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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心理:理性化的颠覆者|冯克利

冯克利 少数派悦读 2022-03-19


冯克利,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译有《民主新论》、《学术与政治》、《政治的浪漫派》、《宪政经济学》、《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经济、科学与政治》、《致命的自负》等;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等。


理性化的颠覆者

——读《群氓的时代》



如果回顾一下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从19世纪向20世纪转折之际,可以称为这门学科的“轴心时代”。正是在这个时期,两种最重要的心理学基础理论同时诞生。


第一种心理学即一般人熟知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弗氏为了解释自己在临床经验中观察到的一些病态的精神现象,在概念建构上表现出非凡的创新能力,他发明了好多至今为人熟知的概念:伊德(id)、里比多、无意识、恋母情结、神经机能症(neurosis)等等。他那些惊世骇俗的作品,使心理分析师在现代人的情感危机中几乎可以取代教会牧师的位置。由于这门学问被作者本人和大量弗迷们扩展到领悟人生的各个领域,还催生出一大批品色参差不等、种类繁多的作品。


同弗洛伊德相比,由两位法国人勒庞和塔德开创的“群体心理学”,不但用语朴素,知名度也相对较低。他们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独创一套话语体系,大体上只用常规语言和传统的社会学罗列法,读起来要比弗洛伊德轻松很多,但其弱点在于不能如弗氏学说那样可以给神秘怪异的个性张目,扮演冲决陈规陋习的巨大动力,所以除了一些政客、野心家和社会学家对它感兴趣外,一般人好像宁肯采取眼不见为净的态度。


这两种心理学,其一着眼于个体心理因素与“异常行为”的关联,其二则专注于“正常”个体聚集成群后发生的可怕的心理变态。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揭示了人类心理中存在着某些不受理性原则支配的强大因素。这两种心理学一度风行于世,似乎在一夜之间使理性主义的传统科学变成神话,又把往日的神话因素纳入科学解释,由此形成了一股解构18世纪以来欧洲理性主义的强大洪流。


自弗洛伊德的学说问世以来,姑不论那些只为迎合偷窥癖的三流作品,出于一些更严肃的考虑,用他的心理分析法研究大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如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著作,也一直不绝如缕。其原因我们不难推断,这种人所导致的并不是描述心理变态的小说或绘画,而是改变和毁灭了千百万人的命运。而群体心理学又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追究上帝或先知,还得问责于信众。要想真正弄明白有关的大事件,只搞心理学的个人问责制是不够的。英雄不但具备独一无二的禀赋,也是由嚣聚于他身边的人群所造就。这么说吧,不借助于个体心理学,也许不能彻底认清有人为何要杀人如麻;没有群体心理学,则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何仍会有那么多人认为他不但做得正确,而且伟大无比。




记得四年前为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写一篇序言时,在翻查资料上颇费周折。若是当初手头有这本《群氓的时代》,想必会省下不少功夫,甚至可以干脆就不必去写。莫斯科维奇的这本书把勒庞、塔德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了细致而系统的梳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群众心理学理论的全景图。由于大部分内容是以作者在卢万大学的演讲为基础写成,所以读起来也不像理论专著那样枯燥无味。


正如他在导论中所说,自群体心理学诞生一百年来,这门学问所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后来的著述也许少了些粗糙,多了些精致,但无论问题还是答案,依然没有超出勒庞等人建立起来的框架。大体说来,由他们建立的这种理论,皆强调心理因素在集体行为中的首要作用。与传统的政治或经济学说——不管是左翼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假设相反,他们通过揭示群体对理智的蔑视和对暴力的嗜好,用心理学的事实砸烂了“我们的梦幻工厂”。


在这门学科的建立上,勒庞有着无可动摇的祖师地位。用作者的分类,他就像马克思、孔德、达尔文和施宾格勒一样,属于那种学术体制外的天才,加之其显而易见的右派立场,受到法国学术界的排斥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身后的寂寞却与他的读者同样引人瞩目:从希特勒、墨索里尼到戴高乐和西奥多•罗斯福,从索雷尔、熊彼特到法兰克福学派和阿伦特,都对他的创见赞赏有加。无论他的著作按学术标准看是多么粗糙,他不但为后来的群体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完整的基本范畴,并且文笔洗炼畅达,直抒胸臆,可以给人带来阅读荒诞剧的快感。


