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从一段伪造的胡适名言说起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沉浮于微博时代与微信时代的朋友，想必对这段话不会陌生。倘若记性好，还能叫出作者名字：这不是胡适说的么！
这不由令我想起两位美国人小保罗・F・博勒与约翰・乔治合著的《名言，他们从没说过》。我读美国人的书，有两本最有同感，甚至发出“彼可取而代也”之慨：一是詹姆斯·洛温《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二即这本书。此书所胪列的伪造名人名言的案例，在我们所置身的微博时代与微信时代，几乎可一一找到对应，只需把亚当斯换作张爱玲、把爱迪生换作白岩松、把伏尔泰换作陈丹青、把伯克换作王朔；甚至为作伪行为辩护的借口，中西都有异曲同工之妙：约翰·罗金斯哀叹那些伪造的名言是“人类杰出的谎言”，我的一位律师朋友针对质疑，振振有词：这句话到底是胡适还是储安平所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有没有道理，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类有没有贡献——揣摩他的意思，一句话是不是谎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达的理念杰出与否。
如果给被伪造名言所伤害的名人排排坐，胡适估计不在前列。他被强加、栽赃，仅见两例，一是把储安平谈1947年中国政局的名言，移花接木，挂在他的名下；二即这段谈规则与道德的名言，不仅冠名于他，还纳入胡适语录，甚至安排了出处，号称来源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
在胡适文章当中，《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并不冷僻，反而常见人谈论、援引。譬如那句脍炙人口的自由之声：“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便出自此文。检索这篇作于1930年的文章，可知并无一言谈及规则与道德的关系。作伪者的手段实在不够高明，选择出处，自然越冷僻越好，或者干脆胡编一个篇目，纵使有人质疑，则可宣称，这是胡适先生的佚文。胡适一生著述数千万字，有一二佚文，再也正常不过。
非但《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没有这段话，翻遍《胡适文集》（我用的是北大版十二卷），你也难觅踪迹。说白了，这压根不是胡适的言论。我生怕自己疏忽，特地请教大陆青年一代最优秀的胡适研究者、被誉为胡适传人的林建刚兄，他的答案是：伪。
抛开出处，且谈文本。从修辞上讲，像“人味儿”“没事儿”这般带有儿化音的词语，无论作文还是演讲，胡适都极少使用。儿化音属于北方话，胡适的口语，则系吴语（其青少年时期，主要成长于绩溪和上海，这二地，都是吴语片区），两者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由此大抵可以证伪。
再说思想。这段话的立意非常明确，把规则与道德对立起来，扬规则而抑道德，正迎合了一批受众的简化思维：谈道德而色变，视规则如解药。然而这里有一根本问题：规则与道德并不完全对立，甚至无法构成二元关系，而是交错、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譬如说规则的发明，源于道德；规则的推行，有赖于道德，遵守规则本身，常被视为一种德行；一个肮脏的国家，可能不讲规则，然而一个干净的国家，必然是规则与道德并重，缺一不可；道德也要讲，只是讲道德不能流于绑架，规则也要讲，只是讲规则不可疏于人情。就此而言，可见这段伪造的名言立论之狭隘。
胡适思想，以通达著称，偶尔浅薄，绝不狭隘。我们不妨回顾他的文章。就我的粗略印象，他直接谈规则，并不多见，反而常谈道德。不过他谈道德，不会泛泛而谈（他一直提醒不要“让名词代理了思想”，这里的名词，指一些宏大而抽象的词语），而有其确定所指。以《易卜生主义》一文为例。他首先辨析道德的定义。通常以为，“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可是，何谓社会习惯，难道不该好好考量一番么？他举例道：“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由此可见，当社会习惯把持于有权阶级、既得利益者之手，作为一种偏见，一种压迫的工具，那么所谓道德，本质上可能不道德，所谓不道德，表面上则是道德。
胡适抨击的便是这种虚伪的道德：“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他还高呼：“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这似乎呼应了那段名言的结论：“……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不过对比二者，出发点显然不同：一者在批判虚伪的道德，主张回归真实，一者在批判“大谈道德”，号召“讲规则”。我无意分辨此中高下与是非，只是试图提醒一点：胡适从不反对道德，更不反对谈道德，他的思想体系，多元是最大特色，道德建设与规则建设，或者说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一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明乎此，便可知胡适，无论青年胡适，还是老年胡适，都不会说出那样的名言。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结尾，胡适坦言：“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愿善意理解，有人伪造名人名言，目的也是使世人“不受人惑”，然而其方法已经丧失了正当性，譬如托胡适之名，以其为绳索，牵起了“少年朋友”的鼻子。
2016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