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骑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战略

提  要   语言安全是服务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有研究对语言安全理论、属性和领域界定不清，亟待明确与澄清。本文梳理语言安全理论的演进，厘清相关概念，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潜在的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及多源性语言安全问题，提出建构“一带一路”语言安全战略的四大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语言安全；语言战略；对策建议

Strategy for Linguistic Security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Shen Qi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inguistic security issu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nd proposes strategic plan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Linguistic security i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pic in macro-sociolinguistics and can be crucial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Drawing on an extensive survey of linguistic security theories and practice, I propose four categories of linguistic security strategies: inner source linguistic security, external source linguistic security, dual source linguistic security, and multiple source linguistic security. Inner source linguistic security refers to the security issues of the languages and language resources inside China, including foreign languages, dialects, and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External source linguistic security refers to the security issues in language situations of the countries on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potential risks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may face as a result of not knowing the local language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Dual source linguistic security refers to the security issues in the bordering regions where linguistic risks may come from both inside China and the bordering countries. Multiple source linguistic security refers to the security issues involving new and complex factors such as terrorism, Internet security, and voicing potentials. Based on the four linguistic security perspectives, I propose four policy suggestions:1) focusing on linguistic security planning stud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2) initiating strategic studies on cultural security, 3) exploring the governing capabilities of the bordering regions, and 4) establishing risk assessment and coping mechanisms of linguistic security.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linguistic security; suggestions

近年来，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现有研究主要分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强调语言对于国家安全的作用（赵世举 2015），将语言作为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要素；其二，借鉴美国经验，提出确立国家安全语言的建议和看法（王建勤 2011），将语言作为保障和服务国家安全的工具；其三，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角度探讨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戴庆厦 2010）；其四，从语言规划角度探讨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戴曼纯 2011 ；陈新仁等 2015）。这些观点和讨论视角宽广，对于提升语言的安全价值意义重大，但是，由于语言属性和安全领域界定不清，上述讨论虽然问题意识明显，视野开阔，但还缺乏理论深度和广度来拓展后续研究。

语言安全概念最早由美国语言学家豪根（Haugen 1962）提出，原指个人语言形式和用法不准确而产生的心理不安。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 （William Labov）在社会语言学调查中，专门做过语言安全测试。后来加拿大、比利时和法国学者将语言安全从语言本体领域拓展到多语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语言地位和语言身份。法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卡尔韦（Calvet 2006）认为，语言安全是指不同个体、群体、社团乃至国家的语言生活免受恐惧和担忧、没有安全隐患。英国学者阿格（Ager 2001：80）更是从语言规划角度提出语言安全问题，他将语言安全确定为语言规划的重要目标和价值取向。国外近五十年语言安全研究的演进历程表明，语言安全不仅指语言本身使用、地位和身份认同的安全，也关涉到语言对于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等语言外部性问题（沈骑 2014)。值得注意的是，陈章太（2009）关于语言安全的定义与国外学者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他认为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具体包括语言文字本身状况和语言文字使用与国家社会安全的关系”。其他学者对语言安全也有相关论述，将语言安全视为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潘一禾 2007 ；刘跃进 2012）。陈章太（2009）还指出：对重大语言问题重视不够，语言政策乏力，语言规划不周，对语言安全缺乏敏感性和预见性等，都可能造成语言问题，并对国家、社会安全不利。

因此，基于语言安全视角，我们必须对“一带一路”建设中潜在的语言安全问题有所预见和警觉，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一、语言安全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问题主要由语言本身及其使用中的问题，以及语言外部相关的社会因素构成。这些社会因素包括科技革命、社会转型、地缘政治、经济发展、文化冲突、民族关系、语言政策等及其诸多变化。基于非传统安全理论，一国所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和威胁类型，根据其发生源和问题属性，主要分为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和多源性四类（余潇枫 2012）。我们据此从四个方面叙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问题。

（一）内源性语言安全问题

内源性问题主要是指“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国国内各地区的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涉及事关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语言资源、语言服务和语言能力等领域。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外语资源问题

