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国丨语言安全分类及中国情况分析
语言安全分类及中国情况分析
张治国
（上海海事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２０１３０６）
张治国，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学院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理事，国际城市语言学会理事，国际青年应用语言学联盟（IAYALS）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评审专家。主要研究兴趣为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比较教育。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项目两项、其余项目若干。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语言文字应用》、《外语学刊》、《语言战略研究》、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和Global Chinese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八十余篇。专著有《中美语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译著有《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及《语言管理》。
摘要
语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次分支，但语言安全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各类国家安全。语言安全除了具备国家安全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为了便于管理和研究，我们需要对语言安全进行分类：首先，根据国家的语源把语言安全分为内源性语言安全、外源性语言安全和双源性语言安全；其次，根据语言的地位和性质找出上述３类语言安全的客体；第三，根据语言政策的种类从语言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来分析上述各语言客体的具体安全内容。文章依据上述分类框架分析了中国的语言安全问题，且提出了针对这些语言安全问题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中国；语言安全；语言政策及规划；对策
01
引言
随着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的语言安全问题日益增多，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科学分类，以便更好地理顺语言安全的脉络，进而为语言安全问题的定位、研究、管理和应对提供方便。目前，语言安全的分类大多根据社会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和地域空间（如省份、国家、边疆）来划分。这些划分有其意义和必要性，但也存在如下不足：前者因为语言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很难做穷尽式划分，后者因为人具有流动性以及事件具有可复制性而很难根据空间地域来锁 定语言安全的语言客体。为此，本文拟提供一种全景式的语言安全分类。为了更完整和更科学地对语言安全进行分类，我们首先要理解什么是语言安全，它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语言安全有何特点。
02
语言安全的基本属性
（一）语言安全的定义以及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语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次分支领域，因此，语言安全的定义、研究及应对都必须放在国家安全的范围内来进行。国家安全关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它是世界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也是学界关心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刘卫东等指出：“国家安全是一个内涵简单但外延广泛的概念。简言之，国家安全是维持主权国家存在和保障其根本利益的各种要素的总和。” 刘跃进则把国家安全界定为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这两个定义正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刘跃进从宏观上把国家安全分为１０种：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后来，他又把国家安全分为１２ 种，增加了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两种。
如果把这１２类安全定为国家一级层面的安全，那么语言安全只能是二级、三级，甚至更低层级的安全。但是，语言安全可以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这１２类国家安全，如果我们对语言问题重视不够，对语言安全缺乏敏感性和预见性，它们就可能最终影响到国家安全。因此，从正面看，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具体包括语言文字本身状况和语言文字使用与国家社会安全的关系”。从反面看，我们可以把任何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上述１２类国家安全的语言问题都算作是语言安全。
（二）语言安全的特点
既然语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次分支，那它理所当然也具备国家安全的总体特点。刘卫东等提 出了国家安全的如下５个特点：假设性，即国家安全问题的提出具有防范性和主动性；复杂性，即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十分复杂，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演变性，即国家安全要素随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不断变化；层次性，即安全目标与全球化与区域性特点并存，国家安全一般从地方、国家和国际３个层次考虑；非显性，即部分影响国家安全的要素是间接的、非显性的。
