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殇》：爱与病毒的肉搏战

《血殇》（Crisis In The Red Zone）的阅读过程，对我而言像是一次复盘。

小时候经常看电视围棋，除了直播重大赛事，主持人会花费许多时间复盘，重演两位棋手惊心动魄的时刻。他们带领观众一起扮演上帝视角，发出这样或那样的慨叹，哪一方下出了致命的疑问手，哪一方开始主动发起缠斗，哪一方的大龙即将遭屠告负。

《血殇》 

（美）理查德·普雷斯顿 著

深夜里读《血殇》常常是这样的感受：我又一次回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湿漉漉的雨林里，望着海面、小岛和夕阳，等待一个接一个坏消息，或是敲着键盘把这些坏消息传回遥远的东方，目睹这个贫穷困苦的国家陷入如同索多玛之城的末日气氛，尸体数量不断增长，人们慌不择路或是足不出户，我自己也被绝望哀愁的心情所笼罩。

如果说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的上一本《血疫》还只是对埃博拉（Ebola）病毒粗浅的了解和感性的描述，那么这本毫无注水的续作更像是描述了一场血肉横飞的近身相搏，一次人类与四级烈性传染病的正面战争。

理查德的采访大致完成于西非埃博拉疫情结束后1年内，也就是2015-2016年。从2014年2/3月开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西非埃博拉疫情于几内亚燃起，波及到邻国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最后导致数万人感染、数千人死亡，远超它于上世纪70年代在扎伊尔被发现以来的几次中非疫情。

那时我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驻扎在西非，塞拉利昂正好是需要兼管的国家，经历了全程。从2014年8月起的一年内，两次进出塞拉利昂，见证这个国家在疫情下几近失控、毁灭，又艰难地重生。因此，读完《血殇》的夜里，心情激荡，几不能寐。

2014年4月，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街头。

2014年4月，弗里敦贫民窟及其赖以为生的垃圾场。

这本书也有它的缺陷。譬如，它显然把全部精力聚焦于一线医务人员及相关科研人员和埃博拉肉搏的全过程，这个过程足够有戏剧性，集中体现了病毒可怖与人性光辉，但并非疫情全部——《血殇》并不是一本全景式记录，它对世界卫生组织、西非政府、国际社会美国以外的救援力量、疫情在西非以外的蔓延几无涉及。不算完整，也不够立体，也许是官僚机构采访艰难，也许是作者时间精力所限。

再譬如，理查德显然更像在新新闻主义的指挥下把这本书的某些段落写得像早年盛行的报告文学，或者说，它的阅读体验更接近历史小说，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彻底遵循调查写作的客观准则与描写规范。它像一部精彩跌宕的HBO电视剧，但从同行角度说，我个人更希望它朴素平实一些。塞拉利昂被埃博拉夺去了7%的医务工作者，该国最重要、可能也是唯一的病毒学家胡玛尔·汗（Sheikh Khan）以身殉职——疫情本身太惨烈了，无需添油加醋。

抛开这些不谈，《血殇》仍然是一本深入展现了西非埃博拉“战争”的好书。一线医务工作者犹如祭坛上的斗士，以专业品质和牺牲精神筑起人类与病毒间的防线。战役的背景也同样值得研读：作为世界上医疗水平最高、科研力量最强的国度，美国在西非这样一个热带病和传染病盛行的区域如何深耕细作，疫情中，美国的科研人员、公共卫生专家和一线医生有着怎样艰辛无畏的努力和训练有素、快速反应的机制，都叹为观止。

西非埃博拉疫情纷繁复杂，理查德砍掉了大量枝叶，把故事主战场放在塞拉利昂的凯内马（Kenema）市中心医院，它可能是这场疫情最富有戏剧性的阵地。哪怕当时利比里亚首都已经出现了横尸街头、无人收敛的惨状，都没有凯内马医院和汗医生的悲剧更加震撼人心。

2014年8月，弗里敦郊区正在建设的埃博拉患者隔离点。

2014年8月，正在遭受埃博拉肆虐的弗里敦街头。

2014年8月，我和同事租了一辆车，从弗里敦奔驰了300公里，也和理查德一样进入了凯内马医院。我们的老司机名字叫Musa，其实就来自圣经里的摩西，他带着我们横渡暗流汹涌的红海，闯过了6道军队的关卡。谢天谢地，疫情结束后我又见到了他，他和家人都活着。

那一程终身难忘。我们和MSF（无国界医生）的前线医生交谈，也采访了这个医院的护士约瑟芬，她已经失去了20多名同事，面无表情，呈现出重负之下的麻木与疲倦。医院大门紧闭，外面一片寂静，但门开了之后，里面挤满了各种身体不适的患者，在门口的白色帐篷里进行初步筛查。世界从极端的死寂突然进入了极端的混乱。

完成采访任务后，我和同事等待撤退，所有的航班却开始一架接一架取消。我带着行李到了机场，却得知肯尼亚航空的航班在前一天已经全部取消。我们在旅馆房间里通过机票代理疯狂地刷空余机票，困了十余天后才终于绕远路从北非国家再度回到西非和东非。原地受困无法动弹的日子里，塞拉利昂仿佛永远都在下雨。

