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进哈佛？那她必须不能是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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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大学这样的顶级学术圣地，女学生因穿得“太女性”而被教授直呼为“斯通小姐”；男学生可以加入导师的社交俱乐部接受指导，女学生被拒之门外，甚至在毕业时被导师明言“从未给女人颁发过博士学位”；女性教授被逼离开自己热爱的领域……我们通常熟悉的第二代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模样，经常出现在托德·海因斯那些关于五六十年代美国郊区中产的电影画面里，她们要么从事办公室打字员的工作，要么成为精致、得体的中产主妇，毕竟“如果你1960年从大学毕业，你还是会穿着围裙、高跟鞋和裙子出现在厨房里，你得待在家里，不会出去工作”。
“为了来嫁人的，不是吗？学位夫人”——哈佛教授对女学生发表赤裸裸的歧视言论；“你的工资的确不公平，但生活本身就不公平”——面对性别歧视，女性教授申诉无门；“我从来都不觉得身为女性完完全全是一种阻碍”——即使面对歧视，女性学者依然坚持奋斗。
《风雨哈佛路》剧照
全国范围的调研显示，女性会在教学、行政管理和委员会的职责上耗费更多的时间，并且会花更多时间准备讲稿。此外，有研究发现，女研究生普遍花更长时间读完学位，这表明她们相比男学生获得的有效指导更少，以及，女性教授通常在系里承担更多的行政工作和事务性工作，这压缩了她们本来能够花费在学术上的时间，使得她们在学术上、管理上的话语权更低。1969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无论是终身教职还是副教授，均没有一名女性。
2017年10月,《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报道数十名女性声称数十年来遭到米拉麦克斯影业和韦恩斯坦电影公司联合创办人、电影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性侵。#Me too标签开始在社交媒体发酵。2020年5月，《哈佛深红报》报道，该校人类学系三名教授被指控性侵犯。被指控的三名教授分别是：前系主任西奥多·贝斯特（Theodore C.Bestor），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日本；约翰·科马洛夫（John Comaroff），主要研究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以及盖里·尤尔顿（Gary Urton），主要对前哥伦布时期进行研究。
除了哈佛大学，性别歧视现象在学术界普遍存在：女性学者获得终身教职的比例远低于男性、女性学者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机会更少、女性学者遭受性骚扰和性侵犯的风险更高。
贝基·库珀，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前《纽约客》编辑，花费十数年的时间研究1969年发生在该校人类学系23岁的女研究生简·布里顿谋杀案，并使该案最终在2018年告破。在新书《追凶：哈佛一桩谋杀案和半个世纪的沉默》中，库珀写道：
“简的故事之所以存在，或许就是为了替那些不能被轻易提及的不公发声。简代表的是系里每一位女性。她被杀害，象征着某种学术上的噤声。而杀死她的教授，则是学术界滥用权力、从制度上压制女性的标志。”
本文摘自《追凶》
[美]贝基·库珀 著，张畅 译
她必须不能是个女人
2014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生物系教授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在拉德克利夫50周年校友聚会上发表了演讲。她是这样开场的：“1960年来到拉德克利夫的女性是一场性别革命的开端。”
拉德克利夫时任校长玛丽·邦廷让这群学生们的内心充满期待——她们将会超越此前这所学校所有女性在专业上的成就。对于南希来说，这份期待似乎实现了：她1964年从拉德克利夫毕业后去读研究生，于1973年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
如果1973年的时候你告诉我，存在一种叫性别歧视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会想到，这种地球上有一半的人不能平等参与、也不能生孩子的职业是带有歧视性的。
并且我以为学校里没有女教授的唯一原因，就是所有其他的女性都选择去当母亲了。1960年，我了解到女性可以上哈佛大学的课，却得不到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教职，这让我非常震惊。
