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李劼:最愚昧的往往是读书人


文、采访/ 钟瑜婷

来源:新周刊


写作不是为了生存,相反,生存是为了能够写作。汉语写作的最大困境,恐怕在于写作的生存意味太强了。不少当年的先锋作家,其才华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卖。


父母皆为工人,自幼酷爱读书,以致家父一再抱怨:你生错了人家,应该生在书香门第才是。那时,我也觉得自己会不会是投错胎了。及至年长,见识不少书香门第出来的各色人等,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幸运。华夏民族当中,最愚昧的并不是不读书的人,而往往是读书人。过去有说,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发现,人生识字愚昧起。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身上未必一定有书香味。就算有书香味,通常也是文弱得不行。更不消说,在一部由枭雄主宰的历史当中,书香气的浓淡远远比不上精神骨骼的健壮与否更为重要。嵇康能够临刑抚琴,不是因为书香气浓得化不开,而是骨骼非常健壮。


有人说我的《中国文化冷风景》颠覆了整个历史,其实首先颠覆的,恰好就是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倘若生在书香门第,没准就跟众人一样,沿着那个传统顺顺当当地香过来了。就算出格一些,也不过像钱锺书那样,将读书心得做成一部《管锥编》,显示一下如何博闻强记。幸好没有投胎书香门第,天然一介边缘书生,才没有被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所左右,才能够从《山海经》和《河图洛书》这两个华夏文化的源头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连同中国历史。


还有那部论《红楼梦》的专著,也是如此,因为小时候读不到,也不了解红学泛滥到什么程度,所以才得以别开生面。有许多读者都是从阅读此著开始进入我的文字世界的。


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类豪言壮语的。人都没了,还照什么汗青?


我小时候非常柔弱,不会打架,也不会跟人吵架,一点都不顽皮,中规中矩得不行,并非人们如今印象中那个一直以强硬的姿态面对世界的人。后来怎么会变得强硬的?这可能也是我对自己的提问。也许是我辈生不逢时的缘故吧,长身体的时候碰上大饥荒,长知识的时候碰上“文革”,谈恋爱的时候被要求晚恋晚婚,成家立业的时候没有住房。具体到我自己身上,改革开放的时候,沉缅书海,不懂得为自己捞钱;学府执教的当口,又正好幸逢不得不表示一下良心的时刻,然后当了十几年的讲师。所有应该得到的全部错过了。蓦然回首,教过的学生都成了教授了,自己依然站在起跑线上。到了海外,又不无惊讶地发现,但凡中国人出没的地方,无论学府还是传媒还是什么,游戏规则全都一样,就连潜规则也一样。你们问我身份认同,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有身份。能够证明我身份的,不过是一本美国护照和一张美国驾照。既不愿与难民为伍,也不想高攀知识分子行列。曾想自比伯夷叔齐,可是翻开历史一查,史书上写着,人家是贵族,不是工人家庭出身的。以前高校里胡乱混着,还可以跟在人家后面自称贫下中教,如今连这个称呼都自行放弃了。过去读美国小说《隐形人》觉得很好玩,哪曾想,自己也成了隐形人。落到这种地步,你们说说看,不强硬,还活得下去么?


好在我不算怎么孤独,总有些朋友可以说说话。与其说是因为写了几十本书,不如说是因为有了网络世界。倘若不是因为网络传播的缘故,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个叫做李劼的人存在。那几十本书,就算将来出版了,也跟我本人毫无关系。因为那时很可能我已不在人世。死去元知万事空。人死了,书虽然还会继续活着,但跟作者本人却毫不相干了。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类豪言壮语的。人都没了,还照什么汗青?


《金刚经》里有说,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的尴尬在于,想着相都没法着。我有什么相呢?无相可言。但正因为无相可言,所以下笔没有任何束缚,自说自话,天马行空。前不久网络上流传我那篇谈论北京文人墨客的文章,你们问我是否得罪人。其实你们看看我在《枭雄与士林》一书(即台湾版《百年风雨》)里如何臧否20世纪那些政治领袖和文化泰斗,就应该知道,我对文学名人的评说,算是很客气的。再读读我怎么谈论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演变,读读我如何月旦先秦诸子的高低优劣,读读我如何调侃乔伊斯那么顶级作家的文字,就可以明白,北京城里也罢,上海滩上也罢,那些个诗人作家,只要提到名字,不管褒贬如何,其实都是抬举了。有位局外人的海外作家就曾指出,我的《文学备忘录》提了太多不值得谈论的文人墨客。


有人将我比作持笔笑傲江湖的人物。我确实喜欢侠客。但在文字间的那些酣畅淋漓、快意驰骋,似乎并非本性。但凡跟我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觉得,区区性本和善。偶尔出言不逊也是童言无忌,并且往往是说了别人都不肯说的话。