此外，语言安全还有自己独特的４个特点：第一，广泛性。语言问题可以存在于上文提到的１２类国家安全中，只是在各类国家安全中的级别不同罢了，如语言安全可以算作是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下面的二级内容，但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中却可能是三级，甚至更低层级的内容。第二，双重性。由于语言的功能具有显性与隐性的属性，所以语言安全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语言是人类思维和交流的“工具”，这是显性的，也是多数人所能认识到的。但语言同时还是“人权”“身份”“资源”和“软实力”，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语言的社会功能领域拓宽，语言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方式更趋多元，语言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提升”。这些都是隐性的，它们不为常人所熟悉。语言的这些属性若没能得到尊重或发挥，语言就可能成为问题。第三，相对性。人们对语言问题或语言安全的看法存在相对性：当语言正常工作时，人们不觉得它重要，当语言不能正常地为国家服务时，人们却发现没它不行。另外，人们对语言问题或语言安全的看待和处理也存在相对性：可大可小，可轻可重。第四，长期性。语言问题的形成与解决需 要较长的时间，要改变人们的语言使用习惯，要培养人们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意识形态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往往要以“代”（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来计算，所以“代际”（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是解决语言问题的分水岭和关键点。
03
语言安全的分类
我们可以对语言安全进行如下的三维立体分类。第一，由于语源界定简单，内容固定，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国家的语源把语言安全分为内源性语言安全（即语言安全源自本国语言）、外源性语言安全（即语言安全源自外语）和双源性语言安全（即语言安全源自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跨境语言）。第二，由于语言安全是个宽泛的上位概念，其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最终是要落在具体的语言客体上，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语言的地位属性来划分上述第一维度中三类语言安全的具体语言客体的安全。内源性语言安全包括主体语言安全、少数民族语言安全、方言安全以及上述语言之间关系的安全；外源性语言安全则包含外语安全以及外语与内源性语言之间关系的安全，双源性语言安全是指跨境语言安全。第三，由于任何语言客体若在安全方面出现了问题，追根溯源都是语言政策的问题，同时，任何语言安全问题的解决，最终还得依靠语言政策，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语言政策的内容从语言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来划分上述第二维度中各语言客体安全的语言政策内容。现将语言安全的分类列表如下（见表１），然后对每种语言安全的内容进行逐一的分析。
表１ 语言安全分类
（一）内源性语言安全
１．主体语言安全
首先，主体语言安全可以表现在语言的地位规划上。主体语言是指一个国家的主要语言，它在法律地位上属于国语或官方语言，在使用人数及使用范围方面都占强势地位。世界上多数国家在建国之时就会在其宪法或其他法（如语言法）中确定本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言，并赋予它们一定的功能或角色。有些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出于种种原因考虑即使无法在其宪法或语言法中明确指定国语或官方语言，但它们也会通过隐性的办法来明确自己的国语或官方语言。任何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主体语言，多数国家只有一门主体语言，如日本的日语、越南的越南语，但也有部分国家有两门或３门乃至更多的主体语言，如斯里兰卡有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两门主体语言，比利时有荷兰语、法语和德语３门主体语言，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４门主体语言。此外，有些前殖民地国家没有本土的主体语言，于是只好沿用前宗主国语言为本国的官方语言。在没有本土主体语言或有好几门主体语言的国家，各语言使用者为了争夺主体语言地位往往容易产生语言矛盾或语言冲突。主体语言的安全就在于树立一门国语或官方语言，或者科学分配好两门或两门以上主体语言的功能，并妥善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否则就会给国家带来众多安全问题，如领土安全、主权安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等。例如，当巴基斯坦于１９４７年独立时，其领土由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简称东巴和西巴）两部分组成，中间被印度所分隔。东巴和西巴的主体语言分别为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但当时的巴基斯坦政府仅把乌尔都语立为国 语，这引发了东巴人的愤怒，语言的冲突及其他因素使得东巴分离了出来，进而成立了如今的孟加拉国。
其次，主体语言安全也可表现在语言的本体规划上。当一个国家的国语或官方语言确定后，若该语言无法承担其应有的角色或责任（如书写体系不确定或不完善，无法服务现代数字时代）时，那说明该语言在本体规划上存在安全隐患。这会给国家带来众多语言问题，进而影响国家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和信息安全等。例如，哈萨克斯坦的主体语言是哈萨克语，该语最初使用以古突厥字母———鄂尔浑字母（Ｏｒｋｈｏｎｓｃｒｉｐｔ）为基础的文字，后来改用阿拉伯字母。在苏联时期，哈萨克语从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又改为西里尔字母。１９９１年独立后，哈萨克斯坦着手思考哈萨克语字母的拉丁化问题，但国内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这给国家带来了不少安全问题和经济问题。
