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左 | 冬川豆
他们的实际能力连普通人的水平都赶不上，又有太多不一定有直接用处的理论知识，结果自然而然地就会养成一种相信抽象原则、而不相信具体经验的习惯。
刘仲敬：左派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定义的词，各人用这个词的时候意义都不一样。如果你用这个词的意思是指那种根据抽象理论办事而不根据具体经验办事的人的话，那么这话确实是正确的。教育界之所以充满了依靠抽象理念办事的人，就是因为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他们只能跟抽象理念打交道；办具体事务，他们的能力连社会上的普普通通的人都赶不上，更不要说是精英了。一方面自己的实际能力连普通人的水平都赶不上，另一方面又有太多的不一定有直接用处的理论知识，结果自然而然地就会养成一种相信抽象原则、而不相信具体经验的习惯。真正在社会上起到负责作用的人，哪怕是一个没有任何特长的家庭主妇，她需要天天处理柴米油盐这种事情，她就必须根据实际经验办事。
问：您如何看待像Oxfam这种左派色彩强烈的非政府慈善组织？
刘仲敬：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有在国家层面上才有意义，对于小团体来说，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所谓左派和右派就是指，你是想要尽可能多占用一些资源做二次分配呢，还是想少占用一些资源，让这些资源留在民间。民间团体，它本身就是在民间，它如何使用自己的资源，都谈不上是左派还是右派，除非你把它本身也看成是一种小型的准国家，看看它内部成员之间的分配是怎样的。但是这种逻辑对慈善组织就不适用，因为慈善组织本身是一种没有生产力的东西，所以它既然没有产出，也就不存在对产出进行再分配的问题。它本来就是用别人的钱给别人服务，准确地说是用前一批别人的钱给后一批别人服务，自己只在中间充当一个中介。所以这样的组织，谈论左派和右派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问：德国允许回教徒进入欧洲是出于什么政治上的考量，难道他不知道这会造成很多恐怖袭击么？
刘仲敬：这就是桂枝知识分子经常提到的那个可怕的命题了，就是说什么关于德国在二战以后的认罪态度非常之彻底，为什么日本人的态度如何如何不彻底，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这种提法的前提本身就是很成问题的。德国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有很多东西变得不能提了。六年以前，有一位银行家（Thilo Sarrazin）写过一个“低智商社会”这样的书（《德国正在自取灭亡》），主要的内容就是，随着新移民，主要是土耳其和中东移民的涌入，德国学校的教育质量下降了，于是形成了他所谓的愚蠢社会。然后书刚刚出来，就被大家喷得一塌糊涂，很像是《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这本书在美国受到的遭遇。尽管穆斯林其实不是一个种族，跟二战以后形成的共识不相干，还是被代入政治正确的禁忌。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Thilo Sarrazin由于出版书籍《德国正在自取灭亡》被逐出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
问：为什么有些发达国家热衷于接受难民？他们难道都是不考虑后果的人道主义者吗？
刘仲敬：人道主义当然有，而且很多。但是也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问题，难民经营本身和社会福利经营一样，都是可以产生出自己的分利集团的，也就是说，负责筹款、分发筹款、管理难民这些人，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不一定希望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消失。你从直觉上来看，也许以为接收难民或者是发放社会福利是纯粹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产物，但是实际上，经营这些的人他们也有自己权力和利益方面的诉求。只要相应的救济渠道资金流动源源不绝，他们就总有事情做，总能发挥相当的影响力；如果这个渠道终断了，他们自己也就是无牌可打了，在政治格局上也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欧盟资深官员Clemens Ladenburger的19岁女儿Maria Ladenburger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被难民强奸后杀害
问：虽然澳新的社会福利政策一直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走得更远，但是为什么好像后果却没有欧洲国家严重？
