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年代的辉煌与脆弱 | 青年维也纳
美好年代的辉煌与脆弱
作者：威廉·夏伊勒
“其他国家也许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冶炼钢铁、生产动力、制造商品，在完成这些工作时表现出更强的国民纪律性，鼓励企业间进行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和更为舒适的生活。然而，法国人并不过于看重这些被其他国家视为证明‘进步’的东西。” 本文摘自《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全文6000字，可在一刻钟内读完。
尽管政治局面混乱，尽管无力或无意解决其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而跟上其他西方大国飞快的工业发展速度，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前夕，第三共和国治下的法兰西仍然有一些辉煌的成就值得回顾。在精神领域里，法国的成就光彩夺目。即使在更为平凡的领域里，它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值得重视的。实际上，后来法国人在回顾一九一四年之前的那个历史时期时，总是将其称为“美好的年代”（la belle époque）。
一般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在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四年期间，国民总收入翻了将近一番，工业产值增长了两倍，外国投资增加了六倍。在萧条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曾经下跌了百分之四十的物价，到一九一四年时总体上已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实际工资水平同时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对外贸易额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五。新修公路约十二万五千英里，使法国拥有了欧洲最好的汽车道路交通网，而汽车刚刚开始普及。法国是最先制造汽车的国家，一九一三年生产汽车四万五千辆，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新修铁路约五万六千英里；对旧的港口进行了加深和扩建，以满足新型远洋巨轮和战列舰停泊的需要，并且在勒阿弗尔和圣纳泽尔新建了两个大型港口。
美好年代巴黎的出租车
在钢铁工业使一个现代国家成为工业和军事强国的新时代，法国也是这一十分重要领域里的一个生产大国。由于德国地质学家一八七一年的工作失误——这一失误导致德国政府为将所有已知铁矿包括在内而划定了刚刚吞并的洛林地区的边界——法国人拥有了位于布里埃附近的正好在其被缩小了的国境之内的欧洲最大的铁矿。由于含硫量过高，法属洛林地区的铁矿最初无法开采，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冶炼法的发明，迅速奠定了法国作为一个钢铁工业大国的基础。到一九一四年，法属洛林地区的二十家钢铁厂生产着占全国产量三分之二的生铁和粗钢，法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据估计，其铁矿石储量接近世界可开采量的五分之一。
即使在虽然土地肥沃但却长期处于低效落后状态的农业方面，法国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农业年产值从一八六〇年的六十亿法郎提高到一九一三年的一百一十亿法郎。我们已经知道，法国生产本国食物消耗量的百分之九十。在小麦出口方面，它排在美国和俄国之后居第三位；葡萄酒的海外销量理所当然地名列世界前茅。
除了本土的丰富资源之外，法国还拥有庞大的新殖民帝国的丰富资源。这一殖民帝国是由朱尔·费里和一大批充满活力的文武官员以及商业冒险家在国人和国民议会几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拓的。法国人从来不像英国人那样热衷于殖民扩张。社会党人反对殖民扩张，而控制着政府的激进党人则几乎不能容忍殖民扩张。法国突然发现自己在北非、中非和亚洲（法国在亚洲征服了印度支那）拥有了一个幅员和人口仅次于英国殖民地的殖民帝国。殖民地为执行征服任务的少量军人提供了国内所没有的用武之地，同时也为军方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恢复其因一八七〇年的战败和处理德雷福斯事件失当而丧失的部分威信。教会同样热衷于参与殖民征服活动，因为这些殖民征服活动为传教士提供了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广阔新天地。法国人逐渐开始意识到，拥有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使法国更像世界强国——在这方面，法国已经远远地走在嫉恨法国的德国的前头。在经济上，新的殖民地不仅为法国开拓了新的原料来源，而且为法国商品以及诸如铁路和港口建造之类的企业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此时，对新近征服的属地的出口占全国出口量的大约百分之十三，国外投资占百分之十。与这些殖民地的年贸易额从一八七九年的三点五亿法郎提高到一九一三年的二十亿法郎。