第三，主体语言安全还可表现在语言的习得规划上。主体语言若不能在国内得到推广和传播，就会影响全国各地人们间的交流和工作，从而影响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同时也难以树立国家身份和增强国家凝聚力，进而威胁到国家的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等。例如，２０世纪初，德国犹太人救济协会曾在以色列海法建立了一所技术学院。然而，当时救济协会觉得希伯来语在科技应用方面还不够成熟，就宣布学院将使用德语教学。但该决定立刻把以色列犹太人的不满情绪给引爆了，于是，师生一起离校，从而引发了一场语言战争，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全因素。此外，主体语言若能在国际上得到推广和传播，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国家的软实力，进而减少国家的资源安全和文化安全。
２．少数民族语言安全
首先，少数民族语言安全可以表现在语言的地位规划上。尽管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主体语言的社会功能，但它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地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如地方官方语言、小学低年级的教学语言、学校课程语言或家庭语言）。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好，就容易引发语言运动和民族矛盾，继而带来国民安全、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例如，西班牙在佛朗哥执政时期，他严厉打压该国巴斯克地区所使用的巴斯克语。这一语言政策激化了巴斯克人强烈的巴斯克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他们不断地制造暴力事件，并促使西班牙政府做出了一些妥协，给予巴斯克语一定的地位。
其次，少数民族语言安全也可表现在语言的本体规划上。少数民族语言书写体系的建立和应用有 利于少数民族语言自身的活力，同时少数民族语言的规范化和现代化也有利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推广和使用。但若少数民族语言的本体建设欠佳，这些语言的维持就会更难，走向濒危或消亡的态势就更难以阻挡，进而会削弱国家语言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生态安全。例如，美国的纳瓦霍语（Ｎａｖａｊｏ）是美国几个较大的印第安语之一，由于没有外族人能够听懂，美军在二战中用它来作为密码语言，且从未被日本人破译过，从而保全了太平洋战场上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但该语言由于自身建设较差，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纳瓦霍民族却有一半的人已经不再说纳瓦霍语了”。
第三，少数民族语言安全还可表现在语言的习得规划上。少数民族语言若无法得到传承，就会进入濒危语言的名单，最后消亡，从而造成语言生态多样性的破坏，给国家带来资源安全和文化安全。例如，自１８６７年起，新西兰开始实施殖民政策，土著人使用的毛利语的教育受到打压，毛利语丧失现象严重。上世纪末，新西兰民间及政府花重金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拯救毛利语，如创办“语言巢”（ＫōｈａｎｇａＲｅｏ）和毛利语浸没学校，并提升它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但效果依然不明显。
３．方言安全
主体语言和部分少数民族语言都有方言。由于不少方言没有书写体，或者其书写体与标准体大同小异，所以方言的安全主要体现在地位和习得规划上，即体现在标准体与方言的关系以及方言的传承与使用上。标准体与方言的关系若处理不好，会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安全。此外，标准体与方言的关 系犹如红花与绿叶的关系，红花和绿叶都是语言发展和人类语言使用所需要的。方言可以丰富标准体的词汇和表达，方言对于标准体的发展及历史人文研究都有帮助，方言是语言多样性的重要内容，若方言消失了，这既不利于标准体的繁荣，也不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进而影响国家的文化安全和资源安全。例如，英国如今的强大与其丰富的方言和开放包容的态度是有一定关系的。
４．语言关系安全
所谓语言关系安全是指政府或相关机构未能成功地划分好各类语言的功能和使用空间，使得它们之间产生矛盾或冲突，进而给国家带来众多的安全问题。这本是各类语言地位规划的内容，但为了突出其重要性及复杂性，本文特意把内源性语言关系安全单列出来（其余两类语言关系安全则放在地位规划 中论述）。语言关系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语言竞争必然使语言关系紧张，甚至带来语言矛盾和语言问题。由内源性语言间的关系所导致的语言安全主要有如下３种：
（１）由主体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语言安全
当这些语言在地位、传承和使用空间等方面出现矛盾而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时，语言安全问题便会出现：在语言竞争中，若少数民族语言受人为因素影响而削弱，则会导致语言的濒危、丧失和语言生态的破坏，乃至民族的矛盾；若主体语言受人为因素影响而削弱，则容易诱发国家政局不稳、经济衰退和国家的四分五裂。例如，前苏联严厉的语言政策虽然成功地传播了主体语言俄语，提高了人们的俄语读写能力，但它削弱了前苏联境内许多土著语言的力量，并引发民族关系紧张。
（２）由主体语言及其方言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语言安全
由于主体语言在一个国家使用人数较多，地域较广，因此，它的变体或方言也就较多。一般而言，多数国家都会选择自己的“首都语言”（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为其主体语言的标准体。即便如此，各语言变体之间还是难免存在矛盾乃至冲突的时候：在竞争中，若方言由于人为因素而削弱，则会出现方言的濒危、消失和语言生态的破坏，那么标准体就成了“周边没有绿叶的红花”，显得单调孤独；若标准体由于人为因素而削弱，其地位就难以得到捍卫，从而引发多米诺现象：标准体不能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从而影响国内人们间的交际，还会削弱国家身份，进而影响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形象，等等。