《1964年民权法案》将这种歧视定性为非法。之后，当各个大学仍拖拖拉拉的时候，1970年代初，《平权法案》的相关法律及法规要求大学必须雇用女性，否则将会失去联邦的资助。一直到1973年，就是我得到教职那一年，我以为性别歧视已经是过去时了。
《风雨哈佛路》剧照
尽管她既没有主动寻找答案，也没抱有什么期待，但慢慢地，南希发现她错了。
“性别歧视的确存在，即便对那些没有孩子的女性也是这样。它的形式是如此令人惊讶，以至于我花了20年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那时我已经50岁了。”
1954年秋，科拉·杜波依斯来到哈佛大学，她是学校里第二个拿到终身教职的女性。为了不破坏餐厅里的气氛，她不得不从侧门走进全是男性的教职工俱乐部，在单独的一块区域吃饭。1969年她退休时，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无论是终身教职还是副教授，均没有一名女性。
后来，简在莱塞济的室友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找到生物人类学系的终身教授艾尔文·德沃尔（Irven DeVore）当面对质，问他系里不招收女性是怎么回事。德沃尔回答说：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要想有足够的实力进入哈佛大学，那她必须不能是个女人。”
莎莉·贝茨，就是曾经帮助简安排打胎的那位女士，是在1965年秋来到哈佛大学的。学期一开始，每个人都必须和系主任道格拉斯·奥利弗（Douglas Oliver）教授面聊一次。莎莉知道，奥利弗教授给每个男生都讲了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在你们身上投入了很多，希望你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但当莎莉走进教授的办公室，无意间提到她对班上的女生人数（差不多占到一半）感到多么惊喜时，奥利弗教授回答说：“你们都是为了来嫁人的，不是吗？学位夫人。”
莎莉在春季学期结束前退学了。最终，她同届只有两三个女生还在哈佛大学就读，其中就包括艾莉森·布鲁克斯，她的导师告诉她：“我从来没给女人颁发过博士学位，现在也不打算开这个口子。”
1967年开始读博士的玛丽·波尔（Mary Pohl）没多久就意识到哈佛大学存在着歧视——她管这叫“不平衡”（imbalance）。她的导师戈登·威利邀请博士生们来他的社交俱乐部吃午餐，顺便指导他们。俱乐部仅允许男生入内。
可当我们交谈时，她坚持要我理解她在哈佛大学的经历并非一无是处——接替威利成为她导师的初级教师杰里·萨布洛夫，就是她了不起的伯乐。她还想让我知道，哈佛大学的歧视不足为奇；相比她在职业生涯中即将面临的情况而言，那“只能算是一次热身罢了”。比如在她现在担任荣誉教授的佛罗里达州，她系里的一位年长男性总对她区别对待，会在办公室前台对她“大发脾气”。这个教授成为系主任之后，他毫不掩饰对男同事们的偏袒，比如只给他们涨工资。玛丽提出了申诉，要求重新考虑自己的工资（几年里她多次提交过申诉）。由行政部门选定的一名大学女教师审查了她的案子，并驳回了她的申诉。当玛丽来到她办公室讨论裁决结果时，对方告诉她，“你的工资的确不公平，但生活本身就不公平”。
伊丽莎白·斯通，就是那位因为被误导而放弃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资助的学生，于1971年来到考古系。她被这里的氛围吓到了。多年以后，她称哈佛大学是“我去过的性别歧视最严重的地方”。为了弱化性别，系里的其他女生都穿得“很中性”。伊丽莎白拒绝这么做，结果她成了班上唯一不被教授直呼其名的学生。她成了“斯通小姐”。当伊丽莎白和芝加哥大学商议要尽快离开哈佛大学时，她跑去和秘书们道别，这群秘书也都是女性。其中有个人祝贺她：“你们中终于有人逃离这里了！”
1981年，当莎莉·福克·摩尔（Sally Falk Moore）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拿到终身教职时，她是系里唯一拥有终身教职的女性，也是整个哈佛大学文理学院16位女性终身教授之一。摩尔教授感觉自己仿佛孤身一人立于寒风中，系里接纳她，是把她当成朋友，在决策上却并没有拿她当回事。行政部门提升她为研究生院的院长、本科生宿舍马瑟楼（Mather House）的主管，她觉得自己被利用了。行政部门的想法是希望尽可能让女性被看见，以此来提升女性在大学的地位。但这些行政工作消耗了她的时间，反而让她在人类学系的管理上更加没有了发言权。
摩尔很快就意识到，要和这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抗争无异于“浪费时间和感情”，因此她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教学、研究和写作上。她发现，用不着赢得系里的斗争，她也能从自己的专业生涯中获得满足感。她还是幸福的。