在塔德和勒庞之间,因为两人的学说过于相似,曾发生过一场谁是群体心理学首创者的笔墨官司。但是塔德自有他的贡献在,他对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发掘,并对“交流”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充满洞见,当代一些“大众文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只是其思想的翻版。他笔下的现代社会的“交流”,同哈贝马斯推崇的“理性交往”相反,只会把孤独状态下的理性人更迅速地改造成智力低下的群体。按他的理解,自从报纸这类媒体普及以来,一个坐在家里读社论时评或广告的人,与中世纪农舍里的村夫已经大不相同,他同千千万万的个人形成了一个“隐形群体”,同属于某个中心,随时能够走上街头。他们或是去看娱乐?像的演出,或是筑街垒举标语,但原因都是一样的。


与以上两人相比,弗洛伊德只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尾随者,算不得开山之人。《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是弗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勒庞著作的双重刺激下写成,他用“爱欲”和“恋父情结”之类自己特有的概念去解释勒庞,试图把后者的思想纳入自己的精神分析体系。他在起点上有着与勒庞和塔德截然不同的理论预设,在后两人看来,孤独的个体还算正常而理性,只是到了群体中才会变得扭曲,他则认为个体的心理如果健全,那么到了群体中也没有出毛病的道理。所以他似乎又把群体心理还原为个体心理了。


说起来,在勒庞或弗洛伊德之前,有关群众心理学的思想并非不见于文献史。苏格拉底就是死于被他“说话太有道理”所激怒的雅典民众;马基雅维里在给他的“新君主”献计时也说,人皆善于“忘恩负义、反复无常、装模作样、虚情假义”,所以统治者与其博取众人爱戴,不如令其恐惧更安全。显然,这些话与群体心理学中那些洋洋洒洒的叙述相距不远。17世纪的英国普通法法官会说,他在断案时既不能听命于国王,更不能屈从于下院和民众的意见;美国的联邦党人既知道存天理不能也不必灭人欲的道理,也晓得建立自由政体不能全靠统治者的个人品质和公民美德。他们虽没有明确表述群众心理学的原理,却都暗示着对英雄和民众组织健全社会的深刻怀疑。


但是,近代以前的世界在精神和制度权威的稳定性方面远非今日能比,而动员民众的手段较之现代社会则大为逊色,故历史依然可以主要由帝王将相或宗教先知来书写。从这个角度说,群众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是与宣传的技术手段的进展分不开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价值世界的认同对象——各种“教义”——飘忽不定,表现出强烈的时尚化趋势,这就为心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人提供了巨大机会。尤其是在失败导致集体恐惧症时,在人们都觉得需要变革而又不知如何变革时,在为生活空虚或认同失败寻找替代品时,我们都会感到迫切需要“魅力领袖”的出现。今天,无论是政客还是广告策划,经销商还是演艺明星,都在揣度群众心理,因为只有群众能为他们提供权力的正当性,提供金钱和名声。对于前一种人,我们在了解了“群众心理”之后,不可不警惕他变成一个事事绕开成规尤其是独立的法律程序,直接发动民众的英雄。至于那些只为个人博取经济利益者,政治运动中的“群众人”在他们眼里已然成为马尔库塞笔下不长出息的“消费大众”,所以只要遵守游戏的规矩,学习和运用一下群众心理学,比如找来各路名流充当一时的“消费领袖”,应无大碍。


不过,有一点是这两种人都值得牢记在心的。正如艾略特所说,人这种动物承受真相的能力很有限。遁入虚幻之境是他消除痛苦最有效的心理机制之一,所以他喜欢那些折射出某种集体幻觉的东西。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这种喜爱总是短暂的。韦伯把它视为魅力领袖的事业逃不掉“平庸化”命运的根源;用莫斯科维奇的比喻来说则是,私奔时的激情澎湃,远不如婚姻的恬淡来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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