1900年巴黎世博会
但是，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先进国家的是其在艺术和文学以及生活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或者说，就此而言，法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巴黎以其无与伦比的美妙广博、以其高雅精深的文化氛围，成为西方世界的现代雅典。它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来自法国各省和世界各地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艺术家，甚至还有哲学家；吸引了随之而来的欣赏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创造力以及这座光明之城的生活方式的大批人群。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具有如此适于陶冶心灵的环境吗？——伦敦或者柏林肯定没有，纽约也没有，甚至罗马都没有。“除了巴黎，”尼采宣称，“欧洲没有艺术家的故乡。”就连许多美国人，包括一些并非艺术家的美国人亦有同感，即使并不总是就艺术或者生活艺术而言，他们也都赞成一位已被遗忘了的同胞所说过的话：“有教养的美国人就是死了也要去巴黎。”
在第三共和国的最初三十年，三个人曾经对法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奥古斯特·孔德以其实证主义哲学，埃内斯特·勒南以其起源于法国哲学固有传统的深奥的怀疑论，伊波利特·泰纳则以其对笛卡儿哲学中逻辑和自明观念的强调。这三个人全都抛弃了十九世纪前几十年所流行的、由维克托·雨果的杰作使其在文学方面达到顶峰的浪漫主义。他们满怀新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随着科学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而在十九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流行于西方世界，并且反过来导致人们产生了某种近乎偏执的观念，认为探索人生奥秘的关键在于发现那些赤裸裸的、枯燥的、可以确认的事实。埃米尔·左拉在其一系列拥有广泛读者的自然主义小说中坚持新的科学的理性主义。其小说读者之众几乎与左拉不相上下的阿纳托尔·法朗士则以一种近乎古典散文的文体写作，用高雅优美的语言讽刺法国资产阶级及其虚夸的政治军事领导人的怪癖恶习，反映了伏尔泰和勒南的怀疑主义。在他们之前还有福楼拜。福楼拜最令人难忘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在帝国时期已经出版，而其最后一部作品、未完成的《布瓦尔和佩库谢》则在他去世一年之后于一八八一年出版。在这两部作品中，福楼拜以一种具有强大震撼力的客观自然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外省资产阶级生活的伪善和精神空虚。
左拉为德雷福斯仗义执言的 《我控诉！》
诚然，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在文学领域并没有出现像巴尔扎克和司汤达那样了不起的小说家——要想了解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人的生活，非读这两位天才作家的作品不可；也没有出现像波德莱尔那样的天才诗人或者像圣伯夫那样尖锐深刻的文学批评家。但是，在其他任何国家大概都没有见过涌现出这么多如此优秀并且得到广泛阅读的作家：福楼拜、左拉、阿纳托尔·法朗士、阿方斯·都德、保罗·布尔热、莫里斯·巴雷斯、龚古尔兄弟和短篇小说家莫泊桑。在所有这些作家中，最伟大的作家当属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在战争前夕（一九一三年）自费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他在现代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将无与伦比。在美国几乎不为人知的巴雷斯，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人们可以从他的著作和经历中发现第三共和国生活和思想的所有矛盾。他是一位变成保王党人宠儿的共和派人士，一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右派，一个支持教会的不信上帝的人。
这一时期法国也有自己的诗人：三位象征派诗人兰波、马拉梅、魏尔兰以及稍后的贝玑、克洛岱尔、瓦莱里和阿波利奈尔。在绘画方面，由于印象派以及随后突然出现的另一些流派，实际上进行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只须提到几位画家的名字：莫奈、马奈、德加、塞尚、雷诺阿、梵高、毕加索、德朗、马蒂斯。这些名字使人想起最古老、最伟大的艺术之一在法国的一段全盛时期。在雕塑方面，因为有了奥古斯特·罗丹，也是一片繁荣景象。