（３）由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语言安全
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存在地方上的竞争，从而容易产生矛盾或冲突。任何一方在竞争中被淘汰，也同样会带来语言的濒危、丧失和语言生态的破坏。这些非主体语言间的关系若不解决好，也会给国家带来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等问题。例如，孟加拉语和尼泊尔语都是印度的两个少数民族语言。印度东北部西孟加拉邦北部大吉岭地区曾是尼泊尔廓尔喀人的领土，二战后英国把它转让给了印度。２０１７年５～８月，该地区发生骚乱，起因是同年５月西孟加拉邦制定的孟加拉语下放在基层小学的政策使得使用尼泊尔语的廓尔喀人愤怒，他们对公立学校推行孟加拉语教学不满，发动骚乱，并要求独立成邦，要使用自己的语言。
（二）外源性语言安全
由于外语的本体规划一般不是外语学习国所要考虑的事情，因此外源性语言安全则主要体现在外语的地位规划和习得规划上。
首先，外源性语言安全可以表现在外语的地位规划上。这主要是指本国语言（即主体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与外语间的关系。一方面，现代国家不发展外语必然带来不少经济安全、资源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因此，各国发展外语教育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只要地位规划得当，外语就不会成为本国语言的绊脚石，国内外语言可以和谐相处，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外语的地位规划要注重外语的服务性。所谓外语的服务性就是指本国语言是“主”，它是固定不变的，外语是“宾”，它是用来服务的，它会随着时代及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在处理本国语言及外语的关系时不能喧“宾”夺“主”。否则就会给国家的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带来麻烦。例如，爱尔兰的国语是爱尔兰语，英语本来是该国的外语。但由于历史殖民以及语言政策失误等原因，从而导致爱尔兰语在本国的传播和使用程度却远远不如外来的英语，“只有一小部分的爱尔兰国民把爱尔兰语作为自己的第一语言来使用”，“爱尔兰语的复兴运动只是成功地增加了人们对于爱尔兰语的了解，并没有推广爱尔兰语的使用”。
其次，外源性语言安全也可表现在外语的习得规划上。其表现有二：一是语种的选择与数量。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的外语语种越多越好，但外语的教育是需要成本的，因此，各国、各机构及个人在外语学习的语种数量上只能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但要做到外语教育不会因为语种问题而影响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这就需要科学的研究和合理的规划。通常，一个国家的外语选择对象往往是大国或强国语言、邻国语言、与本国关系（如政治关系、经贸关系等）密切的国家的语言以及热点国家（如非传统安全频发并蔓延世界的国家）的语言。若外语语种规划失败，就会给国家带来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等。例如，美国学校及学生以前不太重视阿拉伯语的教与学，懂得阿拉伯语的非阿拉伯族裔人的数量偏少，美国９·１１事件的发生与美国主要情报部门（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调查局）工作人员的阿拉伯语能力有关，一些用阿拉伯语书写的相关信息未能得到情报部门的及时关注，从而错过了挫败恐怖分子阴谋的最佳时机。二是外语的教学。外语教学是一种投资行为，它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外语教学的效果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外语能力，而学生的外语能力今后又可能影响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国际化发展，最终便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和资源安全等。
（三）双源性语言安全
由于跨境语言既有本国语言的属性，又具有外语的特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由跨境语言导致的双源性语言安全与上述的内源性和外源性语言安全大体相似，但也有其特殊性：
首先，双源性语言安全可以体现在跨境语言的地位规划上。由于语言常与民族的尊严、人权等因素紧密相连，加上毗邻具有容易使人产生对比行为的特点，语言地位规划一旦处理不好易诱发冲突，也会给分裂主义者或敌对势力带来煽动闹事的机会，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和不安定因素。此外，在给一些较大的跨境语言进行地位规划时还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干预，从而给国家带来挑战，甚至是社会 安全和国家安全。例如，俄语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跨境语言。乌克兰议会经常为了俄语的地位问题而进行辩论，乃至上演“全武行”，同时，乌克兰议会也经常感到来自俄罗斯的压力。
其次，双源性语言安全也可体现在跨境语言的本体规划上。对于跨境语言，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本体规划，跨境语言在语言书写体系、语言的规范化（如新词汇的选用）和现代化（如语言的计算机输入法）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异，这会给两国或两国以上的跨境语言使用者带来交流的困难，也会给语言管理者带来管理上的挑战，处理不当则存在国民安全、信息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可能。
第三，双源性语言安全还可体现在跨境语言的习得规划上。同一跨境语言在不同的国家享有不同的地位，也得到了不同的本体规划，必然也就有不同的习得规划：这些跨境语言在不同国家的教育推广 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国家提供该语言的教学，有的则没有，从而无法得到学校域的语言传承。有的跨境 语言在一国是活力较大的语言，而在另一国则成了濒危语言。一旦某一跨境语言在一国消亡了，该跨境 语言就成了该国的外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该国的语言多样性和文化丰富性，进而给国家带来文化安全和生态安全等。
04
