且还在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至死没有松口。
与对其他的战犯不同，美军在战后是相当认真搜捕缪勒的，1947年甚至把缪勒在铁路工作的女友的家都抄了，终究没有找到缪勒仍然在世的证据。
缪勒1924年结婚，1927和1936年相继得一子一女，但是后来的第三个孩子为唐氏综合症患者，这使缪勒遭到沉重打击。在纳粹意识形态中，优生学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家中出现智障或先天残疾人员，整个家庭都会被人另眼相看，仕途信誉都会被波及。第三个孩子出生后，缪勒即与妻子分手，转而与一位铁路部门女职员同居。根据1998年美国国会关于解密纳粹战犯档案的法令，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年向社会开放了缪勒的材料，从中基本可以断定缪勒已经于1945年5月初死于柏林围城（法律死亡日期为1945年5月1日）。特别让人倍觉诡异的是，缪勒极有可能被埋在柏林大汉堡街（Große Hamburger Straße）一处靠近当年帝国航空部的乱葬坑里，而乱葬坑所在部位居然是1943年被盖世太保捣毁的犹太公墓！
海因里希·缪勒
德军占领挪威后，缪勒（前排左）陪同海德里希（前排中）参观奥地利一处战争阵亡者公墓
13 埃里希·纽曼
（Erich Neumann 1892 - 1951）
“四年计划公署”国务秘书（Staatssekretär im Amt des Beauftragten für den Vierjahresplan）。出生于现勃兰登堡州近波兰边境的一新教工厂主家庭。纽曼大学求学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遂投笔从戎，1917年以中尉衔退伍。1920年后进入普鲁士政府部门任职，成为公务员。纽曼1933年5月入党，次年加入党卫军。1935年纽曼因其专业知识和管理才能受到主管经济的赫尔曼·戈林赏识，被后者网罗进“戈（林）派”，次年进入戈林主管的“四年计划公署”，任分管外汇的小组长，后升任国务秘书，成了公署的实际掌门人。
戈林的“四年计划公署”是纳粹任性随意治理国家的一个典型产物：1936年8月，上台将进入第四年的希特勒以小纸条的形式写下了一些“随想”（Denkschrift），首先给当时关系还相当热络的“接班人”戈林传阅。希特勒“随想”的重点是认为与苏俄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之内强大到能够打仗，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之内发展到能够支撑征服苏俄的战争。闹腾不嫌事大的戈林立刻把小纸条弄到内阁会议上去朗读，声称根据领袖的英明随想，应该成立一个超级部门，领导四年计划的实施，不言而喻戈林本人应该是实施四年计划的领导人。同年10月开战斗机出身的戈林如愿成为凌驾于帝国其他部门之上的超级机构“四年计划公署”首脑。戈林在他的普鲁士政府国务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公署”，取代了有帝国“经济起飞之父”之誉的哈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执掌的帝国经济部职能。德国是一个资源和能源严重匮乏的国家，如果要发动战争，势必面临全球制裁和禁运，因此首先要做到资源能源自给自足（Autarkie）。“四年计划”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仅仅两三年内的确为德国创造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物质条件，若论治国理政，喜好穿红戴绿，才德俱缺的胖子戈林是不可能胜任的，在其中真正起作用的就是纽曼这类专家。
事实上，自1942年起，对戈林失去信任和耐心的希特勒将军备生产的领导权交给了他的建筑师朋友阿尔伯特·斯皮尔，大权旁落的戈林及其四年计划公署亦被边缘化。1942年1月20日，因四年计划公署主管战时生产，纽曼代表戈林和四年计划公署出席万湖会议，协商对大量犹太奴工的处理方案。万湖会议后，纽曼出任德国钾盐辛迪加总裁，因而淡出政界，钾盐也是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战后纽曼被盟军在上乌尔瑟（Oberursel）的“国王营”羁押，1947年，马丁·路德的万湖会议记录被美方发现，为此美方检察人员专门讯问了纽曼，然而纽曼矢口否认，称对万湖会议闻所未闻，他既没有去过万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最终解决方案”。当美方人员提醒纽曼在柏林达勒姆区居住的豪宅是被没收的犹太人财产时，纽曼坚称他只知道这是一个已经空关了两年的物产，与犹太人有没有关系他不感兴趣。1948年埃里希·纽曼因病获释，1951年，纽曼病逝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北麓美丽的冬奥小城加尔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
