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构建：超越规划和管理的语言治理

戴曼纯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北京 100089）

作者简介

戴曼纯，男，湖南汨罗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句法学、第二语言习得、外语教学理论、语言政策。

摘 要

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理论建设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挑战性问题。文章以语言规划、语言管理和语言治理为核心构念，系统阐述了它们的演变和理论贡献。这三个产生于不同时代和语境的构念既密切相关，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补充，而是拓展与延伸的关系。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重视语言规范、行为和实践。语言管理增加了行为主体的参与过程，将简单管理与有序管理纳入动态循环，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路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语言治理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互动式管理，超越了传统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理论更加包容。三者形成“语言规划＜语言管理＜语言治理”的理论演进关系。

          关键词：理论建设；语言规划；语言管理；语言治理

01

引言

语言政策与规划是传承人类文明且历史悠久的社会文化活动，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和切身利益。当今世界有约七千种语言，语言多样性是一种客观现实，语言政策与规划活动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直 至人类完成巴比塔的建造，出现语言全球化和语言大同。对于任何国家，研究如何建设全球化语境下和谐的多元语言生活是一项极具挑战的课题。

本文从学科建设角度，以语言规划、语言管理和语言治理等核心构念为主线，阐释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理论认识的深刻变化，探讨理论建设问题。

02

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复杂性和互补性

现代语言政策与规划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兴起于７０年代，学科发展与当时许多亚洲和非洲新兴国家面临国语或官方语言选择和推广问题有关。传统语言规划一般被界定为研制正字法、语法、词典，为非同质化语言社区的使用者提供指导。关于语言规划的认识有比较多的阐述。Cooper归纳总结出１２种语言规划定义（不在此赘述），与Haugan的定义大同小异，基本聚焦在规范、标准化、调控语言行为、解决语言问题上，一般没有论及参与者行为和态度、规划实施过程及效果等，为语言管理和语言治理留下了充分的理论发展空间。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关系密切，但有一定的区别（本文依据引用文献的表述，不做细分）。有学者指出，语言政策是有关权威人士和部门针对语言社区使用语言的形式所做的一切决定，语言规划包括管理 语言改革、推广语言、取得并维护权力、决策。共同点是二者均为权力自上而下运作的社会文化活动。

（一）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复杂性

Johnson在分析不同学者的研究路径时指出，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早期研究以宏观理论模型为主，缺少语言政策实施的具体情况和案例研究。有研究发现，过去的国家语言政策制约了多语教育，将语言小族和小族语言教育边缘化；而国家实施多语政策，拓宽了多语教育和小族语言发展空间。宏观语言政策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并非线性，亦难预测，因为指导国家语言政策的思想很难坚守如一。受国情、民情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语言政策与规划不可能是简单的、单向的线性过程，也不存在普适性理论模 式，但涉及共同的理论构念。

一些国家和超国家组织（如法国、美国、欧盟）曾尝试过不同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对学界认识并解读这一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实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例如，法国过去实施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干预社会语言生活，压制地方语言和方言的使用，后因严苛政策带来负面作用，尤其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及欧盟语言政策的影响，开始转向相对宽松的政策，提倡多元中的统一，理论认识上发生了重大改变。欧盟以尊重语言文化多样性为建盟基石，出于对文化身份和社会整合及团结的考量提倡发展多语能力，尝试多层级的语言生活管理。

很显然，早期自上而下的做法忽视了社会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忽略语言教育对象的态度和语言习惯，过于相信语言教育政策及规划整合小族语言群体的价值，因而招致批判，其中催生了运用批评理论的历史结构观，关注权力、不平等和社会公正，出现了世界体系论、语言生态观、治理观等。对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反思还演化出语言管理理论，这种脱离对政府的依赖、维护语言小族群体利益的研究思路，试图调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貌似对立的语言政策与规划路径。