中国的语言安全情况分析
（一）内源性语言安全
１．汉语的安全
首先，汉语的地位规划安全。汉语的地位与国家的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等密切相关。尽管我国的《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给予了汉语国语或官方语言的地位，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有不少困难。一方面，汉语的地位有时可能受到外语（尤其是英语）的冲击，如我国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评聘专业职称时都需要考外语，却不用考汉语，给人感觉是英语的地位高于汉语。另一方面，汉语的地位在某些地方有时还会受到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挑战。例如，汉语普通话的地位在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比较强势的地区都还不够理想。
其次，汉语的本体规划安全。汉语在文字化和规范化方面尚存不少问题，如汉语中的字母词与语言纯洁性关系的处理问题，汉语中网络词汇的管理问题，汉语中的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关系问题，中国与世界上其他汉字使用国家（如日本、新加坡等）对于汉字未来发展与通用的规划问题。此外，汉语在现代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汉语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问题。而且，汉语在文字信息化建设中存在安全隐患，靳光瑾指出：“如果中国没有自己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自主权，就可能在未来的网络战中丧失制网权，因而危及国家的安全。”上述问题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就有可能影响到汉语的本体发展，最后会给国家带来诸多安全问题。
第三，汉语的习得规划安全。据教育部信息，我国汉语普通话的普及率才刚刚达７３％左右，这个比率在国际上不算高。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一些边远地区及汉语方言强势的地区，汉语普通话的普及率还比较低，进而要么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要么弱化了国家身份的建设。而且，这些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将给救援工作带来语言沟通的麻烦。如２０１０年青海玉树发生地震，这里居住的人９０％ 都是藏族同胞，其中很多人都不会普通话，这给震后的救援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此外，汉语教学的国际推广工作也任重道远，遇到不少“成长中的烦恼”：北美孔子学院遭关停事件，孔子学院被质疑是中国文化间谍机关。可见，汉语的习得规划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加强的问题。
２．少数民族语言的安全
首先，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规划安全。尽管我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都给予了少数民族语言较高的地位，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有很大的困难，有些少数民族语言式微趋势难以阻挡。语言一旦消失，要复活起来是非常艰难的，而且成本也是巨大的。这将给我国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维持带来巨大挑战。
其次，少数民族语言的本体规划安全。在我国一百多种少数民族语言中，只有３３种语言有现行文字，其他的语言只有口头表达的功能。打铁还需自身硬，若语言自身的表达方式和功能无法满足人们现实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其活力就很难得到保障，因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本体规划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少数民族语言的习得规划安全。我国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这些语言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少数民族的居住也非常分散。这两个特点给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推广范围往往较小、对象也往往仅限于本族人，这都会给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带来不利因素。例如，２００９年“新疆７·５”暴力恐怖事件，几千名暴徒集会制造恐怖事件，这些暴徒在行动之前肯定有频繁的联络和布置，普通市民之所以无法察觉，与语言隔阂的关系很大。
３．方言的安全
暂且不提我国众多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光汉语的方言就有七大类，而且每一类又有许多次方言（ｓｕｂ－ｄｉａｌｅｃｔ）。这些方言开发和利用得好，是“资源”，处理不当就会成为“问题”，从而削弱我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最后给国家带来文化安全。我国目前的方言问题主要表现在代际传承弱化及使用空间缩小两方面上。不少汉语方言都呈现出式微的发展趋势，这既有语言发展自然规律的原因，也有全球化、城镇化和工业化带来的难以阻挡的语言接触的影响，还有某些不恰当的语言管理行为所导致的后果。
４．语言关系的安全