埃里希·纽曼
14 卡尔·埃伯哈特·舍加尔特博士（Dr. Karl Eberhard Schöngarth 1903 - 1946）
党卫军少将（SS-Brigadeführer 相对应建制军衔为少将），少将警衔。在多特蒙特等地任盖世太保首脑，曾在加利西亚（今属波兰）任特遣队队长和在波兰，荷兰占领区任安全部门首脑。舍加尔特出生于埃尔福特一保守家庭，父亲为当地一啤酒厂厂长。舍内加特1935年结婚，婚后生有二子。受家庭影响，舍加尔特立场右翼，1920年还是中学生时就加入了图林根自由军团（Freikorp），参加卡普政变。
之后又回学校继续求学，完成高考（Abitur）。1922年入党（党证号码为43870）的同时加入冲锋队，属于纳粹党的早期党员。1923年11月的啤酒馆政变发生时，舍加尔特并不在慕尼黑现场，但还是因为参与“叛国”阴谋被捕。1924年，魏玛共和国进入经济复苏阶段，社会发展亦渐趋稳定，舍尔加特个人的表现也相应消停。他与党的关系渐趋疏远，埋头读书，1929年获莱比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同时在各地法院实习，1932年通过国家法官从业大考。1933年纳粹上台后舍内加特履行了重新入党手续（党证号码：2848857）并加入党卫军。如果纳粹党掌权没有发生，舍内加特大概率会成为一位立场偏右翼的法官，如今党证在手，脱党的历史问题看来没有影响舍内加特在新形势下的仕途，仅仅几个月内，法学博士舍内加特即被擢升为埃尔福特邮政局长。1935年，舍内加特复又转行盖世太保，相继在多特蒙特，明斯特，德累斯顿等地担任地方盖世太保首脑。1941年舍内加特任被占领波兰的总督辖区（Generalgouvernement）的安全首脑。
在德军入侵苏俄时，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组成了“特遣队”，专事在进攻部队之后捕杀犹太人。在舍内加特的策划下，海德里希建立了独立的加利西亚（Galizien）特遣队，由舍内加特统领，特别以残忍嗜杀著称。按照舍内加特当时在盖世太保的级别，撑破了天也就是个正处/副厅局级干部，是没有资格出席高级别的万湖会议的，而他之所以能够跻身其间，除了传说中的党卫军系统中的内斗，更多的是海德里希认为舍内加特在特遣队的杀人实践可以为“最终解决方案”提供经验。在万湖会议之后，舍内加特曾进入武装党卫军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作战。
1944年6月1日舍内加特升任帝国驻荷兰专员，时值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在荷兰反抗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也非常活跃。舍内加特走马上任即使用异常严酷的手段对之镇压。同年8月，根据舍内加特的命令，450名被拘押的荷兰抵抗运动人士被处决。舍内加特要求对荷兰人的任何非法集会或聚集必须直接炸毁场所，击毙参与者，不留活口。
1945年3月，战争已近尾声，舍内加特因为他的上司汉斯·劳特（Hans Raute）被荷兰抵抗组织刺杀，作为报复，一次杀害了263名荷兰平民。战后舍内加特被英军捕获，因于1944年参与杀害一名英军飞行员被判处死刑，1946年5月在童话捕鼠人之城哈默尔恩（Hameln）被著名的英国刽子手阿尔伯特·皮尔平特（Albert Pierrepoint）行刑绞死。
卡尔·舍加尔特博士
15 威廉·施图卡特博士
（Dr. Wilhelm Stuckart 1902 - 1953）
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Staatssekretär im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n），党卫军上将（SS-Obergruppenführer，相对应建制军衔为上将）。出生于威斯巴登一铁路职员家庭，高中毕业以后，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律。施图卡特于1932年结婚，生有四个儿子。
