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派与中华田园施派 | 冬川豆

本文为刘仲敬先生未出版的专著《远东的线索》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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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断的合法性有赖于决断者保卫社会的性质，刘小枫却将决断权交给了社会的颠覆者。

列宁和希特勒发动超越元规则和颠覆体面社会本身的超限战时，资产阶级势力（包含从保守派到社会民主党的所有体面政党）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本来非常强大的力量。施特劳斯①及其门徒怀着难民的心态，托庇于礼失求诸野的美国桃花源，试图教育自己的东道主吸取历史教训，在面对不惮于超限战的敌人时，果断抛弃适用于体面对手的形式主义，行使剿匪先于主义的战争权利，将争夺政党利益的日常斗争，转化为保卫文明价值生死斗争。美国乡民由于自身的优越处境，不能切身理解社会性超限战的恐怖，对施派的弘论似懂非懂。刘小枫及其弟子倒是理解了美国人理解不了的东西，因为理解力的主要成分从来都不是知识，却把施特劳斯的教导用到了相反的地方，试图用施派证明非常决断在非常状态下必不可少的论证，证明共同体可以、甚至应该建立在永久性的非常状态之上。这种理论连施米特都不会接受，但确实符合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原旨。

1、Leo Strauss（1899-1973），美籍德裔犹太人，政治哲学家，致力于通过解读古典政治哲学批判“现代性”（虚无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施特劳斯生前在学界处于边缘地位，而其众多门人在里根、老布什时期进入美国政府重要部门。本世纪初以来，在刘小枫及甘阳等人的极力引介之下，中国大学里出现了“施特劳斯热”。

Leo Strauss（1899-1973）

hhh施特劳斯的政治学是客卿的政治学，反映了欧洲知识分子对纳粹和苏联的恐惧，委婉地要求民主社会具备自卫的权利和能力。任何人只要熟悉魏玛共和国的衰亡史，就不会理解不了他的意思。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吸收他的思想，大抵引向在国际范围输出民主秩序的方向，因为他们想像不出本土社会遭到内部颠覆的可能性。帕森斯①解释韦伯的思想，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德国思想家的魔性成分源于自身环境，他们在英语世界的继承者总是要阳光得多。刘小枫和他的弟子恰好相反，故意把紧急状态的决断引向相反的方向，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为施特劳斯学派准备防范的颠覆势力寻找借口。

1、Talcott Parsons（1902-1979），美国社会学家，其社会行动理论和结构—功能分析学说在国际社会学界影响巨大。他对马克斯·韦伯进行了去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将韦伯对现代文明的悲观诊断简化成一种文化决定论下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乐观肯定。

Max Weber（1864-1920）

hhh施特劳斯学派要求民主社会面临强大的颠覆威胁时，要有行使紧急状态的理论准备，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要行使白卫军的剿匪权力，用临时的独裁权保卫资产阶级社会。决断的意思就是为了保卫民主，不得不暂时牺牲民主。刘小枫的意思恰好相反，就是用资产阶级临时专政的正当性，论证列宁主义的永久性专政同样是正当的。紧急状态的本义就包含了临时的意思，决断的本义就是日常的反面。二者的正当性都有赖于临时和非常的特征，而刘小枫却把这种正当性解释为二者可以具备正常性和日常性。决断的合法性有赖于决断者保卫社会的性质，刘小枫却将决断权交给了社会的颠覆者。简单粗暴地说，他其实是要求盗匪享有警察的权利。他借用警察必须享有临时和有限杀人权的论据，反过来论证盗匪必须享有永久和无限的杀人权。如果有人反对杀人，他就会借此要求警察解除武装。无论如何，他的基本点就是维护社会颠覆者。这种诡辩的技术并不是从他开始的，马克思本人借用和反用资产阶级激进共和派论据的技术与此非常相似。二施在汉语世界衍生的数百万字著作和成千论文，翻译成市井小人的语言都没有超出上述范围。这些作者之所以采用他们实际上所用的语言，主要是因为如果肯说人话，就不用指望任何支持者了。

“通三统”与“国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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