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回答鲁迅100年前的灵魂之问

文/蔡朝阳

公元1919年，咱们的绍兴老乡鲁迅，还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抄古碑。

这一年，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一文。后来，收入到杂文集《坟》里。

这是一个疑问句——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要知道，这个时候，鲁迅还没做父亲。周海婴，要到1929年才会出生。但鲁迅天才的敏感，和深邃的洞察力，促使他提出这一灵魂之问。这个疑问，穿越了100年的历史迷雾，至今仍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100年前，鲁迅藉此文，提出了家庭改革，子女解放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的。以至于，鲁迅此文中的名句，仍一再被我们所引用：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时光荏苒，城头变幻大王旗，100年，居然也是在弹指一挥间。时至如今，据说是一个后信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器物文明的进化自然有目共睹。但是，在价值观念上呢？我每次浏览民初的知识分子的论说，总还觉得，历史的行进，真是曲折。21世纪已经过去21年，在观念上，我们是不是已经走出了前现代？

100年后，我们再来读鲁迅的雄文，仍如受电然。这真是一件“思君欲狂”的事。

2016年，我从体制内辞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儿童教育和家庭教育。一则是身为奶爸，身份改变带来思考的变化。一则，也是因为，鲁迅的灵魂之问，一直萦绕在心底。我明白到一点，社会的权力结构，与一个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是同构的。

为什么从《红楼梦》开始，到巴金的《家春秋》，这些年轻人一直在寻求对家庭的叛逆。他们不是因为青春期，而是个人性灵的觉醒。要摆脱加诸于其身的桎梏，去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

作为儿童教育的观察者，我一直说，鲁迅是我们自己人。因为鲁迅一直持有儿童视角、平民立场。这就是我之所以喜欢《五猖会》一文的原因。在这个文章里，为什么要去看戏，临出门前，鲁迅的父亲突然会提出来，你先把《鉴略》背出来？

因为，在这些具有威权思想的成人看来，孩子的快乐是一种罪过。孩子的全部都是成人给的，快乐也是被施舍的。予取予夺的事情，我们要真以为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快乐与忧伤，那就天真了。

我的这些思考的起点，其实，很多都来自我的隔壁邻居鲁迅。当然，就像鲁迅并不止步于此一样，我也不想在鲁迅起步的地方，原地踏步。

新的时代，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老问题不外乎宗法家族的遗留，礼教观念的惯性。新问题呢，如你所见，就是，我们当下这个纠结的时代，我只能说，你懂的。一则，器物文明日新月异，每一代小孩，都是崭新的一代，身为父母，面临无边的挑战。一则，家庭教育观念革新严重滞后，带给我们的，唯有破碎的生活。

1874年，李鸿章上书给同治皇帝，奏折里说，当时这个时代，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言得之。但我们若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下的时代，也未必不合适，因为刻下变局之剧烈，未遑多让。

以上，说了很多大词。这是我近年来的写作，雅不愿意使用的风格。

但今天还是这么写了，其实，只是想说一件事：我近年来转向于家庭教育，是有原因的。首先，跟我一直以来的思考相关。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我想要帮到，那些意识到问题，但暂时还没有能力解决的新手家长们。所以，尽管有时候免不了大词，但日常写作，多注重鸡毛蒜皮。但有裨益，在所不辞。

新书名为《我们现在如何做父母》。其实在定这个书名之前，我很犹豫，因为这正是一个灵魂之问，由鲁迅提出，悬100年之久。我何德何能，竟敢附于骥尾？我拟定的书名是这个样子的：给你爱的人以尊严。但鉴于“我们如何做父母”仍是一个疑问句，并且确实也是思考之所系，我也就坦然了。

书中多数文章都针对当下家庭教育中的一些热点和痛点。我的一个理解是，具体的解决方案可以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需要父母的自我觉察。即，父母的觉醒，才是至为重要的。是以，我会一再引用黑格尔的名言：理解即克服。

这本书，仍由我所喜欢的青豆书坊出品。在我的家庭教育的观念上，青豆的家教书惠我良多。比如《父母的觉醒》、《家庭的觉醒》、《从尿布到约会》等等。做父母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路程，也是最辛苦的工作。但这个工作，这个旅程，仍可以带给我们个人的成长。

我以为，写文章，陈义可以高蹈，但家庭教育必然是一件琐碎的事。时下，家庭教育的痛点，无非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了。一个是，为什么我们的家庭关系如此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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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分享会里，蔡朝阳想跟大家坐下来，摒弃大词，回到生活，平心静气聊一聊，面对浮躁的当下，和不可知的未来，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才对孩子的终身发展，最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