中学时曾经是右翼民族人民党（DNVP）在当地的青年组织小头头。施图卡特自称其已经于1922年加入了纳粹党（1923年以后因为啤酒馆政变纳粹党被禁），但口说无凭，1932年施图卡特重新履行了入党手续（党证号码为第1033214）。从党证号码的大小可以看出党员在党的时间，对党员的仕途升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施图卡特对自己党证上排列在一百万以后的号码自然耿耿于怀，特别是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后，党龄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为此法学博士施图卡特启动了一个诉讼程序，要求法院将他于1930年入党的母亲的党龄转到他的名下，理由大致是儿子当时作为公务员不方便参加党派，不得已只能让老妈代表他入党，可谓妈身在党，儿子心在党。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施图卡特居然赢得了官司，他的党证号码因此得以前进至第378144。党证号码前进之后，凭借着法学博士的光环，施图卡特就此在党内顺风顺水青云直上。1933年施图卡特被戈林延揽入伙，先在普鲁士后在帝国内政部担任一局即“宪法和立法”局局长。
在犹太人问题上，施图卡特参与了几乎所有邪恶法律法规的制定，使得犹太人被歧视，驱赶，剥夺财产，剥夺生育权等恶行均有法可依。在纳粹对外扩张侵略方面，兼并奥地利，占领苏台德地区以外的捷克剩余领土，在被占领波兰建立行政管理机构的法令法规也都是出自施图卡特之手。施图卡特在纳粹精英中属于具有战略前瞻的专家，当欧战各方还在杀得难解难分之际，施图卡特居然弄出了一套德国取得战争胜利后如何管理欧洲的“国家社会主义欧洲计划”（nationalsozialistische Europaplänen）。施图卡特还是纳粹时期最重要的关于所谓生存空间理论和实践的杂志《帝国的民族规则-生存空间》（Reichsvolksordnung - Lebensraum）的出版人之一。
作为内政部代表，施图卡特出席了万湖会议，身为几乎所有排犹法律的始作俑者，爱护羽毛的施图卡特对海德里希所领导的党卫军系统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确是有些看法的，在他的眼里，虐杀犹太人无可厚非，但必须有法可循。在关于如何处置犹太“混血”族群的问题上，施图卡特认为没必要采取高成本的驱逐措施，而是应该对之强制绝育。战后施图卡特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称，他提出对犹太“混血”族群采取绝育措施，其真实意图是要对他们提供保护，因为他很清楚在战争环境下，大规模绝育是不可能实施的。1944年施图卡特被兼任帝国内政部长的希姆莱授予党卫军上将军衔（Obergruppenführer），此为党卫军系统内仅次于希姆莱的最高军衔。希特勒自杀之后，施图卡特进入邓尼茨在北德的“后主朝廷”政府，终于当上了孜孜以求的内政部长，三个星期后，与邓尼茨斯皮尔等人一起被英军拘捕。1947年，施图卡特在纽伦堡“威廉大街案”中因犯有战争罪被盟军起诉，194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折抵羁押时间，得以释放。在其后的“非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程序中，施图卡特被定性为“共犯”级别（Mitläufer），罚款500马克。1953年施图卡特遭遇车祸去世。
威廉·施图卡特博士
16 茵格博格·维勒曼/瓦格纳
（Ingeburg Werlemann/Wagner 1919 - 2010）
艾希曼的秘书，速记员，万湖会议在场的唯一女性，因为不是正式被邀请的与会者，在大多数记述万湖会议的文件中维勒曼的名字多有缺失，因此维勒曼亦往往被戏称为“隐身的第16个人”。维勒曼出生于柏林，1934年15岁开始相继加入纳粹的少女团，工会等群众组织，1938年入党。
维勒曼在完成秘书和速记职业培训后，1940年开始在艾希曼位于柏林选帝侯大街116号的帝国保安总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 IV B 4部门工作。根据战后部门同事们的证词，维勒曼是一位坚定的纳粹理念信奉者，因此，维勒曼被指定为绝密的万湖会议服务应该并非偶然。
1944年6月，维勒曼与国防军军官海因茨·瓦格纳（Heinz Wagner）成婚。在纳粹时期，婚姻并不仅仅是个人事务，而是要经过组织上一系列的审批审察手续，除了双方都必须出示帝国种族和定居总局出具的种族无瑕疵鉴定书外，还需要各自工作单位出具的工作和品行情况证明。维勒曼在艾希曼部门工作的所有材料都已经在战争末期被销毁，有趣的是，在柏林婚姻登记处还保存了一份艾希曼部门对维勒曼的“工作绩效证明”（Dienstleistungszeugnis）：“维勒曼小姐自1940年3月在帝国保安总局任文员秘书。维小姐因为其无可指摘的工作绩效和能力从1940年底开始得以在部门前厅工作（大致是电影里常见的坐在老板办公室前厅的女秘书，受到老板信任，一般老板的日程以及见谁不见谁都是由这类女秘书决定的）。