在我国内源性语言方面，目前的语言关系安全主要来自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普通话和汉语方言之间的关系。首先，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地方。有些人把汉语推广与民族语言教育对立起来，进而导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普及率极低，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式微。这些问题既给我国的政治统一、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安全问题，也给民族团结及语言多样性的维持带来威胁。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好，有可能引发民间的语言运动以及民族分裂活动，从而给国家带来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此外，汉语及其方言之间也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地方。有些人误解了普通话推广的目的和意义，以为普通话推广就是要消灭汉语方言，或者以为保护汉语方言就不管普通话的普及了，进而有时出现一些矛盾激化的现象。例如，２０１０年，广州几名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有关亚运会期间增加普通话电视节目时间的提案，结果该提案被误读为“推普废粤”，并引发“撑粤语”活动。再如，２０１２年，香港某大学举办“中文节”活动，由于活动需要而使用了一些简体字，结果招致一些人的指责和炒作，认为是“污蔑传统，辱港媚陆”。总之，对于任何关系的处理既要辩证地看待，也要主次分明，语言关系的处理也不例外，否则就会带来问题。其实，只要语言管理得当，主体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和汉语方言是可以共生共存的。
（二）外源性语言安全
首先，外语的地位规划安全。这主要表现在外语与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上。有些语言管理措施把外语置于过高的地位，其地位甚至高于本国语言的地位，这给国内有些人带来担忧、反感和压力：有人提出了“汉语危机”和“汉语保卫战”等口号，还有些人提出取消众多升学考试中的外语科目，少数民族学生则不得不面临“三语”学习的压力。另外，有些人则带着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待或管理外语，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外语是了解和接触外界的重要“桥梁”和“钥匙”。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脱离别的国家而独善其身，闭关锁国政策只会让自己裹足不前。因此，我们若不能正确、客观地看待和处理好外语与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就会给国家带来诸多安全问题。
其次，外语的习得规划安全。在外语语种的选择及数量方面，我国现有的语种规模还偏小，与发达国家尚有不小的差距。尽管近年国内高校的语种数量有很大的改变，但语种最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只能提供８０多个语种的课程而不是专业的教学。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这些语种数量还远远无法保证国家各个领域的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例如，２００７年上海为迎接特奥会在上海的召开，组委会向全社会招聘小语种（特别是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志愿者。试想，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都缺乏这两个语种的人，更别说全国除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了。可见，中国的外语教育在语种及其规模上是比较小的。在外语的教学方面，我国的外语教学面广体大，费时低效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可能影响到人才的发展。如果我国的人才都花费太多的时间用于外语学习，这必然要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发展，进而影响到国家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此外，如果中国人才的外语水平过低，这也会影响我国国际性人才的发展。尽管外语教学问题没有其他语言问题那么凸显，但其隐性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２０１２年，南车株机海外营销团队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离北欧的一个竞标项目只有一步之遥，对方企业 ＣＥＯ 都同意了，最终却因方案翻译错误而被对方技术专家否定，失去了订单。
（三）双源性语言安全
首先，跨境语言的地位规划安全。我国大部分的跨境语言在地位上都比邻国的低，“内小外大”和 “内弱外强”现象较多。尽管语言的地位与语言的使用人口和使用活力等基本因素有关，如朝鲜语在朝鲜是主体语言，是国语，而在我国只能是少数民族语言，这是谁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地位规划做得不好（如在法律法规方面没有给予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的空间，或对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宣传、解释工 作不到位或用语过于生硬和强势），这些都很容易激化民族矛盾，进而带来社会安全问题。
其次，跨境语言的本体规划安全。我国的有些跨境语言尚无书写体系或书写体系不够完善，而邻国 进行了较好或不同的本体规划。于是，语言竞争与语言借用现象就出现了，进而为境外一些敌对势力在我国跨境语言使用地区进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法渗透提供了语言便利。这既不利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管理，也会影响我国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身份，最后可能带来社会安全问题。例如，傈僳语是中缅边境傈僳族所使用的跨境语言，新中国成立前，境内外的傈僳族都使用由西方传教士创制的拉丁变体文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创制了新文字，老傈僳文则在宗教领域保留使用。但由于某些因素，新傈僳文推广并不理想，反而老傈僳文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在我国群众中不断扩大影响，境外某些势力则利用跨境的傈僳语对我边疆地区进行文化渗透。
第三，跨境语言的习得规划安全。我国大部分的跨境语言除了少数比较强势的（如朝鲜语或韩语、俄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和藏语）外，其余的都较难在学校域、工作域和公共域中找到它们的生存空间。周庆生指出，在我国跨境语言文字的出版、广播和网站等应用方面，都是“内少外多”“内弱外强”。我国跨境语言的“失声”、濒危和消亡，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利用好跨境语言来宣传我国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机会，同时，也有可能割断一条与邻国在语言、文化和感情上相连的纽带，还会给我国那些从事与跨境语言有关的学术研究（如语言、文化、民族、历史和政治）带来资源上的匮乏，最终影响到国家的资源安全和文化安全。