在哲学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柏格森对军事思想的影响；但是，在战前的十年时间里，柏格森的哲学对作家、艺术家和教育学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他成为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家，否认实证主义、唯理论和理性作为生活中的重要力量的价值。他出版于一九〇六年的著作《创造进化论》影响巨大，强调直觉和非理性作为人的创造力源泉的头等重要性，强调生命冲动（élan vital）作为人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的头等重要性。诗人和画家很快就将这种观点运用到他们的创作中。这种观点引导了索雷尔，引导了普鲁斯特，也引导了弗洛伊德。但是，在柏格森死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巴黎），柏格森主义并没有长期存在下去。同时，有些评论家尽管赞美柏格森思想的独创性和挑战性以及他在表达这些思想时所具有的说服力，但是，他们认为柏格森主义有许多缺陷，而这些缺陷部分是由于他对历史的无知造成的。
柏格森的理论给普鲁斯特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灵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三共和国治下的几十年，尽管为大学筹资并管理大学的中央政府在为法国科学家从事研究提供合适的实验室方面所表现的疏忽怠慢（例如，巴斯德和居里夫妇不得不在最简陋的临时代用实验室里进行他们的早期实验）令人愤慨，科学事业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批杰出人物涌现出来，在科学领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亨利·庞加莱在数学领域，马塞兰·贝特洛在化学领域，亨利·贝克雷尔（他于一八九六年发现了铀盐的放射性，从而将人类带进了核时代）与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夫妇（他们发现了镭）在物理和化学领域，巴斯德在医学领域以及弗洛伊德的良师益友让·沙尔科在精神病理学领域。
维克托·雨果宣称：“文学就是文明本身。”法国人对此表示赞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作家（和艺术家）能够得到如此显赫的地位，其作品受到如此广泛的尊重。作家不仅比政治家受欢迎（法国实业家从来没有美国实业家所享有的那种地位），而且被认为比政治家更重要。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小说、剧本和诗歌同样受到新闻舆论的赞颂并被载入史册，成为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确切地说，在法国，在巴黎，他们已经成为被供奉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或半人半神。
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主要是其思想和艺术的历史的话，那么，艺术、文学、科学和知识领域的繁荣兴旺使这一时期——第三共和国的最初四十年——成为法国漫长历史上的一个最令人关注、最富有成效的发展阶段。此外，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平、美好、相当富裕而且颇有意义。法国已经从一八七〇年的惨败中再次复兴，达到了一个世界主要强国的水平。尽管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第三共和国正在显示自己的成功。就像历史学家莫里斯·勒克吕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法国在这四十年当中有一位国王或者皇帝的话，那么，这四十年将被视为法国历史上的君主盛世之一而受到人们的热情赞颂。
政教分离法令颁布后，巴黎街头的汹涌人潮
这一时期的法国人享有国王和皇帝大都拒绝给予他们的宝贵的自由，他们也十分珍惜这种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说话，自由地写作，自由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几乎从未中断过政治压迫和对公民的迫害的那些世纪似乎只是一种回忆。在这个国家，个人主义受到推崇、培养、训练和尊重。其他国家也许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冶炼钢铁、生产动力、制造商品，在完成这些工作时表现出更强的国民纪律性，鼓励企业间进行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和更为舒适的生活。然而，法国人并不过于看重这些被其他国家视为证明“进步”的东西。他们倾向于把最新式的机器、钢花四溅的高炉以及毗邻贫民区的装配着流水生产线的单调乏味的工厂视为惩罚新时代的不可避免的灾害。