李宇明（2010 ：3）曾指出，“ 外语是国家行走的先遣队，国家到哪里，外语就应当先走到哪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由“本土型”国家转变为“国际型”国家，这给中国外语规划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国家外语能力和资源建设主要涉及外语种类和外语资源的质量两个方面（文秋芳 2012）。从外语语种数量看，目前和我国建交的172个国家中，仅通用语种就有95种，而我国目前仅能开设67种语言课程，至今还没有完全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官方语言，外语语种资源明显不足。在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中，我们不仅需要掌握必要的官方语言，还需要熟悉当地的通用语言。以非洲为例，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是官方语言，豪萨语、祖鲁语、阿姆哈拉语、富拉尼语、曼丁哥语等5种语言都不是官方语言，但却是具有通用语价值的语言，而我国尚未开设富拉尼语和曼丁哥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在高层次外语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2016年上海“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指出：在上海，一些大的语种像英汉、法汉等翻译人员稀缺，小语种语言人才更少，懂两种外语的同传人才是熊猫人才，尤为稀缺（张骏 2016）。

我们不妨重温许国璋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对国家外语人才培养规格和模式的质疑：

自从某年某月有了“翻译干部”这个概念起，对于外语界人才，只要求你会外语，此外别无所求。从那时起，外语人才是外事大员的附庸，似乎已经定局。这是要自省的。五十年代以后第一批外语人才出山，我们不曾听见培养出英国通、美国通、法国通，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国际法专家、海事法专家、保险法专家，只听见培养出翻译干部。局面既定，学外语取得专业技能的这个主流方面受到忽视，甚至不予置理。1978年时，曾有跃跃欲试之势。那时有人出来说，还是训练翻译干部牢靠，外语好了，什么都可以学会，外语不好，两头落空——依然是翻译干部万能论。十四年过去，翻译学校生源愈来愈狭，档次愈来愈低，陷于困境而不知自拔，背于时代而不知转身，徒唤奈何而已。（许国璋 1992）

从许先生的观点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不能忽视在外语资源类型维度和领域维度两个层面进行拓展。在服务“互联互通”建设过程中，我国需要大量精通外语，懂得国际规则，熟悉对象国法律、经贸、科技、金融和文化等多领域的高层次国际化精英人才。从类型维度看，精通多种外语的“复语型”人才、精通“专业 + 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以及精通国际区域与国别问题的“研究型”人才将是国家外语资源建设的新重点。从领域维度看，国际基建、能源、航空、铁路等重点和关键领域的行业人才外语能力尤其值得关注，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外语资源安全问题。

外语教育的语种严重不足以及外语资源质量有待提高这两个问题，会掣肘“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保障能力，凸显出我国外语资源建设的潜在风险。

2．“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语言资源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将给国内沿线西北、东北、西南以及广大中部地区带来重要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城镇化因为“一带一路”而提速。根据中央提出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面临着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员不断流动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都会带来语言生活的重要变化，伴随着城乡地图的快速变化，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语言地图”必将大幅度改写（李宇明 201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农民工子女的语言使用问题，证实了城乡“语言地图”的变化，同时，语言身份认同和语言变迁问题也日益突出（夏历、谢俊英 2007 ；董洁 2014 ；付义荣 2015）。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大势之下，沿线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保护值得关注。所谓语言资源安全问题，主要就是中国境内各语言可能出现的濒危和消亡问题。积极妥善保护，有效预防国家语言资源的流失，是当前语言学界的一项重大课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而且任务艰巨。

（二）外源性语言安全问题

外源性语言问题主要发生在“一带一路”国外沿线国家和地区。境外的语言障碍重重，在陌生的环境中，由于语言使用不当或是语言交际受限而带来的冲突在所难免。有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首先，语言障碍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利益。2002年到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案例数为 2018起，其中跨国并购案例数为1817起，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面临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以及文化认同障碍，这些都能左右企业的兼并是否能够最终成功（徐蔚冰 2015）。其次，语言能力成为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短板”。以“高铁出海”为例。我国高铁在技术上已领先于世界，在“一带一路”沿线拥有广阔市场。由于语言能力不足，致使中国高铁企业的技术文本与商务文本质量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成为高铁国际化的“最大短板”（曹昌、李永华 2014）。另据商务部网站发布的信息，近年来部分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生存举步维艰和发展境遇不佳，就与“语言” 知识、能力储备不足密切相关，给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企业破产。最后，语言文化风险严重制约海外企业生存和发展。在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中，在众多风险因素之中，与语言紧密相关的文化风险覆盖率高达71.3%，甚至高于主权风险（46.9%）（汪段泳、苏长和 2011 ：205）。