精神困境恐怕是一种富贵病吧。像我这一贫如洗之人,想染还染不上呢。


我的写作,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思想的,主要由论著和评论构成;一类是审美的,主要体现在小说写作里,尤其是上海三部曲和三部历史小说里。网络上流传的评说北京文人墨客那样的文章,在我的写作中,占的比例很小,并且很不重要。


过惯了校园生活,一下子沦落纽约街头,起初有些不习惯。那感觉就是空空荡荡。殊不知,正是那样的空空荡荡,突然发现自己空前地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根本不在乎听众的有无,完全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里。自己写给自己看的论著,是最精彩的;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故事,是最好听的。仅一年半的时间,我就写了三部历史小说,一部40万字,一部60多万字,最后一部20多万字。从来就没有那么开心过。即便悲剧,也悲剧得痛快淋漓。一面写,一面流泪,面对那些自己虚构的人物悲痛欲绝。


我其实很想跟大家谈谈小说,除了我自己的除了曹雪芹的,还有许多小说家,都是我非常想谈论的。我很迷恋小说叙事艺术。我尊敬所有在叙事艺术上有贡献哪怕有独到之处的同行。尤其是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或者卡尔维诺,还有福克纳,等等。


我的宗旨是,写作不是为了生存,相反,生存是为了能够写作。汉语写作的最大困境,恐怕在于写作的生存意味太强了。不少当年的先锋作家,其才华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卖。你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大家其实都活得很可怜,我的意思是,从我的角度看为生存而写作的同行,很可怜。而从他们的角度看我,也会觉得我很可怜。因为我一无所有。他们拥有的名声地位职称房子票子车子娘子孩子,我全都没有。到底谁可怜呢?只能互相可怜了。这就好比当你可怜卖笑女时,得小心人家一旦傍上高官大款后反过来可怜你。把文人聚到一起的什么会,弄不好就成了青楼。所以我曾对诸多在文学上成名成家的人,咕哝过一声“妓院”,提醒他们小心成为青楼中人。


你们问我,精神上有什么困境,这恐怕是一种富贵病吧。像我这一贫如洗之人,想染还染不上呢。倘若我像当今学府的许多学者教授,盲目追随德里达、萨义德,也许我会陷入困境。假如我迷失在某种意识形态幻觉里,可能会有困境。但我如今是个连着相都无处可着之人,还可能会被什么困境打扰么?


当今汉语写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应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文艺复兴。


人生一世,最终是个选择的结果。选择有时是意识到的,有时是下意识的。除了从农场考上大学是我强烈地意识到的之外,挺身而出,异国他乡,都是下意识的。因为华夏民族有《山海经》人物传下的担当传统,所以血脉里会有担当的冲动。担当过后的悄然离去,也是有传统的。不求回报。这一切在古代都是无言的,不言而喻的。


这阵子家母病危,无法回去探视相伴,经常思念得苦。印度禅师有言,所谓菩萨般的人物,并非被供在寺庙里,而是在日常人生里不声不响地活在当下,无欲无求,不给他人压力,像一阵微风般拂过。这番描述,正是我母亲的写照。真是说来惭愧,以前一直没有读懂过我母亲,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纺织女工。直到她老人家病危,才猛然意识到,母亲此生,淡如水,轻如风。倘若说,我的无相是生存所迫,那么以后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母亲的轻淡了。


曾写过两篇有关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文章。有人质疑说,中国哪有文艺复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的回答是,当今汉语写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应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文艺复兴。这根本不需要谈论不谈论的。当然了,中国式文艺复兴最早最典型的历史地标,是《红楼梦》。再当然了,这样的复兴,跟曹雪芹那样的人物,毫无关系。人家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而已。复兴不复兴的,只跟民族有关,跟个人无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人,我又很不愿意谈论文艺复兴。与我何干?等到大家全都复兴去了,我惟有悄悄地走开。放心好了,一片云彩都不会带走的,全部归你们。


你们问我,如此异国他乡的,是幸,还是不幸,我只能回答说,生存不幸写作幸。上苍待我不薄。这16年来,我写了20多本书。其中包括6部专著和9部长篇小说。但不要以为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恰好相反,我觉得空空荡荡。这些文字,一旦问世,就像长大的儿女一样,都不再专属于我,而属于整个读者世界。


遥想当年,坐在农场的考场里应考时,多么向往学府生涯。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也确实享受了一下自由自在的学术空气。但好景不长。到了海外之后,曾满心以为,美国的学府应该是大有作为之地。结果在海外东亚系里转了圈,看了眼,不瞒你们说,远不如80年代的一些中国高校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十几年过去,回首当年,倒吸一口凉气。幸亏没有入伙海外东亚系。


【作家简介】李劼,生于1955年,本名陆伟民,学者、作家。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文学硕士,1987年留校任教。现旅居美国。著有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论红楼梦: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中国文化冷风景》、《丽娃河》等。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