一个现代社会不得不经受这些灾害，但是，既不能让它们成为文明的核心内容，也不允许它们支配文明。与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个人主义者——他保持并有权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他没有兴趣也不打算成为一个屈从于死板的重商社会日趋严重的一致性的驯顺的组织人——的快乐相比，所有这一切以及诸如新式抽水马桶、清洁的盥洗室、大尺寸浴缸、精心装饰的电梯和精巧的电话之类强烈吸引着美国人的绝大多数二十世纪的其他新发明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在这个法国人认为比其他国家更美好更优越的国家里，难道不是这些年来广泛形成的如此强烈的个人主义崇拜产生了削弱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吗？一些外国友人认为，他们所看到的法国人和关系紧密的法国家庭过于自私，例如，在法国人当中很少见到让盎格鲁—撒克逊人引以为荣的慈善活动，这难道不是个人主义崇拜所致吗？当需要一个拥有稳定有力的政府的强大国家来维护民族的生存时，难道不是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几乎致命性地削弱了法国的实力吗？这种个人主义无疑使大部分法国人真心实意地赞同这样一句格言：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阿纳托尔·法朗士不厌其烦地反复说，对于法国人来说，第三共和国是最好的政权，因为它最软弱，给予个人的压力最小。“所有的约束都放松了。”他说，“在使国家衰弱的同时，这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因为第三共和国几乎不管什么事，所以，我可以原谅它的管理不善。”
一九三九年，纪念法国大革命爆发一百五十周年庆典
我们已经提到第三共和国所管的事情有多么少，而且把国家治理得有多不好，但是，它在一个领域里的表现却相当出色。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给第三共和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外交事务方面的盲目和麻痹（英国也是如此），此时尚未露出苗头。相反，在克列孟梭和雷蒙·普恩加来以及一位杰出的外交部长德尔卡塞的领导下，法国的外交政策雄心勃勃而且富有想象力，它以敏锐的目光随时注意保护并且促进法国的国家利益。尽管在国外，德国人的挑衅日益加剧；尽管在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纷争不断发生，而且不时出现令人不可思议的漠不关心，法国的外交政策仍然得到坚决冷静的贯彻执行。
正如我们所知，为了摆脱一八七一年以后俾斯麦使其陷入的孤立状态，法国在一八九四年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接着，德尔卡塞又在一八九九年加强了这一同盟，使其中一国在另一国受到攻击——俄国受到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攻击，法国受到德国的攻击——时负有援助盟友的义务。一九〇四年，面对德国的威胁，英法两国抛开长达几个世纪的宿怨，签署协定结束了它们之间原有的旧恨以及因争夺殖民地而结下的新仇（一八九八年两国几乎为苏丹法绍达地区的归属问题开战），从而为英法协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一九〇七年，主要由于克列孟梭的努力，邀请到俄国加盟，英法协约扩大为三国协约。这是对由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所组成的三国同盟的制衡，同时也给予法国进一步的保证。如果法国的两个主要邻国——德国和意大利——向其发动进攻的话，它们将会发现，法国不是孤军作战。
虽然意大利对三国同盟承担了义务，但它并不具有多大的威胁。德尔卡塞看到了这一点。一九〇二年，他与罗马通过谈判达成一项秘密协定。两国同意在对方受到攻击时保持中立。这项秘密协定实际上将意大利拉出了三国同盟，就像战争的考验来临时所表明的那样。
马恩河战役中，搭乘出租车、公共汽车赶赴前线增援的法军部队
这样一来，部分由于德国皇帝及其穷兵黩武的政府的刚愎自用，同时由于法国外交的精明和顽强，德国发现自己在欧洲变得越来越孤立，它遭到欧洲另外三个大国的反对，却只得到一个显然正在瓦解的奥匈帝国和一个并不十分强大而且德国也不怎么相信其承诺的意大利的支持。愤怒与失望之余，为了对英法两国进行战争恫吓，柏林政府挑起了一场摩洛哥危机。法国同意英国自由处理埃及和苏丹事务，作为对英国支持法国接管摩洛哥的回报，使一九〇四年英法协约的缔结成为可能。德国一向对英法两国控制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心怀不满，它决意阻止法国霸占摩洛哥，同时向英国发出警告，在对非洲剩余部分进行分赃时，不得将德国排除在外。
德国为了进行战争威胁而采取的初步行动将无情地导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战争，其伤亡之惨重和代价之高昂在这个不断发生争斗的星球上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