区域国别的语言规划实践表明，语言政策及规划具有区域、时代、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局限性，任何语言政策制定和规划都必须顺应时代的需要。单一路径的自上而下视角成效有限，过度采用自下而上的路径则可能造成混乱，迟滞多元中统一的实现。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政策与规划都受制于诸多跨越时空的因素（如历史事件、民族构成、人口迁徙及结构、疆域变迁、文化差异等），既要尊重历史传承又要考虑因地制宜，很难将丰满的历史长河与共时的地域差异浓缩在一个同质的理论框架中。因而，随着时代发展，语言政策与规划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出现革故鼎新。国家层面对语言政策进行调整，也正是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量。

（二）视角的拓展与互补

作为社会大规划的一部分，恰当可行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必须综合考虑社会宏观规划、微观层面直接参与者的社会效益（即政策直接影响对象的受益问题）以及学界的研究成果，以便追求效益最大化。不同语境下的语言规划实践折射出认识视角的差异。对于语言规划理论建设而言，不同角度并非矛盾冲突关系，开辟的新路径应该拓宽原有认识，在原有概念的基础上丰富新概念的内涵，即所谓有则拓展，无则补充。

语言政策与规划可能受以下一种或数种导向的影响：（１）语言被视作问题（因而必须消除语言多样性）；（２）语言作为权利（在语言竞争环境中解决语言权问题）；（３）语言是资源（促进语言民主，尊重多元）。３种导向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和谐并存。在具体语境下，（尤其是超级）语言多样性给交际带来问题，因此欧盟只确立了２４种官方语言，提倡１＋２语言学习，机构和组织的语言实践演变出英语、法语、德语３种工作语言。语言作为权利的认识无法消除语言带来的问题，但是可以弥补自上而下语言规划带来的不足。语言作为资源的认识拓展了语言作为权利的狭义认识。

有学者在评述语言政策与规划发展时指出：（１）早期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语言规划，旨在解决语言问题；（２）后来采取批评话语路径的学者针对语言政策造成某些语言和语言社区边缘化的问题展开讨论；（３）另一种有别于上述两种视角的新思路关注人在政策实施中的能动性，倡导人的能动性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语言政策应当以实际调查研究和语言生活实践为基础，因而具有动态属性。诚然，第一种视角反映出国家意志，是建设民族国家的有益尝试；第二种视角作为学界和社会大众互动的结果，旨在解决尚未克服的旧问题和亟待解决的新 问题；第三种视角表明，语言政策与规划利益各方尝试寻求可接受的解决之道。

３种视角形成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是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理论认识的拓展。自上而下的宏观语言政策与规划、批评话语研究和倡导能动性的路径在立场上貌似相互排斥，但是在实践中也许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对理论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理论建设需要弄清楚：在解决语言及交流问题的过程中可能遇到新问题；在利用国家或机构权威自上而下推行语言政策的过程中发现民众自下而上积极参与语言规划这种社会文化活动的必要性；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现参与者主观能动性对语言政策与规划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所涉利益各方包括国家、政府、机构、组织、语言社区、语言群体、家庭、个人等诸多复杂的层面，政策与实施成效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不同社会群体往往目标不一。探讨如何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协调各方和谐有序参与语言政策与规划（包括语言生活）管理和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

03

语言管理及理论构建

如果以语言管理这个核心构念的引入为标志，语言管理理论缘起于 Neustupný＆Jernudd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提出的语言匡正理论（language correction theory），是语言规划理论的拓展与调整。而思想萌芽与发展远早于这个时期，实际上与现代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发展同步。由于语言管理研究都是基于具体国情民情的探索，现有语言管理理论存在一定差别。Neustupný将这些不同的理论称为语言管理诸理论。

Jernudd＆Neustupný将语言管理引入社会语言学，赋予其语言规划领域的内涵，用它指针对语言问题的各种行为，即针对语言的一切问题，以及涉及话语、跨文化、语言治疗、文学批评等其他相关问题。也就是说，因为语言生活存在或出现问题，所以才需要进行管理。Jernudd＆Neustupný的语言管理理论并没有脱离传统语言规划问题观的窠臼。