因此，有关部门首先要对语言安全问题及其影响进行必要的识别、评估、预判和应对。由于这类问题的发生和出现具有不确定性，还涉及外交外事工作，乃至国家利益，对其应对往往具有滞后性，因此，更有必要提前启动相关准备和预案研究，需要建立常态化的语言和文化风险预警监测机制。

（三）双源性语言安全问题 

双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我国边疆区域（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与周边国家。双源性语言安全问题的主体往往是双重的，甚至是内外联动的，应对往往有两难性质，且治理方式复杂。不少边疆民族地区的语言问题与国际关系和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牵涉到内政外交工作，个别语言问题甚至会被境内外分离主义势力和极端主义分子利用。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跨境分布约五十种语言”，“跨境分布的同一民族和语言，存在族群内部语言文化认同和不同国家语言文化认同的问题，也存在由于不同国家语言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差异，因此这些跨境分布的相同民族语言在语言身份、方言划分、文字和书面语、语言社会使用功能等方面可能出现一定的差异”（黄行、许峰 2014）。在“一带一路”核心区不少跨境语言的语言活力有限，有的语言受到威胁、面临转用，有的甚至处于濒危和几近消亡状态（黄行 2015）。语言安全问题同样还体现在“我国媒体在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国际传播实力仍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对我国的宣传和渗透不断加大力度，我国所占话语权十分有限” （黄行、许峰 2014）。此外，2015年初缅甸果敢地区战乱，至少有十万左右难民涌入我国境内。果敢难民问题在近二十年已经屡屡发生，尽管这一问题一直处于可控范围内，但从世界范围看，难民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形成公共安全问题。因此，积极开展难民语言服务和语言融入工作，也是防范和避免语言安全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多源性语言安全问题

多源性语言安全问题是指语言问题的发生源和问题属性不确定，具有交互性和复杂性。除了语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综合性等常规特征外，还呈现出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交叉互动、自然与人为因素交叠共生、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冲突、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时空交错、常态与非常态危机交替转化等特征。首先，“一带一路”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问题十分突出。例如，中国在参与处理国际公共安全问题时，如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维和警察、国际医疗队等，都对相关人员的外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和语言应急机制亟待建立。

多源性语言安全问题还涉及网络与语言信息技术安全问题。语言信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信息化的水平，是国家信息安全的保障，但我国语言文字技术标准严重滞后，现代语言技术的创造力、控制力和使用能力等不甚理想（李宇明 2011），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信息安全的“隐患”。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信息化建设中，语言信息技术安全将是国家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

多源性语言安全还涉及舆情和话语权问题。舆情的媒介和载体离不开语言，舆情的传播分析和评价离不开言语、修辞和语用策略，其本质就是一种话语权。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汉语传播，还是话语安全规划，都事关中国“文化走出去”大局，是实现“民心相通”的关键，需要系统开展话语安全规划和传播研究，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二、建构“一带一路”语言 安全战略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丝路语言安全规划研究

内源性语言安全问题是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的因素之一，开展系统全面的语言安全规划研究，国家外语资源安全调查和国家外语安全能力建设要先行。国家外语资源安全调查是基于国家外语资源安全观，开展战略性、全局性外语资源需求调查，明确现有外语资源是否可以满足丝路各行业和领域的重大现实需求。例如，国家外语安全能力调查以及丝路关键外语资源调研、中国高铁丝路战略的外语需求调查、“亚投行”外语需求调研，以及各类自贸区外语需求调查等课题，都需要逐步开展。只有在科学细致调查的基础上，才能研制外语安全战略需求清单，对外语资源种类、质量、类型和领域四个方面都做出精准的判断，为制定策略和方案提升国家外语安全能力提供现实依据和参考。

另一方面，我国语言资源安全规划工作也不容忽视。语言资源安全规划必须以准确真实的语言资源调查为基础，“一带一路”沿线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保护应当成为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重中之重。语言资源安全规划还必须考虑不同语言的安全等级，如消亡、濒危、不活跃、较为活跃等多个级别，据此采取相应的保护和开发措施。另外，语言安全规划除了关注语言本身问题之外，还需要借鉴风险管理和安全管理的经验与做法，认真做好不同语言资源安全状况的环境评估、社会评估和冲突评估，确保丝路语言资源整体安全。