维勒曼小姐处理公务敏捷可靠，她的领导完全满意她的干净利落的作风，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维小姐在工作和业余时间时表现出的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得体的举止。维小姐的平和的心态和沉稳的性格使她成为部门中最杰出的员工。”1945年2月因为柏林的局势日趋紧张，维勒曼随艾希曼部门迁往布拉格。布拉格被盟军解放之后，维勒曼曾短暂被捕，后与其母亲一起偷越德捷边境，经德累斯顿潜回柏林（苏军占领区）。维勒曼回到柏林后即被苏军逮捕，不久又被释放。1945年9月维勒曼复被苏联内务部（NKWD）逮捕，在苏军建立的“特别营地”（Speziallager）辗转关押。维勒曼在被拘押在7号“特别营地”，即原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结识了同为难友的女摄影家凯特·魏斯（Käthe Werth）。魏斯曾为国防军海外谍报机构工作，因而被苏军羁押。
1948年8月，德国苏占区宣布完成了“非纳粹化”，维勒曼被释放后立刻与瓦格纳离婚，并恢复了自己的娘家姓氏维勒曼。维勒曼被苏军拘捕的原因并不是她和万湖会议的特殊关系，而只是由于其帝国保安总局秘书的身份，在这个时间段盟军尚不清楚万湖会议的性质。维勒曼获释伊始与她的母亲住在东柏林，1951年逃亡西德，投奔已在波恩的魏斯，从此两人不离不弃，共同生活近60年。
八十年代两人迁居阿尔卑斯山加尔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在这个极为美丽的冬奥小城两人白头偕老，相继于2009和2010年离世。2001年，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同性）同居法案，维勒曼与魏斯遂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同居伙伴。同性关系当然是绝对违背纳粹的法律道德规范的，而维勒曼则对人宣称，她和魏斯的同居关系只是由于税务原因才缔结的。
自维勒曼离开东德之后，她和万湖会议的关系并没有被法律追究，根据记录，在她作为证人在不同的对纳粹罪行审判中出庭时，至少有七次被公诉方或原告方问及她本人和万湖会议的关系，唯有在1962年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出庭作证时，没有心理准备的维勒曼被检察官突然发问，猝不及防，承认了她在场的事实并为艾希曼写了“秘密的东西”（Geheimsachen），而在之后所有的询问中，回过神来的维勒曼均直接或间接否认了她曾经有过为万湖会议作速记服务的经历。
茵格博格·维勒曼
维勒曼与凯特·魏斯在阿尔卑斯山中
1985年5月8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联邦议会发表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40周年纪念演讲。魏茨泽克称记忆文化属于犹太民族的信仰，他引用了一句犹太谚语：选择遗忘会延续流亡，得救的秘密在于不可遗忘。“人们的犯罪，有被发现的，也有仍然被隐瞒的。对自己的犯罪，有承认的，也有狡辩抵赖的。然而，若要对过去闭上双眼，将同样不能正视现在。谁不愿意记住那些非人的罪行，谁就可能重新犯罪。从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领教了人能够干出什么样的事来。因此，我们不应当对自己产生幻觉，似乎我们已经改变，变成了更好的人。对任何人或任何国家来讲，都不可能达到终极的道德圆满！作为人，我们学会汲取教训，同样作为人，我们仍然可能重走危途。”仔细回味魏茨泽克的这段演讲，人们也许能够明白，为什么事过八旬在德国人们还在如此认真地重现“万湖会议”，还在如此高声地向全世界讲述自己先辈犯下的那些不可示人的可怕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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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小平，５０年代生人，自１９８８年在德国学习生活，现居汉堡、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