至于何为语言管理，学者的认识和看法并不完全统一。Jernudd、Nekvapil、Neustupný区分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Spolsky与Jernudd、Nekvapil、Neustupný等学者的阐述大相径庭，把语言管理解读为（并非一定以书面形式）制定并颁布关于语言使用的明确计划或政策。管理与政策被等同起来。Spolsky在另一处将干预语言生活状况的行为称为语言管理，并且指出，与规划、工程或处理相比，他更偏向管理一词。语言干预涉及诸多非语言因素（如政治、社会、人口、宗教、文化、心理、行政）。这些因素决定人们或群体干预他人的语言生活和语言理念，也决定是否产生效果。Spolsky还使用“管理”概念组合出诸如语言管理政策、语言管理决策等，把以往语言政策与规划涵盖的内容统称为语言管理。因此，这种宽泛意义上的语言管理包罗万象，不包括语言生活实践和语言理念（语言意识形态），但把规划、政策、干预、教育等全都纳入管理范畴。

Spolsky借用了Neustupný、Jernudd＆Nekvapil等人的部分观点，提出语言管理始于个体（即个体注意到自身话语有别于常规而做出改变的简单语言管理），再到涵盖微观（家庭层面，如家长纠正子女的不当用词）至宏观（国家或超国家层面）的有序管理，例如民族国家制定法律来确定官方语言、教学语言、商业语言、公务语言。Spolsky提出的语言管理理论将不同语言领域的管理纳入框架，进行了概貌式归类，论及的语言域包括家庭、宗教活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教育、司法、医疗卫生、军事、政府机构等，对语言管理产生影响的有专家学者、教育系统、（小族或激进）语言群体、国际组织等。从个体、家庭、学校等基层领域到国家乃至超国家组织诸多领域皆有语言管理。因此，Spolsky的语言管理渗透至各个领域，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理论框架。语言管理的运行依靠落实语言政策的管理者（无论语言领域内外的个人、家长、教师、专家学者、出版商、政府或非政府机构等）和语言管理机构（如地名委员会、语言推广机构），来改变语言生活实践，解决长期存在的语言交际问题。

对Spolsky观点持不同意见的Nekvapil指出，语言管理在Spolsky和Jernudd＆Neustupný的论述中存在差别，前者充其量反映了新的话语方式（差不多把语言管理当作语言规划的同义词），后者使用这一术语创建了新理论。Sanden也认为，Spolsky的语言管理偏离了语言管理理论，只是更为宽泛的语言政策概念的理论构件。事实上，语言管理有３种含义：用于构建语言管理理论、作为语言政策的子 概念、作为商业机构的策略工具（即语言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部分）。

（一）语言管理的多维属性

语言管理是一种多维现象和行为，涉及管理者、管理对象、管理内容、管理方式、管理过程、管理层级等诸多层面。其中管理过程明显超越语言规划的维度，因为所谓“规划过程”无法指向语言生活的管理。Neustupný＆Nekvapil在关于捷克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专题论述中，阐述了语言管理理论的５个方面：管理的类别、管理过程、管理分级、管理的客观性以及管理的层级性（没有单独列出管理者、对象、内容和方式）。

首先，Neustupný＆Nekvapil区分了简单管理和有序（或组织性）管理。前者指个人交际问题的管理（如拼写、礼貌用语的选择）；后者涉及一人以上的语言管理，是有理论思想作指导的管理，如具有高度  组织性的语言改革就是此类语言管理。语言问题一般来源于简单管理，通过有序管理来解决。简单管  理是基于话语的在线管理，比如电视节目主持人使用了一个口语化非标准表达式之后立即补充标准规 范的表达式；有序管理是定向的线下管理，如语言改革、教育语言规划。从管理者和管理对象来看，Neustupný＆Nekvapil的简单管理大致可分为个人管理、自管理、离散管理，有序管理则具备群体管理、他管理、系统性管理属性。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也可以视为管理方式的笼统区分。Nekvapil参照社会或语言的宏观维度及微观维度，将宏观语言规划等同于有序语言管理，将微观语言规划等同于简单语言管理，认为二者存在以下辩证关系：有序管理起因于简单管理，又影响简单管理。语言管理拓展了范围，将语言规划纳入了语言管理理论框架。