多年以后，93岁的摩尔教授会说：“我从来都不觉得身为女性完完全全是一种阻碍。在很多方面，这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因为人们对我的期望很低，而他们得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人。”
90年代中期，艾莉森·布鲁克斯去哈佛大学探望1997届的本科生女儿。她参加了一个会，会上校方骄傲地宣布他们在防止性骚扰方面所做的工作，其中包括针对不当行为对新入学的男生进行培训。艾莉森打断了他们，询问他们计划针对教师的骚扰采取哪些行政举措。
2014年，拉德克利夫校友聚会，南希·霍普金斯的演讲进行到最后，她告诉听众，学术界的性别歧视最终成了不可争辩的事实。她1994年就发现，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院中仅有8%的教职工是女性。而在哈佛大学，这个比例是5%。歧视最终被量化了。她将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给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结果发现“麻省理工学院的女老师们都心知肚明，但每个人都不敢说出口。在精英教育的体制下，如果你说自己被歧视了，大家只会觉得是你不够优秀”。
2005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拉里·萨莫斯（Larry Summers）在一个关于多样性与科学的会议上说，因为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男性在数学和科学相关的职业中比女性表现得更出色。听到这里，南希·霍普金斯径直走出了房间。萨莫斯虽然承认社会化的作用，但还是淡化了它的重要性。即便他说的话在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仍向《波士顿环球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行为遗传学的研究表明，人们之前归因于社会化的事情根本不是由社会化引起的。”根据《卫报》的报道，在拉里·萨莫斯任校长的头三年半时间里，提供给女性的终身教职数量从36%下降到了13%。2006年6月，萨莫斯卸任；下个学期，我来到了哈佛大学。
在校友聚会的演讲上，南希这样总结道：
“在我们有生之年，女性取得的进步是惊人的——这要归功于像玛丽·邦廷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但高层的平等？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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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蒂·韦伯
伊瓦·休斯顿并不是一个人。萨蒂·韦伯，几年前和我一起上卡尔的课的那个梳辫子的女孩，同样把简的故事当作一种警示。她在斯坦福大学的讲师、理查德·梅多以前的一个学生之所以告诉她这个故事，也是为了提醒她注意卡尔。而萨蒂和伊瓦一样，都把简的故事看成系里性别互动关系这个大背景的一部分。在哈佛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内，她不假思索地告诉我，她的看法是，“这算是一种比喻⋯⋯恃强凌弱的老教授们利用他们的学术地位，让［他们指导的学生］非但不能说不，还可能渴望从中获得兴奋感”。
我问萨蒂在系里的经历如何。她寻找着合适的语句。她想让我明白，她并不是那种会有意找例子来证明虐待确实存在的人。但这些年来，她很难无视日积月累的冷落和欺侮。教授们对她的长相评头论足。她发觉，她和其他女生都不得不靠加倍努力来赢得关注。
她告诉我，按照大学的政策，大约每五年，各个系都要由哈佛校外的学术委员会评估一次；几年前，校外委员会“指责”哈佛大学考古学系没有一名女员工。她说，哈佛大学的考古学系从来没有过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我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名单。科拉·杜波依斯是社会人类学系的，不是考古系。辛西娅·埃尔文-威廉姆斯（Cynthia Irwin-Williams）是怀俄明州地狱峡Hell Gap，位于美国怀俄明州东部大平原的一处考古遗址，包含大量史前古印第安人和太古时期的文物，对北美考古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考察的负责人之一，为哈佛大学培养了不少最优秀的考古学家，但她从未获得终身教职。鲁斯·特林汉姆也是。塔蒂阿娜·普罗斯古利亚可夫，就是那个随身携带烟灰缸的玛雅学者，在系里连正式的职位都没有。
