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灭亡的节点 | 冬川豆
元廷倒台的根本原因恰好跟朱元璋和刘基所设想的相反。
刘仲敬：节点其实是脱脱（1314-1356，伯颜之侄，就学于名儒吴直方，官至中书右丞相，他废除伯颜旧政，恢复科举取士，主编《辽史》、《宋史》、《金史》，变更钞法，派贾鲁治理黄河）的大有为政权。这个大有为政权实行几项大的工程，耗尽了联邦式内亚帝国的财政资源，也破坏了自安西王以来元廷内部的派系平衡。一般的儒生把脱脱说成贤臣，恰好说明他比较符合吏治国家的传统，然而吏治国家的传统在内亚共治的传统中间恰好是格格不入的。元廷其实没有荡平所有乱军的想法，这种必须荡平所有乱军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朱元璋式的想法。吏治帝国不能容许一个缺口，帝国必须统治一切，在一个地方不能实施有效统治，那么其他地方的有效统治也会成为问题。但是元廷不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统治的。元廷从大可汗开始，直到地方各行省、各部落，本来就是执行的派系共治的政策。大可汗本身就是由两个不同派系轮流派出人选担任的，双方之间的宪法默契维持得相当好。地方各省的权力分配也同样是这个样子的。
hhh元廷面临着东亚内地的饥荒和大乱，它采取的本能的做法也是联邦主义性质的，就是招安一批像张士诚这样比较合作的人选，然后容许他们享有比以前更大的自治权，把更多的地方赋税截留归为己用，只要他们能够维持海运的畅通，在宪法意义上继续效忠于汗八里的朝廷，那么内部搞藩镇割据，在他看来是完全能够容许的。这种做法，内亚的各部落酋长在蒙古朝廷中一向都是享有的，所以他不觉得把同样的权力给予南方的造反者有什么不合理。像刘伯温这样的江南士大夫看不顺眼也就是这个，他们本来很想为元廷做曾国藩的，但是看到元廷把这些各式各样的叛藩逆臣都封做了自己合法的臣子，而且还援引周代封建制的伦理说，诸侯政治是良制的必要组成成分，元廷起自西北，从法理上和地缘上来讲都比较接近于周天子，所以把东方和南方的各个诸侯扶起来，容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抗周天子，本身并不违反儒家的经典，也不违反内亚的政治现实。根据这种逻辑，好处就在于，它实际上不用支付大量的军费，而且像张士诚这样的适可而止的藩镇，得到了合法的身份和一部分赋税以后，也就乐于合作，支持元廷，派他的军队剿灭刘福通、韩林儿的残部，配合元廷作战，派出他的运粮船，从海路运粮到大都去维持元朝的朝廷。刘伯温这种人觉得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但是在元廷的政治理论来看，这样做再正常也不过了。元廷本来就是一个半封建半吏治的结构，即使是传统的中原地带，也是封建统治地区和行省统治地区条块结合，并不是后来明朝那种纯粹的行省统治。
旭烈兀在巴格达
阿八哈汗写给法王腓力四世的信
hhh所以元廷倒台的根本原因恰好跟朱元璋和刘基所设想的相反，它不是因为元廷过于宽弛、对造反者采取了优容不问的政策才垮台了，恰好是由于脱脱所代表的一派在政变中打败了原先比较支持联邦主义的一派，大规模地扩张政府开支，大规模地扩张军事行动。像对张士诚的高邮之围（1354年，脱脱率大军围攻高邮，张士诚困守无策，不久因脱脱被元顺帝撤职召回而解围）就是这样的，蒙古军队再次显示了它在军事上的优越性，但是因此而引起的财政开支使帝国濒临崩溃。下一次政变使脱脱突然下台，然后他的军事体制完全瓦解了。明朝的史学家遵循朱元璋和刘基本人的看法，认为这一次脱脱下台的二次政变是元朝垮台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恰好相反，这次政变是元顺帝这个阴柔成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政客及时从退隐状态中复出，采取及时止损的措施。他按照大都朝廷的传统，大汗不一定要亲自过问每一项政事，朝廷本身是半封建的，各行省也是半封建的，只要各部大臣、各省总督和各部落酋长还干得不太出格的话，他可以满足一种近乎虚君的象征性权威，继续躲在自己的宫廷里面玩耍。但是等这些人把帝国消耗得太过分、眼看就要维持不住的时候，他也可以运用大汗的传统权威，重新跳出来拨乱反正。他的问题是，他拨乱反正的时机已经太晚了。但是由于他自己上台的时候本身就处在一个政治地位非常不利的情况①，而脱脱本人又是忽必烈时代留下来的高门贵戚的后代，在蒙古上层贵族中支持者相当多，他如果不让脱脱去痛痛快快搞一阵子，恐怕也是过不了关的。所以这就叫做气数吧。
1、元顺帝妥懽帖睦尔（1320-1370）是元明宗的长子，明宗被弑，明文宗再次即位。文宗死前，遗诏立明宗之子。为了便于控制，权臣燕铁木儿立明宗幼子宁宗，但宁宗在位四十三天即死。燕铁木儿又与群臣议立文宗子燕帖古思，但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主张立明宗长子。燕铁木儿死后，卜答失里要求顺帝定燕帖古思为继承人，顺帝答应后才得以继位。登基后他深居宫中，右丞相伯颜与卜答失里里应外合，专擅朝政。1340年，顺帝与脱脱发动政变，罢黜伯颜，卜答失里随后也被清算。
元顺帝
hhh脱脱本人如果不是受中原传统的影响太深——他编辽史、金史、宋史这些行动本身就表明，他是蒙古贵族中受吏治国家影响较大的那一部分——如果他没有受这么多的非蒙古的影响，很可能会采取比较接近联邦主义的态度，不会过度地消耗蒙古的资源；或者是元顺帝更早的、更及时地采取拨乱反正措施，也不会过多的消耗帝国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在东亚的这个半封建半吏治混合帝国将会大大地向封建主义方向偏斜。除了蒙古人和内亚人原有的封建领地以外，像张士诚这样的原本出身南人或者是汉人的地方武装，像陈友定、何真这样的人，渐渐也会变成类似蒙古色目藩镇的新藩镇。内亚—东亚集团的宪法平衡将会向封建主义这个方向大大的偏斜，东亚将会变得更接近内亚的格局。而蒙古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像后来的北元朝廷一样长期幸存下去，甚至幸存得更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得到的资源会更多，而且儒家士大夫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会根据周政的理念来论证这种准封建制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韩林儿、刘福通、陈友谅、朱元璋这些邪教徒出身的叛乱力量，可能就会被张士诚、何真、陈友定、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这些新封建主义的势力渐次剿灭，然后这些新封建主义的势力在后期元帝国当中会享有比湘淮军集团在清帝国当中大得多的自治权，然后他们跟那些周政主义的儒家学者共同合作，是可能整个改变后来的历史轨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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