刘仲敬：谁说没有欧洲国家严重，比欧洲国家早得多，而且也严重得多。例如它对东亚的赤化供应了著名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你知道路易·艾黎为什么没事干要跑到东亚去吗？他就是跑去当浪人的。他为什么会当浪人？因为他在传统上讲输出羊毛的澳新两国混不下去了。为什么在澳新两国混不下去？因为这两国，本来羊毛是它们的重要出口产业，应该是好好保护，但是它们早在二十世纪初叶就选择了铁杆的左派政府，对羊毛的生产和出口产业的利润实行全部国有化，你不但赚不到钱，还要替政府白白打工。所以当时搞羊毛贸易或者在羊毛场干活的人都渐渐地不愿意干的，在那里面你只能够挣到点生活费，到哪儿去都比在这一行强。于是他就跑到比较远的桂枝来了。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从左至右依次为路易·艾黎、汉斯·米勒和马海德
问：澳新长期搞社会主义带来了什么负面效果？
刘仲敬：最大的后果就是它提前衰老，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指它的移民屯垦时期大大的缩短了。在美国，从弗吉尼亚的拓殖和马萨诸塞的拓殖开始，到林肯的宅地法时代，前后的时间长达两、三百年；而在澳洲，这个时间就被缩短成了几十年。澳洲的拓殖真正大规模开始，还是在格兰特总统那个时代（1869-1877）。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移民的浪潮就倾向于收缩了。收缩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到达的目的地不再是一块机会无限、可能性无限的希望之乡，而是一个有良好管理、有良好社会福利、但是劳动者的发家致富的机会受到限制、资本家的利润受到限制、一切都进入可预期状态的进步主义乐园。
2010年，陆克文政府试图开征高达40%的资源税
问：欧洲舆论在阿以问题上一边倒地挺阿反以，撇开墙壁鸡蛋之类宣传修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刘仲敬：欧洲的反犹主义源远流长，比以色列国的历史要长得多。二战以后，反犹主义变成了政治不正确，因此不能提了，但是它的潜流仍然是存在的，可以以亲阿拉伯反以色列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而且按照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正好是符合政治正确的。另一方面是世俗人文主义和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确问题，按照这种理论，以色列的重新建国等于是恢复了美国宗教保守派关于以色列重建、移民垦殖建国这种更加古老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正是世俗人文主义和共识左派在欧洲本土企图压制和推翻的力量。他们在欧洲本土基本上已经获得成功，把十九世纪以前欧洲的主流政治力量压到了水面下，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已经在精英阶级中消失了。
问：请评价费正清学派的中国革命史研究。
刘仲敬：费正清集团主要不是学术集团，根本上就是麦卡锡参议员企图从美国社会中清理出去的那些非美活动的一个残余。他们在麦卡锡主义产生以前，主要是活动在政界和舆论界，罗斯福政府的国际统一战线主要就是由他们的同路人搞出来的。麦卡锡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赶出政界。实际上这根本谈不上是迫害，因为文武官职向来都是要求承担特殊责任的，不可能用普通公民的要求来要求你。普通公民可以讲言论自由，意思就是说你说错话也没关系；但是政府官员作为专业人士，是不应该说错话的，就好像医生不能说我看病看错了没关系，因为你是专业人士，你对病人要负特殊责任，你不能这样。麦卡锡主义其实并没有动摇美国社会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些所谓被迫害的飞碟很快就退到学术界去了。
问：既然费正清之流是飞碟，他们在学术界具体是通过什么手段裁剪有利于窝斐的历史的？
刘仲敬：他们并没有裁剪对我斐有利的材料，我斐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裁剪的是对新政左派有利的材料，也就是说他们是企图证明，新政左派推行的政策不仅在国内是正确的，而且在国际上也是正确的。美国的政治斗争一向是国内重于国外，这个说法还不是很准确，根本上就是地方性政治就是一切，国际政治只是一些边角料，而且大多数候选人和大多数争议者对国际政治的了解都是非常一知半解的，跟英法这些以外交为生命线的老欧洲国家根本没法比。罗斯福和新政左派采取的主要政策也是出于国内需要而制定的，在国际上造成的后果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无意中扔在垃圾箱里面的一些东西，但这也养活了一些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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