萨蒂对她的论述做了限定。从来都没有，除了有一回，有人短暂地获得过终身教职。诺琳·图罗斯（Noreen Tuross）教授在系里待了五年。2009年，人类进化生物学系从人类学系分出来之后，她转去了这个系。萨蒂有印象，诺琳是被解雇的。（我和诺琳聊的时候，她说加入人类进化生物学系是她自己的选择，但在她的理想世界里，她本可以继续待在人类学系的。“分系的时候我的确提过申请，同时在两个系任教，但被人类学系驳回了。原因你得去问他们。我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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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把这个问题理解成是哈佛大学或考古学界特有的问题，格局就小了。根据我读到的数据，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人数少，并不是因为本科或研究生的女生少。相反，随着女性在学术界的地位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默默选择了退出。上升到全职的终身教授这个级别，人数便不容乐观了。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一名初级教师最近编写了一份报告，对这种悄无声息的减员现象提供了量化的观点。
性骚扰和性侵犯的经历可能也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2014年发布的第一份关于野外考察时遭受性骚扰及性侵犯的系统性调研，接受调研的500名女性中有70%曾受到性骚扰，140名男性中有40%曾受到性骚扰。超过四分之一的女性曾遭受性侵。大多数男性是被他们的同伴骚扰或性侵，而大多数女性则是被她们的上级骚扰或侵犯。另一项调查表明，相比被同辈骚扰，由上级实施的性侵及性骚扰造成的心理创伤更严重，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更大。
我渐渐开始看到我在本科时没有能力认识到的事：即便一个体制中的个体都是好人，他们所构成的这个体制也依然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正因为我和系里所有这些女性交谈，研究她们形态各异的不幸，我才开始意识到体制的惯性有多大的腐蚀作用。另一方面，理查德和莎莉是人类学系的教授。让我颇感惊讶的是，尽管人类学家的职业生涯聚焦于观察人类的行为模式，但一旦轮到观察自己，他们却并不一定比我们做得更好。正如伊瓦·休斯顿曾经告诉我的那样，“要承认你属于你研究的那个世界，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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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凶》
（美）贝基·库珀 著，张畅 译
ISBN：9787532795062
定价：98元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2009年，还是大三学生的贝基·库珀第一次听到有关简·布里顿被谋杀的传言，她立刻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故事的中心是布里顿与一位已婚教授的所谓婚外情，据称这位教授在布里顿威胁要透露他们关系的细节时将她杀害。对这位年轻女性了解得越多，库珀就越觉得“她与自己的关系更像是炼金术而非理性”，但库珀同时也担心，像哈佛这样“无所不能”的机构“会在多大程度上确保这件事不被曝光”。
直到2012年回到纽约后，库珀才开始全面调查简惨死背后的细节。她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在那年秋天以哈佛大学本科生的身份卧底，以了解更多关于涉嫌谋杀布里顿的已婚教授的信息。
在随后的数月和数年中，库珀秘密采访了人类学系的研究生和简的朋友，加入了一个业余侦探在线小组，并研究了包括《哈佛深红报》在内的报纸上的文章。一些细节的出现不仅使案情复杂化，还揭露了其他嫌疑人，以及哈佛和执法部门的个人秘密和系统性背叛等纠缠不清的问题。
简的故事不再是DNA证据最终在2018年揭开的谋杀之谜，而是学术界性别不平等的故事，它关乎被赋予权力的男性精英中的“牛仔文化”、制度的沉默效应以及我们重写女性受害者故事的冲动。
作者简介
贝基·库珀（Becky Cooper），曾是《纽约客》编辑部成员，也是布兰迪斯大学舒斯特调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调查性新闻基金和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霍华德·G. 巴菲特女记者基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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