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研究采取的技术手段与传统的语言规划没有本质区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方法和手段只会愈加先进。如有序管理研究采用语料库技术、政策研制、成本核算、政策评估等；简单管  理研究采用话语分析技术和方法。

其次，管理过程关注语言偏离规范、评价偏离现象、调整并落实规划等问题。

第三，语言管理理论界定了语言管理、交际管理和社会经济管理之间的等级关系。Neustupný＆Nekvapil认为，单纯的语言管理意义不大。语言、交际和社会经济管理不会自动转换，但存在先后顺序，即语言管理旨在使交际管理剔除被管理的语言形式，交际管理旨在使社会经济结构剔除这些语言形式（Socioeconomic Management＞Communicative Management＞Linguistic Management）。被管理的内容（如某些语言形式不符合规范）不再用于交际，甚至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彻底消失。因此，社会经济管理高于交际管理，交际管理高于语言管理。

第四，语言管理并非不带价值倾向的、客观的、科学的过程，而是涉及各方利益和权力的过程。

第五，语言管理具有层级性，如个体、协会、社会组织、媒体、经济组织、教育系统、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国际组织等。

（二）语言管理过程的步骤

过程是语言管理的核心实质，与其他方面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且具有动态特性。语言管理过程实质上是从语言失范到规范的过程，是语言学者介入最深刻的管理部分。

语言管理过程通常有５个步骤：（１）交际中出现有别于规范的偏离现象；（２）交际参与者注意到这种偏离；（３）对偏离现象进行评估；（４）根据评估做出调整方案；（５）落实调整方案。修正版的管理过程也被分解为５步：（１）关注问题，即管理者注意到语言使用中对“规范”的偏离；（２）评估问题，即管理者对上述偏离进行评估；（３）制定整改方案，即管理者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干预计划；（４）执行，即管理者落实整改方案；（５）反馈，即对执行结果进行检查和评估。修正版删除原先关于偏离的（１），增加了现在的“反馈”。Nekvapil不再认为“偏离”是管理过程的触发条件。“反馈”则是根据日本学者的成果增加的新步骤。

Jernudd＆Nekvapil指出，简单管理一般有４个步骤：（１）说话人注意到交际过程中的偏离问题；（２）说话人有能力但不一定必须评价偏离问题，负面评价视为语言表达不足（inadequacy），正面评价视为语言表达满足（gratification）要求；（３）考虑调整方式；（４）落实调整。有序管理作为话语的元管理（meta-management of discourse），同样有注意、评价、调整方式和实施步骤（noting, evaluation, adjustmen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有序管理各方基于各自的利益和责任，依据自身的知识、理念、思想和理论行事。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的分解方式与一般语言管理过程没有什么区别，比修正后的管理步骤少了“反馈”。当然，个人的简单管理有无反馈并不确定，有序管理则必然有。

语言管理是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包括个人语言使用中的问题和成为社会现象的系统性语言问题）的过程。语言管理过程是一个循环（如图１所示），从注意使用中的问题到显性的有序管理，再到语言使用。语言管理理论揭示了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之间的关系、语言规划（作为有序管理的一类）和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然而，语言管理过程充满变数，原因之一是关于规范的认识与传统的语言规范有很大差异。Neustupný＆Nekvapil认为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规范或看法，规范可以被不断修订，具有灵活性。实际上，从共时角度看，语言管理参照的规范或标准对整个管理过程至关重要，也是体现权威性的关键之处。如果没有统一的共时规范，将出现新自由主义语言生活，有序管理将无法实现。

图１ 语言管理动态循环模式

（三）规划及管理构念的超越

与语言规划相比，语言管理有何理论优势，非常值得探讨。（新）经典语言规划范式中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突出国家意志，强调权威，走自上而下的路径。而Jernudd,Neustupný和Nekvapil等学者的语言管理展示出简单管理与有序管理的循环，兼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过程。

