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跃进中的那些奇葩事

文章内容转自公众号:奥富兹秘境

公社食堂要吃猴头、燕窝、海味

“大跃进”中，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到基层宣传、描绘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以鼓励人民的奋斗热情。当时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在河南省遂平县讲得最为具体，不妨抄录下来。他说公社的好处在哪里?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这幅人民公社的美景，真让几亿农民乐得合不上嘴。只是谁也没有去想一想，那稀有珍贵的猴头菌菇从哪里获得?价格昂贵的燕窝(大饭店里名为“一品官燕”)从哪里进口?得养多少亿只狐狸才能让农民都穿上狐皮大衣?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了一副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办公社食堂的一面旗帜，领先发出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全县有64000多户，320000人口，248个农业社。在“大跃进”中全县建立了1777个公共食堂，有285000人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全县食堂化。为了适应不同工作、任务的需要，还建立了野外战斗随军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家家户户都把家中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如吴庄社一连的社员献粮1296斤，刘花子一户就交出粮食500多斤。当时被认为是削弱家庭私有观念，共产主义因素萌芽的新事物。在办食堂方面较为消极的南张丰乡，受到县委批判后，第二天一天之内就建起92个食堂，实现全乡食堂化。后来，人民公社这座桥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耸立起来了，公共食堂遍地开花。但是好景不长，人民过桥以后看到的却是与梦幻中的天堂完全相反的一幅图景。莫说吃猴头、燕窝、海味，连稀粥也喝不上了。

评教授以产粮多少为标准

“大跃进”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万1千多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各地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1958年7月至10月，“大跃进”期间，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与河南省的一些学校视察“教育革命”的进展情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1958年至少要办100座这种亦工亦学的学校。至于有没有条件办，他不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在河南他又说：学校是社会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生可以每天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也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6小时。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农民可以撇下农活不干，都去大炼钢铁，学生也可以只参加劳动，不读书。看起来，“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白卷先生”、“凭双手的老茧上大学”的构想，在10年前的“大跃进”中，就已经在这位摇羽毛扇的人物心中形成了。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笑话，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事实。

粮食太多就吃五顿饭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第八瀑河农业社视察。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棉桃……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麦子达到2000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毛高兴地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粮食多了换机器。”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毛泽东又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当问到生产社改什么名字时，社长说叫“农庄”。苏联已经有集体农庄这个名称了，毛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从那以后，“人民公社”就在全国普遍开花了。以天津市为例，1958年8月23日，距领袖指示不到20天，4个郊区的59个乡镇、240多个农业合作社的40多万人，就成立了9个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其中最小的有6千多户、3万多人口;最大的人民公社有1万8千多户，8万多人口。

后来毛到安国县，看到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景象，就问安国县长：“你们愿意修个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挖掉?可这得要用一部分土地。”县长忙说：“我们非常想修个飞机场，县里地多呢，占地没问题!”毛又具体指示：“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今后国际友人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你这里。”于是各地修飞机场的计划纷纷出台，有的公社还加修直升飞机场，使村与村之间的联系更方便、快捷。修飞机场可不像修打麦场，最终全国公社飞机场一个也没建起来。

炼钢铁加中药

“全民大炼钢铁”，是工业大跃进的核心。1958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2月2日，刘少奇在向全国工会第八次大会致祝词时，正式宣布了这一口号。

1958年1月下旬，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十五年后，要搞4千万吨钢，5亿吨煤，4千万千瓦电力。”从此，不断批判保守思想。6月21日冶金部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向中央报告，1959年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达到八九千万吨。这个报告被批转全国。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大炼钢铁的熊熊火焰，燃遍全国，甚至在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小土炉，点火冒烟。农村、城市，到处有小土炉。机关大院、工厂、学校、街道，也都投入炼钢热潮中。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的18所大学，每年可以炼钢692000吨，相当于1949年全国钢产量的4.38倍。济南市的中学在一个星期内建成77座小高炉。哈尔滨市19中学有10名少先队员5天学会炼铁，1天盖起小厂房，又用1天零半夜安起炼铁设备，在全校少先队员支援下，3天挖出3000多斤废铁，办成一座“少年卫星炼铁厂”，在7月中旬，炼出第1炉铁水。这个小工厂一年的产品够1800台拖拉机零件使用。少先队员10多天就成为冶炼工程师，能不是奇迹?

