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巴黎恐怖袭击的核心在于情报工作失败，而非“加密”问题

在过去一周当中，我们发现正有越来越多的政府监视支持者们对斯诺登提出批评，并宣称正是加密与出于隐私保护需求而利用加密机制去除后门的作法导致了这一恶意事件的出现。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攻击者实际上也有通过未加密短信进行沟通，而且并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迹。考虑到这一点，Ryan Gallagher在Intercept网站上指出，一部分攻击者已经被执法与情报界确定为问题人物，但其仍然有能力自由活动甚至策划并实施恐怖袭击。而更值得强调的是，Gallagher提到就在审视了最近十起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这种状况仍然没能得到扼制：

Intercept网站已经对2013至2015年在西方国家内进行的十次高调圣战组织恐怖袭击活动进行了审视……而且在各项实际案例当中，其部分或者全部由那些在实施该次袭击之前就已经被政府当局确认为恐怖分子的人士所造成。换言之，大多数参与恐怖活动的极端分子并非毫无案底的幽灵特工；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当局视为潜在威胁，但却未能在现有反恐力量的监督之下受到审查部门的充分关注。举例来说，在上周参与了巴黎恐怖袭击活动的成员当中，至少有三名都曾在不同时期被政府方面定性为激进分子，但这些警告信号随后却遭到忽略。

Nicholas Weaver曾在Lawfare网站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全景监狱的局限》的精彩文章，其中主要得出了以下几项结论：

（1）尽管拥有大量“已知嫌疑人”作为基础，情报界/执法机构仍然无法将这些信息切实转化为预测攻击活动的有力武器；

（2）即使不凭借加密机制，人们也能够利用多种方式实现彼此交流，或者说加密机制并非实现极端分子相互沟通的必要前提。

首先，“已知嫌疑人”的绝对数量确实比较夸张——至少有5000名，这就让持续监控工作变得几乎无法实现。那么我们该如何追踪这5000名嫌疑人并判断其是否有可能真正组织或者参与威胁行动？事实上，其中大多数可能永远只有嫌疑而不会真正作案。而且必须承认，一位名叫Salah Abdeslam的嫌疑人用自己的实名信用卡登记了一间客房这类行为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事实上，Abdeslam还只是这数千名具有潜在作案可能性的登记嫌疑人中的一名。

即使我们能够将这一关注目标进行缩减，例如将有可能作案的嫌疑人数量降低至500名甚至50名——而非5000名，但政府当局仍然很难根据他们的具体行为判断其计划。这是因为恐怖分子之间采取的交流模式与任何家庭或者团体都极为相似。除非当局方面意识到每个人已然成为主要（而非潜在）威胁，除非其能够拦截到嫌疑人的通讯内容以证明其作案可能性，否则任何监控手段都无法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不过即使是熟练程度极低的恐怖分子，其交流内容所提供的价值都十分有限。这是因为人类语言当中存在着大量模棱两可的表达。我们现在都意识到恐怖分子会利用未经加密的短信进行信息传递，但除非当局已经确定了恐怖组织及其计划的部分基本细节，否则截获“On est parti on commence”（意为走吧，我们出发）这类内容无法提供任何可操作情报。

换句话来说，一切关于应当提高监视力度与加密要求的建议都像是掩盖情报部门失败所放出的烟雾弹。他们的工作确实面临着很大挑战，我们在前面也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但当局至少应该面对这样的现实而非一再寻找借口。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情报部门目前将责任一股脑推给了加密机制与斯诺登，而非坦然承认其已经掌握到包含作案者在内的嫌疑人群体、加密并非主要矛盾以及将群体规模缩小一半也无法切实带来帮助等等。当然，他们可能会因为未能阻止攻击活动会遭遇压力。然而正如我们所指出，几乎每一场得到“扼制”的潜在攻击活动都没有涉及具体参与者，因为这很可能只是由联邦调查局本身捏造出来用于邀功的谎言。因此，我们甚至可以从阴谋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执法与情报部门根本没有完成任何实质性职责，反而利用自身资源把无辜的人们关进监狱。而现在这帮家伙还想在监视与解密方面拥有更多权力来进一步威胁我们的隐私安全？想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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