虽然Spolsky认为管理这一概念优于规划，但是他用语言管理指语言领域权威人士用明晰或可见的手段改变人们语言生活及理念（例如移民家庭的父母保持祖籍语言的使用就是一种语言管理），又把管理概念扩大至包含规划、政策、干预、教育等。Spolsky所指的权威人士范围被扩大，不只是国家、政府或组织层面的权威人士，还指其他任何群体（包括家庭）对语言使用有决定权的人士。这样的语言管理与传统语言规划自上而下的实施路径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增加了众多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况且，如今语言规划概念的使用也呈泛化趋势，出现了层级众多的规划和政策，包括所谓家庭语言规划或家庭语言政策。

有人指出，语言管理理论与语言规划理论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关系，但是语言管理概念更全面，理论框架更宽广。语言管理的对象林林总总，包括语言使用者、语言变体、使用场景、语言功能、具体场合、交际内容、交际形式、交际媒介等等。Neustupný＆Nekvapil的语言管理囊括了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立法、地位规划等）、语言及其使用（本体规划、正字法、语体、性别语言差异、语言功能等）、语言相关领域（习得规划、语言权利、平等、语言维护等）。语言管理过程形成的循环将民众的简单管理（属于自下而上的路径）与体现权威的有序管理（实为自上而下路径）关联起来，将宏观规划和微观规划辩证地结合在一起。语言管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把语言政策与规划各利益方纳入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

Nekvapil指出，缘起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规划概念与结束殖民以谋求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有关，规划是专家利用其专业知识的客观过程，是理性地解决问题，基本无关意识形态。语言规划是这一时代解决语言问题的手段，但是在以往的实践（社会规划、经济规划、教育规划、医疗规划等）中带来诸多问题。和语言规划相比，语言管理含义更广，包括Jernudd所指的各不同层级利益群体的社会语言生活状况、差异巨大的交际条件（如媒体、电视频道），跨越不同的意识形态，涵盖现实的、全球的、本土的社会政治环境。

语言管理可以超越语言规划，它能超越语言政策吗？至少在Spolsky理论框架中语言管理没有超越语言政策。他认为语言政策是选择问题，即选择语言、方言、风格等，选择发音、词汇、语法特征等。其中部分选择是语言管理的结果，反映出语言管理者刻意控制选择所做的努力。Spolsky把语言管理理论作为与语言政策理论建设并列的核心构念。他借用并改造了Fishman的领域（domain）概念，用以界定不同管理层级所涉的范围。具有参与者、地点和话题３ 个特点的领域，作为言语社团的组织单元，泛指一种将人和地点（或社会与物理现实）联系起来的社会空间，比如家庭、学校、邻里社区、教会、工作单位、大众传媒、各级政府等。语言政策有３个相互关联又独立的构件：（１）语言生活；（２）语言理念；（３）语言管理。Spolsky的论述既将管理作为语言政策的一部分，又和政策并列，也许是因为语言政策有大小，分宏观和微观。宏观语言政策包含语言管理，微观语言政策作为具体措施服务于语言管理。

规划和管理作为本领域的两个重要术语，对理论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涵盖的范围被延伸、拓展：规划重视语言规范、行为和实践，管理除行为和做法外还考虑行为主体和过程，对规范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权威的规范和普通管理者的规范在语言管理理论中并存。

从语言规划衍生出语言管理理论，是社会发展催生新理论的必然结果。而且，新的理论反哺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在现代社会，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必不可少，不同层级（包括家庭和个人）的政策和规划得到认可，语言生活能自下而上产生影响，但是自下而上的政策与规划尚无可能。语言管理将简单管理与有序管理纳入动态循环，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路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个体和机构有效参与语言管理成为可能。

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即便语言规划的含义得到拓展，也难涵盖语言生活管理的全部要素，尤其是无法揭示语言政策与规划实施过程的动态特征。但是，包含动态过程的语言管理能将语言规划纳入进来，形成“语言管理＞语言规划”的超越关系。

04

语言治理

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引入进一步拓宽了语言政策研究审视的空间。“治理”概念与“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相连，与后现代的治理观相关，但与汉语古已有之的治理（意指控制管理、整治整修）含义不同。