谁都能炼钢。某市中山路的十几个家庭妇女，白手起家，不懂技术，缺乏材料，硬是当天建起小高炉，当天就炼出了钢。副食店的职工奋战两昼夜，建起各种土炼钢炉9座。河西区委机关，用1斤无烟煤能炼出3斤钢。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医生、护士，顾不上诊治病人，在医院里砌高炉，也炼出了钢铁。第二皮鞋厂土法炼钢更为简单，他们建造的坩埚土平炉，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用普通砖和耐火砖砌成，一次可以放8个坩埚，炉内不用焦炭作燃料，而使用劈柴和普通的块煤，下面用鼓风机吹风，两个半小时就可以炼出100多斤钢来。尤为奇妙的是，一家手工业社办事处，大胆试验用中药炼钢，在小土炉内，加入中药槐角、鸡内金和龟甲等，这些中药可以起到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的作用。中药炼钢据说已试验成功。看起来中药治疗痔疮的槐角和治疗消化不良的鸡胃，竟然有炼钢功能，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金。

别说炼钢，就连制造原子弹的铀，农民都能炼出来。他们用木桶装满铀矿石、硝酸、硫酸，反复浸泡，最后用布袋豆腐包过滤，用铁锅当反应器，再把溶液慢慢烤干，就炼出铀来了，方法就像是民间做豆腐。

狂热躁动的“大跃进”歌谣

“大跃进”歌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狂热浮躁时代的社会面貌、人民心态。全国人民充满幻想，在歌谣中编造着亿万个美丽的神话。像《举得起天提得起地》：“天有把，我们举得起，地有环，我们提得起。毛主席叫我们做的事体，你看哪项不胜利?”西域边陲维吾尔族的歌谣《毛主席向高山招手》：“一座高山顶破天，山顶上有无尽的清泉，毛主席向高山招手，泉水就奔下来灌溉我们的花园。”讚颂伟大领袖是贯穿“大跃进”歌谣的一条中轴线。

农村是“大跃进”的主战场，所以反映农村变化、农业生产的歌谣数量最多寄托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川一首出现较早的歌谣写道：“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娃娃;鱼苗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既具体又富于想像力。再如：《惊动天上太白星》：“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甘肃一首改造山河的《两只巨手提江河》也很有气势：“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大山被搬走》与上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山歌一声吼，万人齐动手。两铲几锄头，大山被搬走。”比起愚公移山，社员真是神威无敌。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在全国传诵，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曾有两句歌谣概括：“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于是把“人民公社”比喻为通向“共产主义”桥梁的歌谣遍地皆是。河南有一首《人民公社是金桥》：“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全国最早办“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河北徐水下属的谢坊，公社社部的高墙上写了一首讚颂人民公社的长诗，开头4句是：“谢坊是个幸福庄，幸福全在公社长。公社好处唱不尽，集体力量造天堂。”其中“造”字堪为诗眼。

“全民大炼钢铁”也是“大跃进”中的一大热点。山东青岛有一首《小高炉》：“小高炉，像宝泉，铁水源源汇成川。小高炉，像笔杆，蘸着铁水画乐园。小高炉，真好看，吞下矿山吐铁山。小高炉，全民办，全国竖起千千万。”全国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甚至医院、幼儿园竖起的小高炉何止千千万。河南洛阳有一首《铁水滚滚似火龙》：“炼铁要登云梦山，云梦山上把家安。白云深处搭帐篷，铁炉建在高山巅，拉起风箱火焰高，炼出铁水像山泉。别看俺的铁炉小，产品堆起撑破天，铁水滚滚似火龙，能把地球缠三圈。英帝看见心发慌，美帝气得干瞪眼。”还真有点儿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味道。