（二）启动跨文化语言安全战略研究

外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源于对异域语言文化的陌生甚至是误解误判。语言安全的重心也应该放在语言使用和话语传播层面，让使用主体和传播主体免受由于语言使用及传播带来的安全隐患与忧虑。我们很欣喜地注意到，国内已经有不少机构开始着手对“一带一路”国外语言状况和语言国情进行介绍、普及工作。但是，鉴于“一带一路”涉及至少64个国家、200多种主要语言，存在诸多民族、宗教、历史、政治和社会等文化差异，简单地介绍和普及还远远不够。宜尽早启动跨文化语言安全战略研究。语言安全战略主要定位于语言服务，首先，需要开展对象国语言文化现状调研，重点考察和监测其潜在的安全风险，例如民族语言问题、语言纠纷、语言冲突乃至重要语言舆情事件，切实提高战略预见性。其次，需要重视跨文化语言管理问题，这里的语言服务涉及向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国的语言文化历史、习俗、禁忌等跨语言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服务，还涉及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重要跨文化案例数据库，以及基于多语种翻译和语言技术传播的海外舆情、政情、社情、商情诸领域的语言服务。

（三）探索边疆语言安全治理能力建设

双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事关边疆稳定和长治久安大局。近年来“边疆安全学”（“边安学”）研究日益受到关注，边疆语言问题也属于“边安学”范畴，包括语言与民族认同、语言与社会安定、个人语言身份安全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安全治理能力建设需要关注和加强语言安全的治理主体、治理向度、治理范围以及治理权威四个维度的研究（余潇枫等 2013 ：54）。第一，就治理主体结构来看，语言安全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国家和自治区各级政府、非政府的公共机构（如专业协会、智库等），也可以形成跨国或多国语言合作和交流机制等多种组合，如边疆难民语言服务问题，就需要多方协作。第二，从权力运行的向度看，语言安全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方式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对话、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确立认同或是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语言问题的管理，例如，根据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存在双语、多语的实情，探索“优态共存”的治理模式，避免出现“危态对抗”的局面。第三，从管理涉及的范围看，语言安全治理所涉及对象要宽泛得多，例如，跨境语言安全治理问题实质就超越了领域界限，形成超国家的方式。第四，从权威形成的基础看，边疆语言安全治理的依据除了法规命令之外，还需考虑中国各民族语言认同与共识，黄行（2016）提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提升国家语言的交际功能，通过市场化的政策帮助少数民族掌握国家语言的能力来认同国家语言；民族语言的认同应侧重其文化功能和母语权利的认同，用非市场化的优惠政策充分保障其区域自治民族语言的权利和母语文化载体的权利”。

（四）建立语言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

多源性语言安全问题的存在，充分说明在消除、化解安全威胁和风险过程中，语言是防范、规避、预警及保障“一带一路”安全的战略资源。在中国开展海外投资和开拓海外市场过程中，相较于传统的经济 / 体制风险和政治 / 军事风险，语言 / 文化风险更为隐蔽，具有不确定性。有必要建立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着力防范和规避相关语言风险。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开展针对“一带一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安全问题的监测、识别与评估，建立健全基于多语种语言的安全风险信息和案例库，如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语言文化风险案例数据库建设，及时发布和提供语言安全信息和预警信息。另一方面，在评估各个领域语言安全风险基础上，建立语言安全应急和救援机制，设立应对语言安全风险的语言 服务志愿者团队，减少语言障碍带来的沟通不畅问 题。最后，基于语言传播安全和信息安全，应重视 “一带一路”跨国网络空间语言舆情监测，特别需要重视基于社会化媒介的语言舆情监测和语言信息技术安全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可以共同开发建立媒体语言监测和研究平台，共享舆情，维护语言信息技术安全。

三、结 语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我国语言战略规划的新任务和新挑战，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多方协同，群策群力。在顶层设计方面，国家语委立足现实，对接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从战略高度规划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着手制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研究行动方案，一批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课题已经启动。语言学界更应顺势而为，齐心协力参与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研究中去。

文章来源：《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20-25页。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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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全球治理

审核：沈　骑

编辑：康铭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