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且助力国家治理。我国语言政策界探讨语言治理是对国家治理理念的积极回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 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使用了“治理”概念，赋予其新的内涵。“治理”被拓展为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其内涵由单一主体管理转向强调多元主体管理，包括国家管理者、人民、社会组织在内的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管理。超越管理的治理理念对于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几节分别讨论治理概念的缘起及其在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应用。

（一）治理概念的缘起

治理旨在用中性的技术专家标准评价国家运行，但治理也有好坏善恶之分。不同机构和政权对善治的认识并不统一。同样，学界对治理概念的应用和解读也不尽相同。

治理的方式和手段被称为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即：统治的艺术和实践（the art or practice of government）。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做了论述自由主义政治统治本质及生命政治（biopolitics）权力形态的系列讲座，造出了治理术这一概念。治理术指国家政治制度或管理，以及管理个人行为或群体行为的方式，比如管理儿童、思想、社群、病人等。治理术是助力权力实施的一切制度、程序、分析、思考、度量、策略，以民众为对象，以政治经济为主要知识形态，以安全机构为基本的技术手段。治理术涵盖诸多管理手段，适用于从自我管理到群体生命政治管理的各类管理对象，如风俗、习惯、健康、生育及社会诸多方面。

Urla认为治理术这个术语的使用意思不准确，往往当作调控（regulation）的同义词。而治理术的运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调控：（１）治理术不是支配与社会控制，支配不会顾及被支配者行为能力，而治理承认被支配者的行为能力，治理方法有一定的自由度，治理不是通过强制手段，而是依照被支配者的愿望、期盼、境遇或环境实行；（２）治理术得益于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福柯提倡的治理研究采取分析法，与传统政治研究不同，整合并重视专业知识如何落实可治理空间和治理对象，尤其关注问题化和主体化（problemtiz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两个关键过程，各种主体化过程调动治理对象认识并治理自己的行为；（３）治理术有超越政府的分散性特点。不同的权力机构、规划部门、监督部门、社工、政策制定者采用的治理措施、规约、技巧形成治理网络，政府只是网络中的一部分。

治理（术）概念对现代社会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如Pennycook 归纳的那样，（１）治理由政府主管部门集中规划部署，转向多途径实施；（２）治理使我们不但考虑法律法规、维护治安、主流意识形态，而且考虑各种话语、教育实践和语言使用，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公共生活管理；（３）治理带来自由开明，允许更多的民主自由，丰富多样的治理形式。

（二）治理在语言政策领域的应用

在推崇民主执政的现代社会，语言治理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有助于消弭传统语言规划实践可能带来的问题。语言治理（术）是学术手段和形式，旨在治理、引导、塑造群体或个体层面的语言行为 和主观意志，采取措施调节语言（如语法、语言规范）。语言治理利用专家学者及专业知识引导民众的语言行为，而不采用强迫手段。

有的学者（如Manan et al.）将语言管理和语言治理结合在一起，阐述巴基斯坦英文学校语言管理中的治理手段。他们沿用Spolsky的语言管理定义，以福柯的治理思想为理论框架，探讨校方如何管理语言政策、有何管理机制，学生对校方的语言管理政策有何反应，校方的语言政策与官方有何异同等问题。Manan等人用混合式研究方法（含问卷、访谈、观察、田野记录、非正式交谈）调查了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省会奎达11所英文中学的110位学生（其中30人参加访谈）和11位校长。研究发现：（１）校方强调校园范围内使用英语和乌尔都语，当地语言被污名化，禁止使用，违反规定将受到处罚；（２）学生对于语言等级化持肯定态度，羞于改变自己母语的地位，认为英语和乌尔都语由于其民族地位、官方地位和国际地位理应优先；（３）校方对家长灌输这样的思想：辛苦钱应该用在子女学习英语和乌尔都语上，因为只有这两门语言才能保证子女有前途。校长是语言管理者，学生是政策接受者，这就使当前政策成为唯一的理性选择。Manan等人用治理理论对上述现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治理术把学生打造成驯服的个体，不加鉴别地接受自上而下政策的合理性，顺从官方的语言等级划分，低估母语的价值，高估制度化的主流语言。由于社会权力、声望、社会经济资本几乎全部赋予在英语上或部分赋予在乌尔都语上，这些外部条件可能影响教师的治理方式。引导行为（conduct of conduct）的间接治理达成了核心目标，培养了顺应并接受政策的思想，即培养了可治理的对象（creating governable subjects）。很显然，校方自上而下的语言管理政策对学生自下而上的认识和实践产生了影响。学校的语言管理通过非正式的手段远距离实施了治理术，统一了思想。