05
中国语言安全问题解决的对策建议
尽管语言安全不属于国家层面的一级安全内容，但它影响面广，且易诱发众多一级层面的国家安全。况且安全无小事，任何层面的安全问题，我们都应该高度重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几个有关防范语言安全的对策建议：
（一）正确看待语言安全问题
１．正确认识语言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对于国家来说，任何事情处理不好都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任何社会问题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安全，语言安全问题也不例外。语言选择、语言地位、语言发展、语言教育、语言推广和语言关系等都有可能成为语言安全问题。尽管比起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一级层面的安全来，语言安全是“小儿科”，但中国是大国，任何小安全放在大国里都有可能带来重大的损失。因此，我们需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并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和视角来重视它、研究它和解决它。
２．辩证地看待语言安全现象
当我们仅看到语言的显性属性时，人们就容易忽略语言安全问题，从而给国家带来语言安全的隐患。当我们仅看到语言的隐性特点时，又容易把语言安全问题放大，从而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负担，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对于语言安全问题的看待和解决既不能仅持语言工具主义的观点，也不能仅抱语言中心主义的态度。
３．理性地认识语言安全中三大类别的轻重缓急
内源性语言安全的特点表现在“内”字上，“内”是“本”，故其语言安全的措施就是要“固本”；外源性语言安全的特点表现在“外”字上，“外”是“末”，故其语言安全的措施贵在“强末”；双源性语言安全的特点表现在“双”字上，“双”意味着“跨”，故其语言安全的措施是“平衡”。总之，国家最主要或最严重的语 言安全问题还是来自内源性语言安全，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外源性语言安全和双源性语言安全。
（二）加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的发展
如前所述，语言安全具有广泛性、复杂性、假设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因此，语言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以众多领域的整合研究为基础，其中核心的领域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因为它能比较宏观、综合和理论与现实结合地来研究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它能为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相关的研究数据和理论参考。但任何研究若“没有学科的支撑都难以深入和持久推进”，学科的建设可以促进该领域人才的不断培养与发展，有了人才就可以对国家相关的语言安全问题进行长期研究，并与时俱进。因此，我国需要加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的发展。
（三）重视有关语言安全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
针对我国汉语及其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的各个国家归口和管理部门，首先需要了解、收集和整理国家当前亟待解决的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语言安全问题，然后可以通过科研项目等方式号召、鼓励和资助我国学界进行科学调查与研究，最后组织多领域的专家及管理者和决策者进行深度分析和讨论，进而制定出相关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例如，为了鼓励我国主要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及非主流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当地强势的少数民族语言，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可以制定相关的语言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及非主流少数民族学生在诸多的升学考试中可以把当地强势的少数民族语言或跨境语言作为外语来看待。
（四）强调有关语言安全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实施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生命在于实施，否则就成了“纸上谈兵”。为了确保政策和规划的执行，我们需要重视如下两点：第一，思想上要有持之以恒的准备。语言安全的问题具有广泛性、动态性和长期性 的特点，因此，我们对于语言安全问题的解决既不能坐视不管，也不能操之过急，而应该有攻坚战和持久战的心理准备。第二，机制上要有相互监督的体系。语言安全的问题还具有双重性和相对性的特点，故各个管理和实施机构要定期交流、进行汇报和总结，以便相互学习、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并及时纠正彼此的偏导和误导行为。
文章来源
张治国.语言安全分类及中国情况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0(03):35-44.
参考文献及英文摘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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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全球治理
审核：沈 骑
编辑：康铭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