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二十二》：对漠视与歧视的一次反抗
作为一部纪录片，《二十二》像一部着墨稀淡的水墨画，没有炽烈的情绪和饱满的故事，却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可读性空间。
有人读到了历史的深伤，有人读到了一个被遗忘群体的存在印记，有人读到了受伤的老人回馈给这个世界的善意与勇敢。
也有人诟病该片“叙事松散”、“过于寡淡”、“充满无意义的空镜头”、“回避历史的沉重感”、“让人昏昏欲睡”。
然而我想，《二十二》的这份寡淡与节制，恰恰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就在上映的第三天，央视宣传了这部片子——作为主流媒体，去宣传这样一部关涉敏感题材的纪录片，多少让人讶异，但其强调的依旧是“铭记历史”这一民族主义的宏大视角。
但在我看来，这只是观影的视角之一。相形之下，《二十二》对这一历史性题材所做的私人化处理，其实是一种对单向度视角和主题先行模式的解构。
影片试图解构的还有关于影片主体的“身份认同”。
导演郭柯一直试图解释他镜头下贯穿始终的平淡与克制：“我拍的不是慰安妇，而是人”，“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走不出历史的不是她们，是我们”。他一定深谙，不论是记录那段充盈着国恨家仇的历史，还是表达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作为那段历史的一群特殊的受害者，老人们“慰安妇”的身份都会被深化。而这种深化，对于伤痕累累的老人来说，不啻为一种恶意。
电影里那些看似漫无目的的空镜头，那些苍茫的山川河流和窗外的滂沱大雨，那些静默无言地凝望、蹒跚而行和微笑，竟隐蕴着导演如此温存的初衷——剥离身份对她们的围困，将她们还原成时光深处的平常老人。她们有的茕茕孑立，有的家庭和睦，同样的清寒却平和，同样的不知所终却对生命不失怀恋，同样的提及往昔怆然泪下却与生活温柔相处。
这样漫长、寡淡、艰难却依旧让她们不舍摒弃的生活，就是她们最真实的日常。没有人知道这茫茫一生她们究竟何以度过，没有人知道那重重创口她们究竟何以愈合。除了静静地听她们叙说，我们没有权利去评判她们，介入她们，去用苦大仇深充当她们生活的支点。当我们对她们的生活进行着一种想象和预设，其实就是我们在对她们进行身份建构的过程。当然，这种想象与美好无关，因为“慰安妇”本身就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身份。
对于被纳进这个身份的群体，我们选择了漠视，甚至歧视。相形于日本人给他们造成的原生伤害，国人给她们造成的二次伤害，却被轻轻松松地遗忘了。而《二十二》对于这种被污名化的身份所带给老人们的二次伤害，做出了含蓄的反思。
比如志愿者张双民表示30多年前为了向日本维权，迫使很多老人公开了自己“慰安妇”的身份，给她们带来了很多痛苦，为此追悔莫及。而这个悲剧中所蕴涵的无法消解的内在吊诡，恰恰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维权的最终命旨本是善的，但这种“善”却内在地强化了她们的身份，最终衍化为施加于她们的“恶”。还有韦绍兰老人和他的“混血”儿子罗善学。罗善学因为被“耻化”的身份，受到大家的欺侮和谩骂，终身未娶，只能将积怨发泄给母亲——另一个受害者。在纪录片《三十二》中，母子终日沉默以对，那样的沉默和凝滞，沁透出了比寒苦的生活本身更刺骨的寒意，那是一种身份的裹挟，所抛给主体的不公和无法挣脱的绝望。
被囿于“慰安妇”身份之中的女性，注定被掷于共同体的边缘，沉没于历史的健康肌理之下，长期处于无声、无名、无权的喑哑状态，陷于社会主流话语所构造的泥淖中无法自拔。在“主流群体”的视角之下，她们是弱势群体，是被排斥、被贬抑、被睥睨的对象。
而消解“主流群体”与“慰安妇”之间这种极度不平衡的话语关系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去除被污名化的身份，抑或说，撕掉“标签”。一如福柯所带给人们的启示，应该采取反本质主义的态度对待主体问题，或身份问题。
这种撕掉“标签”的方式，便是一种“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概念，是用来描述围绕为获得身份承认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斗争，这里的“承认”指向的是一种价值上的被尊重，以及平等权利的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二》蕴涵着某种隐匿的“身份政治”，抑或说，象征意义上的“身份政治”。片子中一直拒绝使用“慰安妇”这个标签，在不得不用的地方也会加上引号，因为这个字眼本身就带有“自愿”的成分，它固有地对身份主体构成了一种诋毁和污名化。此外，影片拒绝刻意填充色相的“留白化”表达，其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的姿态，藉由对情感铺陈和价值引导的淡化，它亦在去除对于受害女性群体的，有意识的身份建构。
它在努力地修复，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和这样一群女性之间的平等的话语关系。
也许，相形于韩国电影《鬼乡》和《雪路》，《二十二》中的反思与反抗过于温和与含蓄，但读懂了它的人，一定会看到，那背后的勇决与深情，就在那里。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章 旭
责编：路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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