但是，如果语言治理不当，形成的政策就可能不是积极进步的。例如，关于澳大利亚和美国语言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表明，涉及移民和土著语言的某些政策（如美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运动、澳大利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语言政策）受保守势力影响，旨在抵消有利于移民和语言小族的进步政策和计划，重申英语的主导地位。

（三）语言治理的中国模式

在语言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的社会语言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语言规划演进为语言管理和语言治理，形成了语言治理的中国模式，促进了普通话推广、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个人多语能力发展、语言保护 和语言（及方言）社会功能明晰化。

虽然“治理”概念引入学术研究较晚，但是语言生活管理实践不乏治理理念的应用，政府起主导作用，学界（特别是语言智库）、教育部门（包括学校、教师、教育主管部门）、媒体、各行业组织和机构、大众积极配合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路径形成良性循环。换言之，我国的语言生活管理符合治理理论倡导的思想，即语言“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参与”“政府、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共同参与、共同发挥作用”。语言治理，全民参与。治理主体涵盖执政党、政府部门（比如外交部、民政部、工信部、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国务院侨办等）、司法机关（检察院、法院等）、社群团体（语言团体及与语言文字相关的社会团体）、企业（出版企业、人工智能企业、语言产业相关企业等）、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等）、个体公民（知名人士、权威学者、普通大众等）。其中，执政党是第一主体和核心，其他主体则是多元辅助主体。

这一治理模式能将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的有益要素纳入进来，包括权威部门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有序管理）、社会（非个人）的有序管理、个人的简单管理。笔者认为，学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语言治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１）研制语言规范（本体规划，作为有序管理的依据）；（２）协助宣传普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范（参与有序管理）；（３）研究社会语言生活、调查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社会反响（基于简单管理，为有序管理做准备）；（４）充当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互动的桥梁（促进简单管理与有序管理间的动态循环）。

综上所述，语言治理完全超越了传统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3个理论构念形成“语言规划＜语言管理＜语言治理”的演进关系，是一种扬弃的关系。语言规划做出基础性技术贡献，语言管理盘活实施过 程，语言治理照顾多元主体各方利益，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05

结语

本文针对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规划、管理和治理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揭示了这３个重要理论构念的内涵和价值。这３个诞生于不同时代和语境的理论构念密切相关且有明显的区别，它们既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补充。规划、管理和治理有理论认识的超越关系，即管理能丰富并超越规划，治理丰富并超越管理。这３个核心构念对深刻认识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本质产生了积极作用，语言规划没有产生普适性理论或模式，语言管理理论弥补了这一遗憾，语言治理的理论和模式尚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虽然一般认为语言规划是少数人发起、大多数人被动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语言管理是政府自上而下对社会进行管理，语言治理要求大多数人主动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良性互动，但是语言治理必须有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作为构成要素。语言规划、语言管理和语言治理都可以改造成分层进行的活动或过程，因此可以有个人／家庭／机构／社区／国家语言规划等，也可能有个人／家庭／机构／社区／国家语言管理或语言治理。多层级、多主体的语言规划或管理本质上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规划和管理，演变 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语言治理。语言治理对于语言规划和管理而言，不是排斥，而是拓展和延伸，是丰富和兼容。

文章来源

戴曼纯.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构建：超越规划和管理的语言治理[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3(02):29-38.

参考文献及英文摘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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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全球治理

审核：沈　骑

编辑：康铭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