有些歌谣的题材既广泛又具体。如《深翻》：“红色大军千千万，深翻土地突击战，冲天干劲如猛虎，铁锨飞舞似闪电。寒风凛冽汗满面，手中血泡磨成串，保证质量深二尺，超过定额驾火箭。”“大跃进”时提倡“深耕密植”，在农田上掘出二尺的深沟，大把地撒入麦种。麦种有多大力量才能顶出二尺的生土生芽成长?麦子都烂在沟里，颗粒无收。这样的歌谣确是当时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大跃进”中有一次“全民除四害”运动，大概也是一项世界纪录。《擂鼓鸣金除四害》：“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人们上房敲铝锅、脸盆，真的把麻雀震得发昏，头朝下跌落地上。几年后发现麻雀不是害虫，而是益鸟，又下文件予以保护，才使麻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绝种。军队战士的歌谣也是铺天盖地，如《英雄本色就是诗》：“战士人人是歌手，战士人人是作家，歌声直冲九天外，新诗多如五月花。字字如珠放异彩，句句如鼓震人心，英雄本色就是诗，唱绝前人启后人。”当时职业作家、诗人，更是挥舞如椽大笔，豪情万丈地写了很多“大跃进”诗歌，真不知道几十年以后，他们还敢不敢再吟诵那些锦章绣句?“大跃进”歌谣，白纸黑字为我们留下了那个热火朝天时代的雪泥鸿爪，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一定不会忽略这一特殊时期的诗歌创作奇迹的。

公墓编号：“多、快、好、省”

“大跃进”如狂飙海啸，一时间席卷全国。各地为了表示紧跟，纷纷改地名，改单位名，改人名。时至今日，近半个世纪了，各地不是还有很多地名为跃进道、红旗路、卫星里、跃进里、东风里、红旗饭店吗。有的大学改名东风大学、红专大学。1958年出生的孩子，名叫“跃进”的，不下数万人。可见“大跃进”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是何其深远了。

有些事邪乎得不可思议。某市有一座规模最大的北仓公墓。1958年建立土葬公墓群时，恰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招展高潮。为了宣传配合政治形势，依照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把土葬公墓分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等若干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几百个坟头。为了便于管理及尸主家属扫墓时寻找辨认，每座坟前石碑或木桩的侧面，都用红漆写着“多字第xx号”“快字第xx号”等字样。有人推测，当时决策者的动机，可能是不仅让活人记住“总路线”，死人也应该烙上时代的标记吧。

每年清明节前后，附近农民扛着铁锨，在公墓门前等候扫墓者，为旧坟添新土、清杂草，挣些辛苦钱。见到扫墓者第一句话就问：“什么字多少号，我带您去找。”来者说：“多、快、好、省都有。”农民工前头带路，说：“咱们按顺序，从‘多’字开始吧。”也有的扫墓者特忌讳“争”“上”“多”“快”这几个字，谁愿意家人争着死、上前死、死得多、死得快呀，就换一种说法：“第1个字××号”或“第2个字××号”。打工者心领神会：“明白，跟我走吧。”某家比较幸运，其父1959年10月辞世后，遗体葬在“省”字区，也是巧合，其后40年内家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亡故。人们开玩笑地说：“他们家碰上了‘省’字这块风水宝地，省着死，多好呀!”这块土葬公墓存在40多年后，因城市扩建已于前两年推平改葬。但遗骸火化后的登记顺序号仍是“总路线”那12个字。看来上帝那边也不得不服从“总路线”的口号，按顺序接待了。

还有一个听来的真实故事。某地公墓扩建，在新的入口处，临时搭建一个牌楼，正面用红布书写一副对联，上联为“跃进跃进大跃进”;下联是“增产增产再增产”。横批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也许是天意难测，不幸而言中，两年后渡荒，这个公墓果然爆满，争了上游。多年以后，一些计划生育的标语，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贴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内容是：“生产搞上去，人口降下来。”误会巧合，实在是文不对题，令人哭笑不得。

为首用“跃进”一词的人颁发博士头衔

1957年末“反右派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552877人。1959年又补漏一批，右派总数约为百万人左右，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10%—20%。抓右派告一段落，反右倾仍在继续。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中提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中央某领导赞扬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并在有关这篇社论的批语中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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