根据我个人的记忆，塞拉利昂的疫情从2014年4月底暴发，之前还只是零星的病例——在《血殇》里你会了解到这其实是几内亚疫情扩散后暂时的无人知晓——但那段时间里，本地同事发来的报道明显增多，感染病例每天都在增长，每天也都有人死去，这个国家开始陷入恐慌。要再次感谢上帝的是，我的本地同事、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也和他的家庭安全地捱过了疫情。

2014年，于塞拉利昂森林里遇到的变色龙。

2014年，塞拉利昂的黑猩猩保护区。

西非是黑猩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如果读过之前的《血疫》，埃博拉是怎样一种被列为生物风险四级（最高级别）的烈性传染病，读者一定记忆犹新。死者患病直至去世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惨状，即便是文字也足够耸人听闻。和臭名昭著的拉萨热（Lassa Fever）一样，埃博拉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传染病（或没有之一）。

《血疫》 

（美）理查德·普雷斯顿 著

而塞拉利昂可能是公共卫生状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这个在2002年才走出11年内战的国家盛产钻石却满目疮痍，连基础设施都十分残破，像凯内马地处的东部落后地区，物质上衣不蔽体、精神上笃信巫医的情况随处可见。很多穷人住在铁皮房子里，没有公共厕所，便溺用黑色塑料袋一装一抛，草丛里经常能见到。中国援外医疗队所在的医院，已经是首都弗里敦类似三甲医院的级别，但和上世纪90年代中国西部的乡镇卫生院差不多，队员们甚至连消毒液都没有，下班的时候用肥皂洗手。

在这样的国家，来势凶猛的埃博拉疫情所造成的冲击，很难用文字形容。那年7月底，塞拉利昂开始进入全国紧急状态，8月初，我带着四处搜刮来的一些个人防护物资抵达弗里敦机场时，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活力，人们的不安与害怕都毫不掩饰地挂在脸上。从机场前往市区的快艇上（是的，从这个国家的首都机场，要坐20分钟颠簸的小艇才能抵达市内码头），我因为未戴手套递行李碰到了一个本地人的手指，他冰凉的皮肤和我内心的恐惧交织在一起，触感至今不忘。

2014年，中国援外医疗队工作的弗里敦某公立医院病房。

2014年，中国援外医疗队位于医院的专用休息室。

在《血殇》里，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无疑是胡玛尔·汗的悲剧。他如何放弃留洋机会、成长为祖国首屈一指的病毒学家，如何在埃博拉疫情暴发的最初坚守凯内马医院，如何在正面交锋中倾尽全力却节节败退、以至于最后不幸以身殉职，理查德·普雷斯顿都有着详尽的描写，可以看得出，他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尊敬。

而我也是第一次，通过这本著作，才得以了解到这位广受尊敬的医学家，在最后时刻如何陷于MSF的埃博拉治疗中心，面临近在咫尺的ZMapp——当时世界上可能是最有效的埃博拉解药——却被无国界医生的前线伦理挡住，最终失去生存希望的经过。实际上，疫情期间《纽约时报》曾经写到了这件事，但我当时分身无术，并不知晓。

胡玛尔·汗（Sheik Humarr Khan），2014年在抗击埃博拉疫情中染病去世。

汗医生被《自然》杂志评选为2014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具体过程，自然无法过度“剧透”，毕竟这是《血殇》一书的情感高潮所在。但这件事的真相给我带来的冲击，是直接导致我深夜失眠，以至于忍不住写这样一篇文字去回忆埃博拉时期的根本动力。那年7月，为我所在机构工作的本地记者发来胡玛尔·汗确诊的消息，仅仅一周后又接连发来他去世和下葬的消息，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人背后的哀痛，如今借此书得以真正共情，当事人的悲伤与怒火仿佛过了6年才在北京的冬夜淹没了我。

理查德在文末设想，如果一场四级危害的传染病席卷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很不幸的是，即将步向尾声的2020年，这个星球就没有逃过劫难，尽管Covid-19“只是”类三级危害。像埃博拉这样的四级传染病，很难引发极大范围的传播，因为它杀人太多太快、又必须通过接触和体液传递，传播链一旦受阻，蔓延速度就跟不上杀人速度，控制并不太难。但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哪怕是类三级传染病，又将如何通过空气传播强有力地颠覆世界。

2015年中，我再一次造访了劫后余生的西非“自由城”弗里敦（Freetown, free-town）。雨季仍是滂沱，城市却重获自由，小巴（Tro-tro）车站熙熙攘攘，人们再也不怕摩肩接踵，海滩上有人在晨跑、有人在踢球、有人在练习拳击，我走在他们中间，也由衷感到喜悦，活着已经是莫大的幸运。有一个黄昏，我在大西洋海岸散步，潮落后沙滩如镜、一片金光，有个人面向波涛、大声歌唱。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场景。

2015年中，疫情后再访弗里敦，街头的活泼孩子。

疫情过去后的弗里敦沙滩，野球热闹依旧。

锻炼或散步的人们，享受疾病退去后的自由。

黄昏的大西洋畔，对于生命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